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是一场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决战。这场战争之所以能够避免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悲惨结局，是因为这时的中国已不是晚清时期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可以肆意妄为的中国，也不是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时的中国，而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有了一个走向成熟了的共产党的领导。经过遵义会议，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已经能够独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民族斗争中制定无产阶级的正确策略，主要是：通过倡导全民族统一战线和广泛的人民战争开辟了弱国战胜强国的有效途径，在统一战线内部正确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从而保证了在民族战争中实现人民胜利的前途。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贡献，为我们维护民族独立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历史经验。
一
发生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抗击东方帝国主义头号强国的战争。中日两国之间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对比悬殊，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势下，哪一个阶级，哪一个党派，能够正确地提出坚持抗战并能取得胜利的政治方略和军事方略，并模范实践之，谁就是这场战争的实际上的指导者，谁就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以自己的正确主张和先锋模范作用，毫无愧色地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
抗战前夕的中国，长期陷人政治分裂和内战不已的严重局面，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把全国大部兵力用于“剿共”，而对日本步步进逼的武装侵略则采取不抵抗政策，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到半年时间，就使占国土２７％的东北地区沦陷，华北告急。因此，在寇深日亟的情势下，停止内战，争取一个统一的中国一致对外，成为发动中国人民抗战、挽救民族危机的先决条件。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引下，瓦窑堡会议改变了过去关门主义的错误路线，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根据时局的发展，及时地将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成为扭转时局的枢纽。经过艰苦的谈判和斗争，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结束了长期内战的局面，为实现全国性抗战提供了有效的保证。尽管蒋介石这时仍然坚持一党私利，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有效合作未能完全实现，但中共始终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相忍为国，正确地坚持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持下来。毛泽东对国共第二次合作给予了极髙的评价，认为：
“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毛泽东根据中日战争双方的特点，基于在这场战争中能够有效地发挥我们的优势、抑制敌军的强势，及时地将党的军事战略方针从国内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早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主力红军的战略方针，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在日本占领区则要“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并且第一次提出“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１９３７年８月１日，毛泽东、洛甫联名致电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等，指出目前红军作战方针是
“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明确提出了红军改编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在同年８月下旬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把它确定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他明确指出：执行这条方针，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的兵团作战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是我们的重点还是山地，因为红军依靠山地创造根据地进行斗争，依托比较好。实行这个方针就是说，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执行相当的独立自主。什么叫游击战争。就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贏就跑。什么叫山地。就是创造根据地。这就科学地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内涵，明确了它的特点和基本任务。从战略高度指明了这一方针的重要意义。毫无疑义，这是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坚持长期抗战的唯一正确方针。在抗日战争进行十个月之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又进一步把我军的战略方针概括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提法上更加全面和完善了，从而为坚持敌后抗战和发展人民抗战力量确定了正确的方向。
当时正处在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就准确地把握了客观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依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地改变自己的战略，使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方针“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这深刻反映了在遵义会议之后，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成熟和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能力。实行战略转变的必要性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全党所认识的，而是“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为此，毛泽东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坚持了党的正确的军事战略。后来彭德怀对这次战略转变作过这样的回顾：
“这一点，我们又要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远见。抗战开始不久，他就提出坚持敌后军事斗争的指导原则，‘基本的游击战，及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以代替内战时代的旧原则，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惜，在华北各个地区对这一新的指导原则，或多或少地都认识得不深刻。”
这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从军事学和古今中外战争史上说，游击战争是属于小规模的、配合作战的战术问题，毛泽东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友我情况的变化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的特点，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地位，这是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伟大创造。
所谓战略问题，就是指涉及战争全局的、而不只是局部性的问题。抗日游击战争之所以成为一个战略问题，这是因为它同一般游击战争相比较，抗日游击战争具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和作用，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它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具有空前广泛性的人民战争，从地域上看，抗日游击战争涉及敌人占领的华北、华中、华南以及东北广大地区；同时，由于中日战争的性质和中国所处的进步的时代，决定了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有亿万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的规模空前的伟业；它不只是一种战争的形式，而且更主要的是党动员群众、武装群众的重要组织形式。以各种游击战争的形式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伟大创造。这种全国性的、全民族的人民战争，是全面抗战路线的真正体现，关系到整个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因而必然关系到战争的全局。其次，抗日游击战争不同于一般的游击战争，主要的任务不是配合正规军（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役作战，而是在战略外线即敌后单独作战。既是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又是以正规兵团为骨干的游击战争，有自己独立的一套战略战术，从而使游击战争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超越了原来意义上的游击战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髙度。这样独立性的特点，使抗日游击战争当然会影响抗日战争的规模，并使敌后战场逐步成长为坚持抗战的主战场。再者，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抗日游击战争不仅要担负在敌后独立作战的任务，还必须担负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向运动战发展并准备反攻等项任务。由上可见，这样的游击战争显然是远远超出了战术的范围，而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最后胜利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由此可见，毛泽东确立的军事战略转变和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理论，从实践上解决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无产阶级斗争的道路，解决了一个半殖民地大国弱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人民战争以通向胜利的道路。
