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中国乃至全人类都至关重要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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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义：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对中国乃至全人类都至关重要
2021-06-28
中国共产党迎来建党100周年，不仅使中国而且使全人类都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民族复兴已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单从经济方面看，1949年的中国近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当时只有2个亚洲国家和8个非洲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低于中国。到2020年，中国不仅消除了绝对贫困并实现了“小康”，而且有望成为按世界银行标准划定的“高收入国家”。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仅仅在70年的时间里就从如许贫困变为高收入经济体，在历史上绝无仅有。但与此同时，各种国际势力正在试图阻碍中国的发展，从美国权力强大的圈子发起针对中国的新“冷战”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而且其国际背景是：今天的人类面对一系列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数十亿人的重大危机，其中最严重的危机足以消灭大部分人类。无论是中国还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避免这种后果。科学家估计，在十年之内，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否则人类将面临无法控制的风险，这种风险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也会对数十亿人的生存条件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发展到极端，则会对人类文明造成致命威胁。摧毁人类文明的核大战威胁仍然存在。从短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在国际上并没有得到控制，它除了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大量生命损失，还引发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性经济衰退。据世界银行估计，此次疫情将使全球大约一亿人陷入贫困，千千万万人收入下降或失去工作。在提到“‘地球村’的世界决定了各国日益利益交融、命运与共”时，习近平反复强调了中国国内形势与这种国际背景之间不可避免的相互关联。因此，从积极的角度看，“中国人民深知，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这反过来也同样适用：中国无法避开严重不利的国际发展动态的影响。因此，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无论从全球来看还是对中国自身进步而言都至关重要。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对外政策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发展。正如下文所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应对近期国际关系的重大挑战是必要的。中国对外政策的这一基础既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显示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活力和创造性。将中国的对外政策置于中国共产党的总体发展之中，先对中国的国内成就进行总结，是有益的。中国国内发展的巨大规模，在塑造整个全球局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的复兴。这一点当然是其国内发展的核心。从国际对比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期间实现了人民生存条件的最大改善，就涉及的人口比例而言，整个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望其项背。前面提到，1949-2020年，中国已经从近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成为接近国际定义的高收入经济体。改革开放以来，1978-2020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2%，经济规模扩大了40多倍。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在如此长的时期里保持如此高的增长率。要了解这一点的全球影响，有必要指出中国的人口比所有其他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加在一起还要多——中国人口接近世界人口的18%，而现有其他高收入经济体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6%。因此，中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将使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中的人口翻番不止，这是一个会导致全球质变的事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所惠及的人口比例，也比任何经历过快速经济发展的国家都高得多。人类历史上经历快速经济增长的第一个国家是工业革命时代的英国，它当时只占世界人口的2%。内战之后经历快速增长的美国影响了世界3.2％的人口。1929年之后苏联的快速增长覆盖世界8.4％的人口。而中国在快速经济增长开始时拥有世界22％的人口。从惠及人口的平均生活水准来看，1978—2020年，中国的平均家庭消费增长了1800%，也就是18倍。仅次于中国的大国是印度尼西亚，同期增长了920%。中国家庭消费改善程度是任何其他大国的两倍以上。自1981年以来，中国已经让8.53亿人口脱离了世界银行标准定义的贫困，也就是让世界3/4的贫困人口脱贫。除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之外，经济学家深知，衡量总体社会状况的最佳指标是平均预期寿命。在这方面，比其他因素重要得多的影响因子是人均GDP。从统计学上看，它对预期寿命的影响占73%。因此，通过测量一个国家的预期寿命是高于还是低于人均GDP水平应达到的预期寿命，就有可能测量其他社会条件的影响。例如，美国人口平均寿命比按其人均GDP应达到的预期寿命少两年。而中国人口平均寿命比按其人均GDP应达到的预期寿命多两年以上。因此，对中国来说，非直接的经济因素（医疗保健、学校教育、环境等）甚至比经济增长和发展更好。这些数据证明，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让经济快速增长本身成为目标。发展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这些数据表明，中国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甚至比其无与伦比的经济数据所显示的程度更高。