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学生戴雨潇：翻译一下，什么是“与病毒共存”？

 【根据WHO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8月12日，全球累计确诊人数累计超过约2.04亿，死亡人数超432万，全球接种疫苗数44.2亿。 图为累计确诊（每百万）全球概况。】

【截止8月9日，红色的高风险地区几乎占满美国全境】

 

近一段时间随着德尔塔毒株等高传染性变异的出现，世界各国新冠疫情急剧反弹。美国在一天新增超过20万确诊病例、1000多例死亡。欧洲多个国家的确诊病例数在几天之内翻倍。世卫组织表示，德尔塔毒株未来数月将成主要流行毒株，并警告各国在情况再次恶化之前，迅速采取行动以遏制本轮疫情。

 

与此同时，我国国内疫情也出现了小规模的爆发。自上个月南京机场出现工作人员感染病毒之后，疫情已经蔓延至全国十几个省份，全国连续20天出现两位数新增本土病例。

 

就在防疫工作进入新阶段的同时，国内出现了针对未来防疫策略的路线之争。

 

7月29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微博撰文称世界上大多数病毒学家认可新冠病毒“是一个常驻病毒，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南京疫情让人们再次看到病毒的无时不在。

 

张主任同时也提及到接种疫苗是“与病毒共存”的前提条件。他拿出了英国和以色列的例子，指出这两国疫苗接种率都接近了70%，近期放开后虽然出现了感染人数的明显上升，但不再造成医疗资源的挤兑。新冠的病死率“从去年最高的18%，降至最近一周的0.1%”。

 

一个星期后，原卫生部部长高强发表文章《“与病毒共存”可行吗？》，痛批英美等国政府不顾人民健康安危，盲目解除或放松管控措施，单纯依靠疫苗接种的抗疫模式，追求“与病毒共存”，导致疫情的再次泛滥，并指出我国必须坚持严格防控，打消“与病毒共存”的想法。

 

两种观点的碰撞立刻引发舆论热议。 

一、西方的“与病毒共存”到底是什么意思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与病毒共存”并不是张主任的原创理论，而是自疫情爆发以来在西方长期存在的一种说法。这套理论不仅是在描述“新冠病毒会在地球上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同时包括了关于公共卫生政策和防疫路线的宏观讨论。

 

共存论最早的版本出现在去年5月，当时西方正处于新冠疫情爆发的早期。美国《华盛顿邮报》主笔、普利策奖得主尤金 • 鲁宾逊发表了一篇社论《我们必须找到与病毒共存之道》[1]。 

 

【《华盛顿邮报》社论《我们必须找到与病毒共存之道》】

 

文章首先陈述了美国疫情在第一波爆发后并没有消退的迹象，新冠肺炎已经变成了美国人的主要死因之一。接下来作者话锋一转，引用纽约州州长安德鲁 • 库默的言论称“极度严苛”的现行居家限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政策”，人们必须被允许走出家门、孩子们必须回到学校接受教育、经济活动也必须逐渐恢复。

 

然而问题在于，当时还世界上没有新冠特效药、也没有疫苗（作者也承认他不认为安全和有效的疫苗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那么美国如何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做到解除隔离，恢复常态？

 

作者在下一段给出了答案：“如果我们可以确认患有这种疾病并产生抗体可以赋予强大而持久的免疫力，那么幸存者应该可以恢复正常生活。那些工作需要近距离接触的人，例如理发师和按摩师，（在被感染后）我们可以给他们颁发某种免疫认证……剩下的人将会带着口罩小心翼翼地出行。” 

 

【《我们必须找到与病毒共存之道》节选】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开始分情况列举感染后的幸存者和未被感染者将如何在新的常态下继续生活，但是只字不提那些因为感染新冠不幸死亡的美国人，好像他们是美国社会应该付出的“必要代价”。

 

这套“与病毒共存”的理论直接预设政府必须放宽或放弃隔离措施，牺牲社会中的易感人群和高危人群，其思想内核与英国政府早期提出的“开放式”（躺倒式）防疫如出一辙。

 

