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曙光：增强构建中国话语的自信

  

 

今天，在很多领域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少数人一开口，言必称西方、话必说欧美，似乎离开西方案例的比附和印证，说话就没有底气，话语就没有权威；似乎离开西方理论的担保和裁判，话语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都值得怀疑。一言以蔽之，“西方”俨然成了话语权威性和真理性的担保。这就需要我们反思，西方话语横行世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西方话语的真理性是否有限度？盲目接受西方的话语逻辑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西方话语横行世界，并不是因为它的真理性，而是因为它背后的硬实力。话语权的大小，不取决于音量，而取决于能量；有了硬实力，就有了无声的话语权。本来，民族话语本身无所谓好赖对错，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能解决问题的就是对的，而适不适合由事实说了算。然而，西方一直秉持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方式，似乎西方话语就是普世话语，西方标准就是评判话语优劣的终极标准。这背后并非真理原则，而是实力原则。西方话语之所以比其他话语更具号召力、统治力和扩张力，不是因为西方话语拥有更多的真理性和价值性，而是因为其背后的硬实力。西方话语凭借硬实力，将西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化为普遍有效的标准，挤压其他话语的生存空间，这是霸权主义的一种当代表现形式。

 

其实，西方话语提供的是现代性的西方版本，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并不具有无条件的真理性。西方话语从本质上说，是西方现代性的理论表达，是西方贡献给世界的重要成果。但看似“无与伦比”的现代西方，也孕育了西方世界“不可一世”的心理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基于这种优越感，西方话语不断膨胀，一次次踏上陌生的土地，以至于忘记了自己原初的孕育成长环境。事实上，西方话语不过是西方特殊语境下的产物，是对西方特殊情势的反映；一旦超出了自身的作用范围，其意义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走向现代化是全世界的共同选择，任何国家都无法绕开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但由于现实国情、文化传统、历史命运的差异，世界上并不存在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模式。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都应具有自己的现代化发展话语权。以西方话语为标尺对非西方国家说三道四的做法，实质上是在扼杀文化的多样性，是以同一性压制差异性。而盲目接受西方的话语逻辑，失去的可能远不止话语本身。一些国家以西方的话语标准为标准，以西方的话语是非为是非，放弃自己的文化主权，服膺西方的话语逻辑，所带来的后果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我国选择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赋予现代性以中国内涵，书写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篇章。这是中国故事。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西方话语其实无能为力。有人试图通过西方理论的置入和西方话语的中介来讲述中国故事，最终呈现的不过是西方的又一个“他者”形象，而非中国的真实形象。客观地讲，中国话语的国际地位亟待改善和提升。在学术领域，我们还缺乏一套严整的话语体系来讲述中国故事，设置国际话语议题的能力还不强，在重大争议问题上缺乏一锤定音的实力和能力。同时在国内，某些学者满口操持的都是西方话语，其学术概念、分析范式都是西方化的。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但距话语强国地位还有较大距离。即便如此，我们也应有这样的信心——假以时日，“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必将终结，中国的发展优势必将转化为话语优势。中国的话语自信首先源于中国道路的成功，中国道路的成功是中国话语自信的深厚基础。中国模式相较于西方模式的巨大成功使我们有资格理直气壮，有信心发声亮剑。其次，中国的话语自信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理论创造。我们党的独特理论创造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贡献了诸多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智慧，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猫论”、“摸着石头过河”、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平发展等。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性实践是在非常独特的传统、国情和社会状况中展开的，中国走了一条与西方不同却更加成功的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和政治家们聚焦的一个话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对人类探索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制度的独创性贡献。这些都构成了中国话语的独特内容和独创价值。

 

　　（作者：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