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四九页
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七页
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已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一零页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六页
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二九页
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二三页
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五四页
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一零——五一一页
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一零页
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一四页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六一页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
《组织起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三六页
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一一页
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一一页
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一零页
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一零页
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六七--二六八页
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材，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把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到抗日和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一五页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五零页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五九页
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一九页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为人民服务》（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零三页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零六页
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都要学习。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六零页
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
《纪念白求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三--六五四页
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一三——五一四页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二——一三页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反对自由主义》（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三四七页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一零九七——一零九八页
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转摘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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