抗战初期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深远意义和伟大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
“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
这就是说，它不但是从抗日战争的全局，而且也是从中国革命发展的全局，是从政治战略的高度作出的。在毛泽东看来，抗日战争是民主革命内在的一个阶段，而不是附加的、与其无关的，党的政治和军事战略都必须同中国革命的总体任务相联接，因而，党的军事战略转变对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的前途都关系极大。
如前所述，在这场对日的反侵略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强弱对比是明显的、突出的，但是，这还只具有表面的、暂时的性质，毛泽东指出：
“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
而这是具有长远的、决定的因素。中国抗战要避免近代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命运，就要充分发挥作为大国和反侵略战争正义性的优势，这就不但要在政治上形成全民族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要在军事上实行真正的人民战争。毛泽东指出：
“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人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其主要精神与作用就在于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从而把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和飞跃。抗日游击战争的实践证明，它有力地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和团结，成为一切破坏团结、企图妥协投降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并且创造了人民战争的空前奇观。在广大敌后战场上，实行军队和人民群众紧密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其主要精神与作用就在于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合的战争体制，最充分地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和创造力，创造出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麻雀战、围困战、村落战、水上游击战等灵活巧妙的游击战形式，组织了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雁翎队、敌后武工队等多种形式的游击队，在连续的、残酷的扫荡和反扫荡斗争中，有效地保存了自己，打击了敌人。正是这样，形成了炸不烂、摧不垮的广大的敌后战场，并通过积小胜为大胜，巩固和发展自己的阵地，坚持了持久抗战，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优势。抗日游击战争极大地发展了人民抗日力量，对于加速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极大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大大地发展了人民抗曰力量，这成为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据１９４５年９月的统计，人民军队的主力由１９３７年的４万多人发展到１２７万人，革命根据地由一个陕甘宁边区发展到１９个解放区，这些解放区包括中国西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区域，面积为１０４８０００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强，人口达到１２５５０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全国人民为之向往的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后来新中国的雏形。欣欣向荣的敌后解放区同日趋腐败的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历史表明，坚持敌后抗战和实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是正确地贯彻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政治路线，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创造光明中国的重要一环。
二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策略思想，这不仅关系到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且还直接关系到抗战的前途和中国的命运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因而，正确处理同同盟者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正确处理好同国民党、蒋介石的关系。
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应该讲两句话。其一，他是一个重要的朋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的是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而这时的蒋介石拥有全国性的政权，有２００多万军队，因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以正确的策略维持和发展这种统一战线的关系，是关系到抗日战争的全局问题。正因为这样，当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党不计前嫌，以民族利益为重，力主和平解决，为争取蒋介石下决心抗日起了决定性作用。在国共谈判中，既坚持原则，又作了必要的让步，使以国共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毛泽东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可以判断，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并说：国民党在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３８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自由。”因此，继续争取把蒋介石、国民党留在抗日阵营，对于争取抗战胜利有重要的意义。其二，蒋介石又是一个危险的朋友。他虽然下决心改变原来的不抵抗政策，表现了维护民族独立的态度，但这种转变仍然是以能够保持其一党专政的统治利益为转移，因而在适宜的气候和条件下仍然存在着妥协的倾向；他虽然改变公开反共的态度，同意接受中共倡导的国共第二次合作，但他十分畏惧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因而在一定情况下仍然会滋长限共、反共的倾向。在蒋介石那里，企图对日妥协必先反共，反共是为了实现对日妥协，因而妥协和反共倾向的滋长，就成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最大障碍。
事实上，日军占领武汉、广州后，由于占地甚广，使其小国少兵的弱点逐渐暴露出来，不得不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大规模进攻的态势，同时又被迫用更多的兵力对付占领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在这种情势下，蒋介石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１９３９年４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申继续抗战意向的同时，蒋介石提出抗战胜利的“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他说：
“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收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
这就是以放弃东北的领土主权为条件，来作为对日妥协的筹码。这是蒋介石摊出了准备寻求妥协的底牌。同时，会议还确定了“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表示对共产党“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此后，蒋介石连续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而他准备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由于共产党的及时揭露而流产。蒋介石在反共的同时，他的对日妥协倾向也时有表现。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使这种对日妥协未能实现，但蒋介石的反共和妥协的倾向严重威胁抗日战争的全局。