在今年年初新冠疫苗面世之后，“共存论”也与时俱进发展出了疫苗免疫的版本。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论述来自上个月底美国微生物学家凯瑟琳 · 薛在《纽约客》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2]。 

 

【《纽约客》杂志长文《与新冠共存》】

 

在文章中，作者承认现阶段的研究表明，无论是过去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或是目前已经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人都无法做到对新冠病毒达到完全和彻底的免疫。

 

作者介绍科学家通过对新冠肺炎病毒的“近亲”SARS病毒和MERS病毒的长期研究发现，感染者的抗体水平在被感染后的两三年会出现显著下降，但她同时也指出这不一定代表免疫会完全失效，“即便抗体减少，他们也有可能足以防止感染或使轻症不变成重症”。

 

然而最近出现的多个变异毒株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人体响应初始病毒或现存疫苗产生的抗体与其中几种变异的结合性较差，为再次感染创造了机会。

 

比如巴西的马瑙斯市出现的情况就值得所有人的警惕。这座城市在去年上半年曾经爆发了非常严重的疫情，去年10月的一项血清调查估测，城市里有高达76%的人已经感染过新冠疫情，这使得一些科学家宣布这座城市基本实现了“群体免疫”[3]。

 

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是，去年年底新冠疫情再次席卷了马瑙斯，而且新一波的疫情比过去更严重，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都超过了第一波疫情。至于为什么在已经实现“群体免疫”的城市会爆发更严重的第二波疫情，研究人员认为背后有多重原因：有观点指出当地政府自以为已经达到“群体免疫”，过早地放弃了社交区隔政策，要负重要责任；也有人认为新出现的“伽马变异毒株”是造成第二波疫情失控的重要因素[4]。

 

【巴西城市马瑙斯在已经达成“群体免疫”后爆发了更严重的疫情，上图为每日新增死亡和住院，下图为传染数R值（图源：[4]）】

 

作者认为即便存在上述免疫失效的情况，被感染或接种疫苗后产生的抗体依然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文章引述英国和丹麦的研究称，曾经感染新冠的人群在几个月之后的再次感染率是未感染者的1/5。除此之外，在今年4月美国疾控中心对10262个已经接种两针疫苗但是依然感染新冠的“突破感染”病例做出的分析发现，其中27%无症状，10%病情严重到需要住院治疗，2%（160人）死亡。这160个打完全部疫苗后依然感染新冠死亡的病人的年龄中位数为82岁[5]。

 

作者的结论是“即便疫苗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功，人类消灭病毒甚至群体免疫的可能性依然很小。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与病毒相处的方式”。她预测病毒将会持续在人群中传播，但是感染者的症状越来越轻。某些群体，例如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者，仍将面临更严重的病情并发症风险；弱势群体可能会像现在人们死于流感和肺炎一样死于新冠。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新冠会成为像流感一样的“熟悉的敌人”。

 

《纽约客》这篇共存论文章的作者是研究微生物组演化的学者，对病毒和人体免疫系统有比普通人更深入的认识。作者意识到了疫苗的局限性和病毒的威力，但是依然寄全部希望于疫苗，对未来十分乐观。疫苗突破感染中“只有”2%的死亡率对于作者来说就是“惊人的成功”。至于那些易感、高危人群以及打完疫苗依然感染去世的人，作者直接将其排除出了“我们大多数人”的行列。

 

上述两篇鼓吹与病毒共存的代表性论述的唯一区别在于，前者相信感染者的群体免疫，后者相信疫苗的效果。共同点是，他们都没有考虑严防死守式的防疫措施，接受确诊和死亡的常态化，主动放弃了社会中的某些弱势群体。

  

二、张文宏的“与病毒共存”是什么意思

 

在《纽约客》发表“与病毒共存”的长文之后一个星期，上海医生张文宏在微博表态希望我们也应该进行这样的思考，其表述与《纽约客》的文章基本一致[6]。

 