国际比较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多数量人口生活条件的最大改善。或者，正如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说：“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共产党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她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能力：“1921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这种能力，使得打败长达百年的外来直接侵略和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成为可能。确保真正的民族独立，是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本来的伟大目标。正如习近平所说：“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习近平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清晰的，并且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内政外交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不断的成功有赖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习近平总结说：“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基础的同时，习近平指出，不仅要结合中国社会，而且要根据全球社会新发展的总体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恩格斯早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即当前世界形势下指导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既植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又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清晰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马克思主义中的渊源是清晰的。马克思吸取了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是经济发展最基本力量的理解，他将其更准确地命名为“劳动的社会化”。斯密本人曾指出，如果没有劳动的社会分工，停留在个体生产的人类将仍然处于欠发展更准确地说是不发展的极端原始状态。不过，马克思从这种现实中得出了比斯密的认识更为深刻的意义。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开始，马克思就强调，社会的发展是以不断的分工或者说劳动社会化为基础的。马克思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从小规模地方化生产开始的人类，通过不断的分工或者说劳动的社会化而取得进步，在现代全球化生产中达到高峰——其中，人类通过相互联系的全球规模生产联结在一起。正是这种全球化规模的分工或者说劳动的社会化，使得现代生产的巨大发展成为可能，因此也使人类巨大的物质进步成为可能。而这种分工或者说劳动的社会化也产生了某种“人类命运共同体”，因为在这种全球化体系中，每个国家的发展都直接和间接地与其他国家的发展日益联系在一起。因此，这种现实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清晰隐含意义，不过它是由中国共产党首先明确提出并形成概念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基石。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愿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全世界最终将向社会主义过渡，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优越的社会组织制度。但是，要探讨未来一段时期的具体问题，就必须考虑时间尺度这个问题，否则，这种抽象真理就有可能导致在实际形势认识上的错误。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全球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长期的。衡量这一进程的适当时间单位是百年。自工人阶级在巴黎公社首次掌权以来已经过去150年，自社会主义社会1917年首次在俄国建立以来已经过去104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已经过去72年，自古巴共和国实现社会主义以来已经过去60年，等等。但是，对人类来说属于巨大威胁——其中有些是极其严重的威胁——的关键问题，必须在更短的时期里解决，有些必须在几年内解决。例如，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必须采取决定性的步骤来限制碳排放，否则气候变化进程将导致数十亿人生存状况甚至当前的文明组织受到威胁。同样，核战争危险也在威胁着当前形式的人类文明的存续。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威胁虽然程度较轻，但也影响数十亿人，对其必须加以遏制，这不仅因为其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还因为其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大规模衰退。这些问题要在比向社会主义的国际过渡短得多的时间内解决，这就意味着它们必须在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的同时解决，必须在资本主义居主导地位的全球体系的时期里解决。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和其他国家不能继续发展，或者说其他国家不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的斗争，或者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不要对资本家阶级施加大众压力。但是，这意味着必须形成一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着某些类似之处的局面，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走到一起，为应对人类面临的致命威胁而战，当时的威胁是法西斯主义，如今的威胁是气候变化、核战争、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衰退等。面对这种局面，尽管每个国家最进步的政治力量能够依据某种对人类总体利益的理解采取行动，但真正的大众政治只有依据所涉及人群的自利才能动员。正是针对这种现实，中国共产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直面和应对现实的关键钥匙。现代社会和现代生产的相互联系特性本身就意味着人类的最根本利益也是相互联系的。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是与人类的总体利益相对应的。