面对抗日统一战线内部这种复杂的局面，毛泽东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策略思想，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他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既反对只联合不斗争的右的错误，又反对只斗争不联合的“左”的错误。他坚定地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毛泽东采取这一策略方针，是以承认和把握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为前提，同时又要清醒地看到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它是建立在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关系的理论基础之上。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民族斗争中必须加以正确处理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毛泽东说：
“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又要看到，“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
这个观点深刻说明：第一，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民族斗争是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也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因此争取国民党抗日并使之坚持下去，是可能的；一切斗争都要服从并为了这个大局，一切斗争都要以不使统一战线破裂为原则。第二，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虽然不占主要地位，但不能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适当的、必要的阶级斗争是促进民族斗争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国共合作中，如果把合作变成了混一，看不到国共两党在抗战路线上的原则分歧，就会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水平上，就会丧失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性，就会把民族斗争引向失败。第三，指明这时的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就是说，阶级斗争是围绕着要不要抗战、如何进行抗战和抗战后的中国前途这样关乎民族斗争根本性的问题展开的，在这些根本问题上都要坚持正确的斗争策略，以利于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这样，正确地说明了民族斗争同阶级斗争之间的关系，既肯定在整个抗日斗争中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又指明必要的阶级斗争也是推动主要矛盾解决所不可缺少的条件，从而在实际斗争策略上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正确而巧妙地结合起来，既反对蒋介石的反共妥协倾向，又使之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
正是在这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相统一的理论基础上，毛泽东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保证了抗日统一战线沿着抗战、团结、进步的方向发展，有效地抑制了妥协、分裂和退步的倾向。
首先，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倡导并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要保证这场民族解放斗争不再重蹈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命运，关键在于人民群众的发动，使之成为真正的全民族战争，真正的人民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就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对付日本的进攻有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不同的前途。一个是坚持抗战的方针，坚决实行全国军队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一个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即不动员军队和人民群众，不给人民以民主自由，不改良好人们生活，保持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实行前一个方针和办法，其前途就一定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获得自由解放。如果实行后一个方针和办法，其结果必定得到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全中国，中国人民做牛马当奴隶的前途。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体现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国民党虽然在抗战初期进行了某些改革，但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这种改革是极不彻底的，是始终坚持片面抗战的路线。毛泽东曾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过具体的分析，他说：
“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虽然也带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
国民党战场过多的失地折兵并最终走向反面，都同这条错误的路线相关联的。因此，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全面抗战路线及其实践是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保证，体现了它在抗战中的政治指导作用。
其次，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原理，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情况，把独立性发展成为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是因为蒋介石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并没有彻底抛弃反共的立场，而且蓄意要在这种合作中溶化掉共产党。早在国共合作的谈判中，曾多次涉及合作的组织问题，都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他表示“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人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人国民党，我都欢迎”。认为这是唯一的办法，其他办法绝对办不到。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周恩来等见蒋介石时，蒋介石仍然表示“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他说：
“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
这就是蒋介石在八年抗战中一贯的顽固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毛泽东所说：
“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所以，毛泽东坚决地反对这时党内出现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它的主要表现是否认在统一战线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事实；轻视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人民军队，要求八路军配合国民党战场作战，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的身上；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要一切经过和服从蒋介石。对于这种软弱无能的思想，毛泽东进行了坚决批判，他尖锐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从而使我们党能够独立自主地在敌人的后方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能够独立自主地抵制国民党的干预，在敌后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和解放区。
再者，对蒋介石制造的反共军事摩擦，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随着蒋介石反共倾向的增长，国民党军队不但成建制的投降日军，搞罪恶的所谓“曲线救国”，以伪军的名义进攻解放区；而且在华中、华北和西北等地投入重兵，制造血案，对敌后抗日武装发动军事进攻，严重危及抗战大局。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为坚持抗战大计，毛泽东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理，即自卫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有利，即胜利的原则，对于顽固派的进攻，既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又要择其最嚣张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周恩来在七大曾回顾这时的斗争说：
“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被消灭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我们打了胜仗不骄傲，还是和他谈判。我们是相忍为国。”
有节，即休战的原则，蒋介石虽然反共，但毕竟还在抗战，所以斗争是为了有利于坚持抗战，应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前提，这就是斗争的暂时性。正是这种正确的斗争策略，既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反共的嚣张气焰，又维持了国共合作的局面，使形势朝着有利于持久抗战的方向发展。
三
在抗日战争中争取人民胜利的前途，使民族解放与阶级的、人民的解放相统一，这是毛泽东在抗日民族斗争中极其重要的无产阶级策略思想。