【张文宏长期反对“消灭病毒”的路线，主张“与病毒共存”】

 

他在第一段简单概述了南京疫情之后重点讨论了疫苗的作用，他认为在接种率接近70%的英国和以色列，新冠病死率降至0.1%，“接近流感的水平”，因此可以说这些国家找到了与病毒的共存之道。

 

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张文宏亮明立场，表示“未来中国选择的方式一定是既保证与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与世界的互通，回归正常的生活，同时又能保障国民免于对病毒的恐惧”。这里的“实现与世界的互通”和“回归正常的生活”翻译一下意思就是开放国门以及放宽（甚至放弃）现阶段严防死守的隔离政策。

 

这也符合张文宏一贯的立场。在今年4月20日，张文宏在就在演讲中提到我们“如果不打疫苗，世界是不能开放。世界不开放，会进入经济危机”，“到时候我们要开放，对方打过疫苗的人可以进来，这必定会有病例会漏进来的。漏进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全部接种过疫苗了，这个病毒引起的风险就会降级到现在的流感”[7]。他在清楚疫苗保护不完全的情况下，依然主张大开国门，与国外恢复人员交流。 

 

 

张文宏的这套论述有三点值得商榷。首先，英国现在的“0.1%致死率”不能完全归功于疫苗。英国国民保健署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英国完成疫苗接种的成年人口不到八成，但是体内有抗体的成年人口高达93.6%。

 

考虑到前文已经介绍过，一些人在接种过疫苗之后几个月抗体水平会大幅下降，出现抗体检测阴性的情况，显然英国的高抗体阳性率既包括了接种疫苗的情况，也包括至少6百万已经被感染过的情况。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英国目前已经有13万人（全国0.2%的人口）因为新冠死亡。现在统计的“低致死率”是最危险的那群人已经离世了之后的结果。

 

中国没有像英国政府一样放任10%的国民感染新冠，也没有0.2%的人口因为新冠死亡，因此即便疫苗接种率达到英国的程度，也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新冠致死率就会变得和英国一样低。

 【上图为英国疫苗接种情况，下图为英国新增确诊病例，横轴不统一（JHU CSSE）】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如何看待致死率的高低。对于几位共存论者来说，英国和以色列现在的致死率似乎并非完全不可接受，甚至可以作为防疫的“正面案例”。那么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估算：

 

英国最近几天每天约90人因为新冠死亡。假设中国未来达到了英国现在的免疫程度，同时假设中国人均医疗资源和英国相仿，将每天90人这个数字除以英国总人口6600万，乘以中国总人口14亿，结果是一天将会有1890个中国人因为新冠肺炎死亡。

 

当然，上述的估测是最乐观的情况，实际上如上文所述，中国即便有7成人打疫苗也很难达到英国人的免疫程度，另外中国的人均急救病床等医疗资源也比英国这类老牌发达国家匮乏得多。如果我们真的从现在开始“以英国为师”进行防疫，实际的死亡人数只会比这个数字更多。

 

至于张文宏本人，他似乎对新冠致死人数一向有较高的容忍度。早在去年9月20日，张文宏在复旦大学云课堂上解释美国政府的“消极抗疫”时说：“现在在所有美国人的新冠死亡的中位数值是多少呢？是83岁不到一点，但是美国整个国家的期望寿命也是83岁不到一点。所以新冠现在死掉的人，不影响这个国家的整体寿命，变成是一个非常natural（自然）的一个疾病的一个事件。”[8] 

 

 

张文宏这段话的数据和论述都存在重大谬误。根据多项研究，新冠疫情对美国人均寿命影响显著。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论文估测新冠疫情使得美国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从78.61下降了到了77.48——平均每个美国人因为新冠少活了1.13年[9]。截止现在，总共有超过63万美国人因为新冠死亡。即便是在张文宏发表演讲的去年9月，也已经有18万美国人死于新冠。张文宏在不了解美国平均预期寿命的情况下断言造成十几万人死亡的新冠肺炎是“自然疾病”，实在令人咋舌。

