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曾说：“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
青年时期的“三个半”朋友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化名“二十八画生”，向长沙各校发出征友启事，这个广告得到三个半人响应，一个是罗章龙，另外还有两个青年。为什么会有半个呢？因为有一个虽然响应但没有明确表态，此人叫李隆郅（即李立三）。
后来，毛泽东逐渐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主要有蔡和森、陈书农、何叔衡、萧子升、陈昌、陶毅、向警予、杨开慧等十来个人。毛泽东和这些有志青年成立了新民学会，随即加入的会员有何叔衡、熊瑾玎、李维汉、陈昌等9人。新民学会的发起、成立和发展，毛泽东得到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渗透着他为改造中国社会而寻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奋斗的思想，也使他看到群体的力量。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后来有不少人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
与“绿林好汉”交朋友
“八七”会议后，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到大上海时，瞿秋白力邀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就在那时，毛泽东很干脆地说：“我要上山下湖，到山林里去跟绿林好汉交朋友。”
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开始与井冈山的绿林首领袁文才、王佐交朋友。袁文才和王佐都是井冈山人，袁文才上过中学，有一定文化，曾加入过共产党；王佐出身裁缝，是袁文才的拜把兄弟。毛泽东到达茨坪，就高度重视对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的团结工作，他对袁、王有一个熟悉教育的过程，袁、王对毛泽东也有一个认识、信服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在朋友式的谈话、了解和熟悉中逐步完成的。
1928年初，中共前敌委决定，将袁文才、王佐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1师第2团，袁文才为团长兼第1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第2营营长，并派出一批干部任团参谋长和营、连党代表。不久，王佐加入了共产党。1928年4月，红四军成立，袁文才和王佐分别任红四军第11师第32团团长和副团长。他们率领部队先后参加了宁冈新城战斗、龙源口战斗和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等战斗，屡立战功。袁、王参加了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军队伍的艰苦斗争，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党外民主人士交朋友
毛泽东与宋庆龄相识，是在1926年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击国民党右派进攻之时。随着革命胜利的即将到来，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发电报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上海刚解放，毛泽东特派邓颖超怀揣他的亲笔信赴上海迎接宋庆龄来北京参加新政协。毛泽东在信中提出“建设大计，亟待商筹”。友情之真挚，态度之诚恳，行文之谦恭，跃然纸上，宋庆龄阅后深为感动。
毛泽东曾说：“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于法于情，毛泽东泾渭分明，对朋友讲义气，对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是很尊重的。建国初期，毛泽东集党务政务于一身，日理万机，尽管工作很忙，他还是抽出时间，在周总理的陪同下，登门拜访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等年长朋友。对他们的来访，毛泽东深谙中国传统礼仪，来迎去送，执礼甚恭，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放眼世界与外国人交朋友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也有一些外国朋友，比如马海德、爱泼斯坦、李敦白、史沫特莱等等。尤其与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关系更为密切，友谊长达几十年。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美国的进步作家，1946年，已经61岁的斯特朗第五次来华，并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来到延安。8月6日，她在杨家岭毛泽东的住所进行了访问。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谈论结束时已是子夜，毛泽东亲自打灯笼照明，把这位外国朋友送下山坡。斯特朗在延安一住就是8个月，其间她多次面见毛泽东，或一道聚餐、看京戏或跳舞。1958年，斯特朗来到中国定居，此后又多次会见毛泽东。
毛泽东从来没有忘记那些关心、支援过中国革命的外国朋友，他不仅对一切向中国表示友好的外国人士坦率、真诚、念念不忘，而且对有着共同信念、理想的兄弟党的领导人更是热情亲切和不拘形式。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个夏天，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远道来到中南海，在毛泽东家里做客，他坐在书房里，那时没有冷气设备，胡志明汗流满面，毛泽东立即递给他一条毛巾擦汗。毛泽东一边给胡志明摇着扇子，一边谈话。胡志明有些不好意思。毛泽东说：“别客气了，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嘛！”胡志明见毛泽东如此亲切随和，干脆脱去了汗衫，与毛泽东开怀畅谈起来。
像这样同毛泽东一见如故的外国领导人、将领还有很多。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英国前首相希恩、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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