在毛泽东看来，抗日战争虽然主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历史时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不是附加的、与民主革命相脱节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党同大资产阶级英美派在共同抗日的目标下结成联盟关系，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但这绝不意味着是为大资产阶级吹喇叭、抬轿子，而是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原则立场，在民族斗争中广泛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争取有利于人民解放的胜利前途。毛泽东在七大提出：
“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实际上，这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是贯穿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
“由于在抗战时期正确地执行了我们党的路线，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战争，就把国民党挤到了那样一个地位，即影响低落，势力缩小，而把我们党放在了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着我们。”
这深刻说明，毛泽东从抗战一开始就自觉地以这样的思想为指导，抵制党内外一切错误思想的干扰，引导我们党在民族战争中要坚持自己的正确路线，争取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相统一的目标。
在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始终重视以党的纲领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教育全党，坚定共产党员应有的理想信念。这时的党经受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严峻考验，终于获得了从幼年走向成熟的伟大转变，获得了对民主革命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理论著述中，严厉驳斥了甚嚣一时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应该“取消”“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等等谬论，深刻阐明了近现代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系统地、充分地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毛泽东旗帜鲜明地亮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从理论上有力地驳斥和粉碎了国民党一切反共的论调，他指出，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中国革命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事实上，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这一深刻理论正确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极大地帮助了全党思想的统一和政策的统一，更好地在抗日战争中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回答了有些人要求我们党改名称的问题，他幽默地说：
“有人说我们党要改改名称才好，他们说我们的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不但蒋委员长来电报要我们改名称，中间派也劝我们改名称”，“很多美国人也要我们改名称，我们若是改了名称，他们就喜欢了”。
对此，毛泽东明确回答：
“我们党的名称还是不要改。我们的名称，中国人民是喜欢的”。这对于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指导现实斗争，是很有意义的。
毛泽东深知，要担负起上述伟大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司令官，即要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化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全面抗战开始时，我们党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严重挫折，共产党员仅剩下三万多人，但这是经过严峻考验和锻炼的精华，为党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骨干力量。这时，毛泽东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特别指出：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
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件“伟大的工程”，他为此在思想理论和实践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培育下，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而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确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是整风的中心内容。这次整风运动，从思想上清算了历史上对党的事业产生严重危害的教条主义错误，使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树立了密切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使全党获得了对中国革命规律的统一认识，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毛泽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他说：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并把这些作风作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毫无疑义，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的外在体现，是群众认识党的一面镜子。这是中国共产党突出的政治优势。经过毛泽东的培育和倡导，形成了这三大作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统一的党的学风，为保证党的正确领导、争取革命胜利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明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确立了正确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并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一切表明，这时的党已经是一个思想更加一致，队伍更加壮大，组织更加纯洁，并且形成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空前的团结，它已经成长成一个能够带领人民实现党的纲领、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和一切反动势力、建立新中国的党。“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就是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不应该继续是一个黑暗的中国，而应该是一个光明的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这是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但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根据抗战后期的国内形势，共产党提出了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即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为坚持国内的抗日团结、争取抗战胜利和过渡到战后的和平建国奠定基础。对于蒋介石，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中说：
“是请他洗脸，还是要割他的头。直到今天，我们述是请他洗脸，不割他的头”，“这个头割不得！还是执行‘洗脸政策’，请他修改他那个错误政策。至于他洗不洗。还要看，今天他不洗，到明天洗不洗呢。那很难说。”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要“给国民党留有余地”，要求他“洗脸改造”，即是“要改造国民党，改造国民政府，改造国民党的军队”。应当说，国共合作抗战，是给了蒋介石一个改弦更张的历史机遇，这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对他的希望。但由于蒋介石出于一党的私利，仍然坚持“限共”“反共”“溶共”的方针，特别是在抗战中后期，蒋介石的妥协、分裂、倒退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做了许多危害团结抗战、亲痛仇快的事情，皖南事变便是一个突出的实例。对于这种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他们是毫不隐晦的。１９４４年８月，国民党要员陈立夫在国民党员茶话会上放肆地说：“现在敌人是共产党，对共党只有杀，我已杀了他们高级干部二千几百几十几，普通党员二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了，怎么还有人说国共合作。”１９４５年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就是要动员其全党的力量，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在报告中说：
“党内诸同志常夸大中共力量……不知在某一定情况下，我们必消灭之”。大会声称：“与中共之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务，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的优势与环境”。
蒋介石这样做，完全把自己置于人民的对立面，同时也使他的政权迅速走向腐败。但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时候，他面对的已经不是１９２７年的中国共产党，而是在毛泽东领导下成熟了的中国共产党，是有了日益发展的人民革命力量并获得广大人民群众衷心的拥护。所以，在蒋介石举起屠刀的时候，就注定了它必定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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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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