 

第三，考虑到近一段时间在全世界各地出现的多种新冠病毒的变异毒株相比原始病毒有更强的传染性或有更高的致死率，英国未来能否维持当前的死亡人数令人存疑。

 

英国卫生部上周发布的最新数据令人触目惊心。该机构在英格兰地区进行的调查显示，在300010例德尔塔毒株感染者中，151054例（50.3%）没有接种过疫苗，148956例（49.7%）接种过至少一针疫苗，已接种全部两针疫苗但是依然感染的多达47,008例（15.7%）。在50岁以上的德尔塔感染者中，已接种全部两针疫苗的人在重症病例中占54.3%（1815/3342），在死亡病例中占58.1%（460/670）[10]。 

 

【英格兰地区“德尔塔变异毒株”的住院和死亡情况（Data: Public Health England, U.K. DHSC）】

 

从英国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德尔塔这类新冠变异毒株面前，新冠疫苗防重症和死亡的效果已经大打折扣。更糟糕的是，最新在南美发现的拉姆达毒株不仅具有更高的传染性，甚至还可能具有逃避抗体的能力[11][12]。此外科学家对于新冠康复者的后遗症也正在研究阶段。这些都为未来的防疫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总而言之，张文宏等共存论者认为普遍施打疫苗实行“群体免疫”策略就能让新冠的危险降为可以接受的“流感”级别，我认为现在做出这个判断过于草率。

  

三、团结—批判—团结

 

在张文宏发表与疫苗共存论后一个多星期，美国彭博社刊文称中国“病毒清零”的防疫策略将使其未来几年面临“被国际孤立”的危险。文章表示如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开始尝试与新冠病毒共存，而中国却试图长期彻底消灭新冠病毒，这将会付出很大代价[13]。 

 

【彭博社文章《中国的清零策略将会使其被国际孤立》（Bloomberg）】

 

两天后，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加入了“共存说”和“清零论”的讨论，发表文章异想天开地建议中国转变防疫策略，像英国学习。文章指出：“首先是英国，美国或者欧洲国家，近半年会首先恢复社会常态，但其实远远达不到疫情前的水平。恢复有个过程，但肯定会带来一些小规模的反弹。”“我估计可能以后英国就不报感染人数。因为没有意义，就像流感一样，虽然会估算人数，不可能采取全民筛查的方式，这是劳民伤财。”[14]

 

彭博社和BBC这些西方媒体出馊主意是希望把中国拉下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近一年多以来，西方主要大国消极应对疫情，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伤害，也会让本国人民继续付出惨重代价。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在确认新冠疫情严重性之后第一时间组织和动员了全社会的各种资源全力抗击疫情。在全国人民的配合下快速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在世界上创造出一片免于被新冠威胁的净土。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西方国家号称“保经济”、弃人命，结果是经济和人命都没保住。中国把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反而成了去年全世界上唯一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外贸规模更是创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中国18.07万亿元的进出口规模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最好水平[15]。国家奉行的“严防死守”政策反而促进了对外贸易，完全不存在某些人说的“闭关锁国”的情况。

 

一些网友认为这几家居心不良的西方媒体观点和张文宏类似，发表时间也比较接近，因此攻击张文宏是“崇洋媚外”“西方代言人”。相对应的，也有张文宏的粉丝打出了“保卫张文宏”这类充满某时代特色的口号[16]。 

 

 

我认为现阶段我们大可不必搞这种非黑即白的政治斗争。张文宏虽然发表过很多关于中外疫情和公共卫生政策的错误判断，但他本人长期在一线奋斗，用其医学知识为我国防疫事业做出了贡献，这点我们应该予以肯定。张文宏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毛主席在1957年的讲话中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具体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判—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张文宏的观点引发了争议，大家就事论事进行公共卫生政策大辩论，目的应当是为了达成新的团结，共渡难关、战胜疫情。

（作者系美国纽约大学博士生；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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