毛主席遭遇“挨骂事件”后，并未就事论事处理该事件，而是以此为契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积极从中吸取教训，将其作为克服中共党内官僚主义，重视经济工作和制定正确政策等问题的典型案例，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夕及会议期间反复提及和强调。
陕北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实现转折的关键地区。曾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对这块圣地进行过高度评价：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党中央指挥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1]
但是，在这块被一些人看作“地瘠民贫”的广袤土地上扎根生存也绝非易事。除了国民党顽固派方面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外，边区内部自身的形势也比较严峻：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经济落后，文化闭塞，人畜死亡率很高”。人口仅一百五十万。“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2]。
陕甘宁边区经济形势逐渐严峻
加重了边区群众负担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万众瞩目的革命圣地，大批追求进步、追求民族解放的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涌入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加上当时在陕甘宁边区的中共党政军机关、各人民团体等机构，造成脱产人员猛增，出现了“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问题。这些新变化逐渐加重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非生产性脱产人员逐渐增多。
“1937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仅一万四千人，1938年亦仅一万六千人。1939年后，主要是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发动两次反共摩擦，用重兵包围边区，并伺机大举进攻。我们被迫从前线陆续调回军队，保卫边区。边区脱产人员（主要是军队）即从1939年起直线上升，计：1939年四万九千人，1940年六万一千人，1941年七万三千人”[3]。
这些变化推动这块根据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也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希望和进步的象征，但是这也在无形中给边区增加了比较严重的经济负担。这些经济负担随着抗战由防御阶段转入相持阶段，尤其是国共关系恶化而日益严重。
1940年和1941年，中共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遭遇了空前的物质困难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状况也日益困难。正如毛泽东1942年回忆边区经济时所讲：
“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4]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支也发生了很大问题：陕甘宁边区脱产人员激增，而当时的财政收入却锐减。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存在一个很大弱点，就是依赖外援。外援（包括海外华侨的捐款、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等）在边区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极大。据统计，外援所占的比重：1938年为百分之五十一点六，1939年为百分之八十五点七九，1940年为百分之七十四点七。1940年10月起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实行断邮，外援也大部断绝。”
这就造成边区群众负担不断加重。
“1937年征收公粮一万四千石（一石为三百斤），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一点二八，每人平均负担仅一升，是很轻的。以后逐年增加，1938年一万五千石，1939年六万石，1940年十万石，1941年激增至二十万石。”[5]
那么征粮数量的不断提升意味着什么呢？李维汉对此曾有过评论：
“这个二十万石说明了什么问题呢？第一，它说明公粮已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三点八，比1937年只占百分之一点二八，增加了十多倍。第二，它说明每人平均负担已达一斗四升，比1937年只负担一升，也增加了十多倍。人民负担确实重了，党内外反应强烈，党中央、西北局极为关怀。”[6]
应该说，此时如何解决群众经济负担过重问题，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已经成为严重影响党（政）群关系的政治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那将严重影响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实践局部执政的顺利推进。
边区政府会议意外遭雷击
与毛泽东遭遇“挨骂事件”
如何减轻陕甘宁边区群众过重的经济负担，已成为当时中共高层较为关注和重视的问题。但是就在这个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故，从而诱发某些群众开始公开表达不满。其中有些言辞较为激烈者甚至将批评的对象直指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1941年6月3日，这个极为平凡的日子却发生了一件在边区颇有影响的事情。时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的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
“天未明时微雨，上午阴，沿杜甫川行约二里，庄稼好的已四、五寸，比农场还好，有一家放牧毛驴四十余。至十一时回居住地。五时往山下看麦，见西方天黑，欲雨即回，才及门大雨至。惜下得不久，入地六寸余，然庄稼得此很好。”[7]
从谢觉哉此段日记的记录中似乎看不出当天有什么特殊情况出现。但是这一天在陕甘宁边区确实发生了一件重大的意外事故，只不过谢觉哉是在第二天才从妻子王定国口中得知的消息。谢觉哉在6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定国来，知昨日下午大雨时边府会议室触雷电，县长联席会正在开会，有八人中电，延川县代县长（现四科科长）李彩云最重，当即身死，今晨汽车运回灵柩，明下午在边府开追悼会，真不测之祸也。”
得知这场意外事故后，谢觉哉非常痛心地写下一幅挽联，哀悼遭遇不测的李彩云：
“电花飞处失元良。造物何残？人命何脆？延水之傍伤逝者。积勋在国，遗爱在民。”[8]
中共西北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此事进行了妥善处理，当时也未引起大的波动。这可以从谢觉哉6月5日的日记中有所反映：
“上午晒太阳，洗澡。午后回边府去参加李彩云同志的追悼会，至则知会要晚餐后才开。受伤的三位同志大体已愈。”[9]
但是这件事情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却引发了一件较为轰动的大事件。当时在陕甘宁边区工作、时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对此有较为详细的回忆：
“一九四二年八月（时间记忆有误，应为1941年6月—引者注）的一天，边区政府小礼堂正在开征粮会议，各县县长参加，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主持会议。这时，天正下大雨，忽然一声雷响，礼堂的一根木柱子被劈断了，延川代县长刘彩云（姓名有误，应为李彩云—引者注）同志不幸触电而死。这件事传出后，有的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毛主席？！”[10]
事情传开后，毛泽东迅速知道了此事。而毛泽东如何处置这件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又直接指向自己的事件，一时间便成为当时党内外瞩目的一个重要聚焦点。
“挨骂事件”后毛泽东对此事的处理
毛泽东在获悉自己挨骂的事件之后，否定了保卫部门将其视为反革命事件的处理意见，并未去追查骂自己的人，也没有去抓所谓“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事情原委。在得知是因为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后，毛泽东积极行动，关注边区经济生产，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改善中共党政与群众的关系。
毛泽东迅速获悉了群众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的详情，并进行了妥善处理。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师哲回忆：
“高岗担任了中共西北局书记后，经常向主席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如众所周知的，一个农民说：‘怎么雷公不劈死毛泽东。’保安处的同志要将这个农民逮捕。高岗反映给主席，毛主席马上命令边区政府减少三分之一的征粮数，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并下令释放这个农民。”[11]
习仲勋回忆
“这话传到毛主席耳里，毛主席并没有叫人去追查骂自己的人，更没有去抓什么‘反革命’，而是向干部了解‘骂’的原因。原来，边区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重，群众有意见，便借‘劈雷’一事，发泄不满。毛主席知道原委后，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公粮任务从二十万担（每担三百斤）减至十六万担。这件事的处理，使党群关系更加亲近，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此后，毛主席还经常拿这件事教育干部要关心群众生产。”[12]
