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穷困的人口生活得怎么样？在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这个问题似乎游离于很多人特别是都市人的视野之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尚有７０１７万贫困人口，约占农村居民的７．２％。
“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
１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２０２０年如期脱贫，向全国全世界立下了扶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军令状。
半年来，新华社派出９支调查小分队，分头前往中西部贫困地区，实地体察父老乡亲的生活状况。一方面，通过３０多年的扶贫攻坚，农村贫困面大幅缩小，贫困被赶进了“角落”里。另一方面，今后的扶贫不得不去啃最硬的“骨头”。那些最穷的地方，也正是底子最薄弱、条件最恶劣、工程最艰巨的贫困堡垒。
大凉山，一个贫困样本
推开一扇破旧的木门，记者让眼睛适应一会儿，才逐渐看清了屋内情形：屋子分成两半，左侧是牛圈，杂草上散落着牛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右侧是人住的地方，借着手机光亮才能看到床铺——一块木板搭在４摞砖头上。屋中央，地面摆了３块砖，上头架锅，底下烧柴，这就是炉灶。没有一张桌子，连个板凳都没见到。土墙被多年的炊烟熏得一片漆黑。
这，就是四川省大凉山区美姑县拉木阿觉乡马依村村民尔日书进的家。
锅里煮了些土豆，便是他一家５口的午餐，有的土豆已经发了芽。对他们来说，吃米饭和肉是一件奢侈的事。大米每１０天逢集时才能吃到；肉一年最多吃３次，分别是彝族过年、汉族春节及彝族火把节。
４５岁的尔日书进左眼失明了。睁眼时，只见红红的一片。
三年前，他发现眼睛有问题，却没钱去县医院看。有新农合可以报销医药费，但要个人先垫资才能报账，他垫不起。看病还要路费、生活费，对他来说这是一笔大开销。他就一直拖着，直到无法医治。
墙上有两张奖给“优秀少先队员”的桔色奖状，获奖者是尔日书进１４岁的大儿子。他家老二、老三都到了学龄，却没有上学，一脸懵懂地望着记者……
尔日书进的生活，是大凉山区贫困现状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扶贫工程一直在这片６万平方公里的高寒山区艰难推进。一些人利用政府的小额贷款、技能培训，开始跑运输、种花椒、搞养殖，或是外出打工，慢慢赚了钱。还有近５０万人从危房搬进了四川省重点民生工程“彝家新寨”。
然而，在总人口近５００万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绵延千百年的贫穷根深蒂固。
马依村有很多十来岁的孩子，三五成群地奔跑玩耍，似乎尽情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可村支书吉克石都的话却让记者难以释怀：这个村目前适龄儿童没有读书的有上百人！
衣食住行，样样令人心酸
“家徒四壁”常用来形容贫穷。可在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巴平村兰金华的家里，连一面严格意义上的“墙壁”都没有。
他和母亲住的茅草房已有几十年历史，是用树枝、竹片拼成的，缝隙里抹着些牛粪，寒风和光线从无数孔洞透进来。
一盏昏暗的灯泡下，柴草、杂物、简单的农具堆在一起。长年烟火凝成的一条条黑毛絮从房顶、木架上垂下来。角落里篾片围成的两个小窝，就是母子俩的“卧室”。
前一阵房顶漏雨，兰金华只好到隔壁弟弟家打地铺。弟弟的房子是几年前政府补贴２万元建的砖房，但至今没有门板，只挡了块竹编的薄片。
在集中连片贫困带，经过党委政府、社会各界的持续努力，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时代早已一去不返。但记者看到，有些极贫户，衣食住行仍样样令人心酸。
——居住。
安徽金寨县燕子河镇毛河村余大庆家，土房外墙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小洞，是野蜂做的窝，每到春天野蜂就飞进飞出。墙根还有山老鼠打的大洞。几年前一场大雨，土房垮了两间。
在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７８岁的汪达开住的石屋已建了三百多年，一面墙已消失，仅剩三面，如一个横放的“Ｕ”形，正对着长长的巷道，积雪和冷风直灌进屋。
——吃饭。
在贵州省从江县加勉乡污生村加堆寨，记者去了乡人大代表、５１岁的村民组长龙老动的家。一只白色塑料桶里有五六斤猪挂油，就是全家３口改善生活的美食了，做饭时切一小块，在锅里擦一擦，就算是有油了。而大部分时间，就是清水煮野菜。