在这之后，毛泽东将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边区经济问题上面，对边区经济问题高度关切，并具体指示要切实关注减轻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1941年6月13日，毛泽东致信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对边区财政预算问题表示：
“此类情况，以后请随时通知我，我虽不能为你分忧，但人事调整方面可多少帮你的忙。”
15日，毛泽东又在这封尚未发出的信上对经济问题给出了许多具体指示[13]。8月6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对经济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亮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解决了两个问题。”[14]
8月9日，毛泽东再次致信谢觉哉，对即将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总结会议提出意见建议，指出：
“准备开的总结会议是积极的，非单为辩论个别问题，请准备一积极建议，包括全部财经问题，分列若干条，今年如何办，明年如何办，均列入之，拟好时请交我，以便先加研究，交换意见，然后讨论。”[15]
8月22日，毛泽东又一次致信谢觉哉，与其交换对陕甘宁边区经济问题的意见。毛泽东强调：
“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是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16]
1942年8月19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陈正人：
“今天所谈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以后检查（点验）精简，而精简包括精少、效力、统一诸方面。”[17]
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为西北高干会准备的材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强调：
“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18]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关注和重视。
在毛泽东的悉心指导下，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逐渐探索并贯彻了积极的经济政策，推动陕甘宁边区经济逐渐从困境之中恢复生机。中国共产党的威信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边区再创新高。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也成为人民群众歌颂的对象，歌曲《东方红》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毛泽东对“挨骂事件”的反思
毛泽东遭遇“挨骂事件”后，并未就事论事处理该事件，而是以此为契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反思，积极从中吸取教训，将其作为克服中共党内官僚主义，重视经济工作和制定正确政策等问题的典型案例，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夕及会议期间反复提及和强调。
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夕及会议期间，毛泽东三次提起“挨骂事件”，从三个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和阐释。首先，毛泽东借“挨骂事件”向全党提出了如何克服中共领导工作中官僚主义的问题。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指出：
“小广播就不同，这需要搜集并加以分析。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有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19]
其次，毛泽东借此事件向全党提出必须重视经济工作。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口头报告时强调：
“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20]
最后，毛泽东以此向全党说明了如何才能正确制定政策问题。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总结发言时剖析：
“说什么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些都是闲话，对这些话我怎么看呢？为什么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说这个话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地方是边区，那年边区公粮征收二十万石，还要运公盐六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因为我也主张征收二十万石公粮，主张去运盐。当时不运盐也不行，但是运得久了就不好。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二年公粮减少了，一九四三年也减少了，这就解决了问题。”“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是有原因的”，（因此）“要分析这些原因，要解决问题。”[21]
中国革命是在曲折前进中最终取得胜利的，对于革命规律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对此有深刻认识：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
因此
“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22]。
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类似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
“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产生，到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23]
直到后来逐渐摸索才掌握了经济建设的规律，进而克服了前进中存在的困难。毛泽东的上述讲话不但对我们认识毛泽东“挨骂事件”有反思，也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的认识，还对我们如何提高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统一的认识论有重要启示。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陕北十三年，既高瞻远瞩，总揽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情况，同时也非常关注边区这块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和发展。尤其是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更是善于察微知著，以小见大，抓住具有普遍性的具体事件，从细微事件中捕捉民间疾苦，顺应民心，进而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经过艰苦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对边区的发展和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注 释：
[1][2][3][5][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页，第383页，第385页，第385页，第385页。
[4]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7][8][9]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4页，第314页，第315页。
[10][12]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1978年12月20日），《习仲勋文集》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35页，第435页。
[11]师哲口述、李海文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158页。[13]毛泽东：《致林伯渠》（1941年6月13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5—156页。
[14]毛泽东：《关于财经建设的基本方针给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6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15]毛泽东：《致谢觉哉》（1941年8月9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16]毛泽东：《致谢觉哉》（1941年8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169页。
[17]毛泽东：《致谢觉哉、陈正人》（1941年8月19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169页。
[18]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页。
[19]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285页。
[20][23]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页，第338页。
[2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3—404页。
[22]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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