记者正在采访，忽然有人拎来一只大公鸡。原来是龙老动要留我们吃晚饭，他家没有鸡，就跟邻居借了一只，准备杀给我们吃。他家两三个月才能吃上一次肉，却要杀鸡给我们吃。谢绝时，记者的心情实在是难以描述。
他那台电视机是全寨１９户、６７口人唯一的电器，不是买的，而是社会捐赠的。他的卧室没有门，只挂了块塑料布，被褥下铺的是一层散乱的稻草。
在西南一些石漠化严重的山区，仍有季节性断粮。政府给每月每人３０斤救济粮，有些村民还是不够吃，只能跟亲友借，来年打了新粮再还上。
石漠化山区石多土少，土层瘠薄，土下是喀斯特地貌“漏斗”，存不住雨水。每年的收成都很微薄，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贵州武陵山区沿河县思渠镇有个村子名叫“一口刀”，就是“建在刀背上”的意思。全村３４户，只有１．５亩水田。各家只好轮流耕种，轮不上的就在贫瘠的旱地种点玉米。就是说，一碗饭全村轮着吃，轮一圈要几十年。记者去采访时，已经轮了十多户。
——饮水。
宁夏西吉县向来干旱少雨。王民乡下赵村马虎钢平时拉一次水，来回要跑４０公里，一次拉两大桶，大约一吨，能吃半个月。一吨水４元，拉一趟水油费就要十几元。“还不敢拉太多，放时间一长，水就不能吃了。”
在湖南保靖县木耳村３组，寨外路边有两处用石块砌成的小窖，泥土和石缝间渗下极细的水流，这就是数百村民的救命水源。旁边布满了深深浅浅的蹄印，牲畜粪便随处可见。
７２岁的村民向远华说：“一连晴几天就没水喝，只能去几里外挑水。因为缺水，前年庄稼颗粒无收。”
——出行。
这次采访，记者未能到达最偏僻的贫困地区。在四川凉山，去最远的贫困村，从公路尽头出发，还要骑马走上三天，还得不下雨才行。而即使能够通车的地方，行路之难也常令人望而生畏。
云南怒江州泸水县古登乡念坪村的大山太陡了，耕地坡度竟达８０度左右，几乎是“挂”在山上。在攀登过程中，村民指给记者看路旁一个坟丘，那里埋的是一个不小心摔死的村民。而牛、马摔死更是时有发生。人们说这里是“有天无地，有山无田，有人无路”。
去年，同属怒江州的贡山县独龙江乡７９公里山间公路改建完成，耗资７．７６亿元。其中，仅打通一条６．６８公里长的隧道，就花了约３．７亿元。照此计算，要全部修通偏远山区的通村、通组公路，所需投入将是天文数字。
有的地方仍以溜索为路。在云南福贡县马吉乡桥玛嘎村，记者看到，一条颤巍巍的钢丝绳横亘几十米宽的江面，十多个大人小孩正排队等着过索，这是全村百来口人进出的唯一通道。１２岁的小学生余强已是溜索“老手”。他把索扣往钢丝绳上一卡，溜绳一端固定，一端兜住大腿和腰，挂上书包，脚一蹬，腿一曲，顿时凌空飞向对岸，似乎一点都不觉得危险。
一群孩子，一声叹息
小七孔，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核心区，旅游旺季总是游人如织，甚至常常人满为患。然而，景区５公里外便是贵州省荔波县瑶山乡极贫区。
菇类村，全村３５７户，除一户开农家乐外，几乎再没有人依靠景区发家致富。当地特产瑶山鸡肉香味美，也一直没有打开近在咫尺的市场。
全村１２００多人中，有１１００多人是文盲、半文盲。多数村民至今不会找、也不敢找市场，只能靠种田维持温饱。
教育缺失成为一些困难群体脱贫的深层障碍。
甘肃东乡受教育人数呈“宝塔式”递减：一些小学一年级有５０个学生，到五年级就只剩下５个。东乡县有个村庄５００多人，至今没有出过一名高中生。
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全国各地都已较为完善，免学费、营养午餐等措施更让无数孩子受益。但是，孩子初中甚至小学便辍学的现象在贫困山区并不少见，一些家长很早就带着子女外出务工。对于那些最穷的家庭来说，上学本身就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大开销。
在广西都安县隆福乡葛家村，记者看见一对小兄妹，穿着沾满泥垢的棉衣、凉鞋，背着装满牛粪的背篓，弓着腰，一步步向山坳走去。背篓里的牛粪超过４０斤。男孩１２岁，女孩１０岁，但身高只有一米出头，非常瘦小。那天本该上学，但是教学点唯一的老师去乡里开会了，孩子们只能停课。
跟着他们去家里，他们的父亲正在为孩子读书发愁：“学费不收了，还有书本费、杂费和生活费呢？”
他家还有个初中生，每周从乡中学往返就要车费４０元。不坐车，就只能步行几个小时山路，包括爬过陡峭的悬崖。
“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的确已在大部分农村变成现实。但是，教育设施落后、师资缺乏，仍是贫困地区的共同难题。
（执笔记者：李柯勇、刘诗平、王清颖；参与记者：王丽、周相吉、夏军、邹欣媛、梁军、杨洪涛、陈地、李亚楠、马姝瑞、侯文坤、李丹；摄影记者：陆波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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