在当选总书记后的首次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很清晰地指出了中华民族复兴与人类利益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的责任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或者，正如习近平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对话会上所说：“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准确反映了经济体系相互联系、世界以分工和劳动社会化为基础这一现实，但为何它没有被立即接受，特别是没有被美国立即接受呢？相反，在美国，这些精确概念遭到了新保守派或新自由派提倡的另类概念的抨击。美国高层试图提出的另外一种明确的替代选择，是由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McMaster）和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Cohn）在对习近平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致辞的回应中提出的。他们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宣称：“世界不是一种‘全球共同体’，而是一个由各个国家、非政府行为主体和企业为获得优势而在其中参与并竞争的舞台。”这种认为不存在“全球共同体”的分析，直接依据的是边际主义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边际主义概念中，基本的单元不是斯密或马克思所分析的分工或劳动社会化，而是经济和社会只不过是由个体单元构成这样的概念。麦克马斯特和科恩的出发点，是重申同属于新自由主义者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国家舞台上曾经宣布的主张，试图在国际领域进行防卫：“根本就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有的是单个的男男女女。”因此，这种边际主义经济学概念及其结论从根本上说是与斯密、马克思和中国共产党的分析对立的。由于这种边际主义分析未能识别分工或者说劳动社会化的互助优势，它没有导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国际共同体互利的正确概念，而是导向国际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概念。在这种分析中，不是合作而是竞争或冲突被视为对外政策的基本架构。然而，这种分析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首先，在现实中，人类都是相互依存的。只举前面已经指出的当今最急迫的例子：单一国家是不可能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冠肺炎病毒也不会在意国家边界，只要它在任何一个国家存在，就会对所有国家构成潜在威胁。从经济方面看，正如任何个体都无法形成任何先进生产体系一样，任何隔离于全球劳动分工之外的国家都无法实现最先进的经济发展。简言之，每个人的发展是与所有人的发展相互关联的，而且所有人都能从这种互动中受益。习近平主席用最通俗的经济学术语指出这一点：“一加一大于二。”或者更准确地说：“今天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也前所未有。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接来自对劳动社会化或分工的分析，因此必定打破国际关系是“零和博弈”的概念。与“零和”局面不同，通过参与分工或劳动社会化，双方或多方均可获益。自然，这种人类共同前途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没有冲突。但是，每个国家的繁荣和福祉都依赖于国际分工和互助性互动，每个国家的繁荣都依赖于其他国家，从这种意义上，这个概念意味着各国有着更具有根本意义的互惠互利。这一点形成了国际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正因为如此，习近平说：“中国……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合作，促进国家关系发展。”而正是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赋予了中国吸引世界上许许多多力量的能力。美国新自由派和新保守派拒绝承认这种现实的根本原因是，这两种不同的分析有着不同的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基础是工人阶级。正如习近平指出：“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是社会化生产的承担者，因此人类发展相互关联特性这种现实在其看来最明显。相比之下，资本家阶级分裂为相互竞争的不同单元。因此，他们不把世界视为“‘全球共同体’，而是各国、非政府行为主体和企业为获得优势而在其中参与并竞争的舞台”。总之，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和工人阶级基础使其能够看清现实，而以边际主义经济学表达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家基础掩盖了有关社会现实的真实情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最清晰的国际关系概念，如果要成功应对人类现存的各种威胁，这种概念一定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国际作用。正如习近平指出：“我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结论是清楚的。中国共产党关于人类共同未来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发展的杰出榜样，稳固地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中国和西方的经典思想，但又以直接联系和反映当代现实的惊人新方式加以发展。习近平关于“我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的论述因此有着某种确切的含义。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仅在中国的命运而且在人类的命运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内发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无与伦比的历史成就，已经将中国打造成为一个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决定性作用的国家。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在任何方向上的夸大都不是什么优点——过于强调乐观方面不是优点，过于强调悲观方面也不是优点，只有强调务实是一种优点。不仅中国的命运，而且很大程度上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在未来做出的决策。幸运的是，有百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政党更具备承担这项任务的能力。这并非理想化。这是令人冷静的政治现实。并非“从天而降”，并非“奇迹”。这是中国人民令人惊叹的历史斗争的结果。在180多年里，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外国开始干涉中国以来，中国人民不得不为了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从1839年到1949年，由于这种外来干涉的直接和间接结果，大约1亿中国人死去了——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斗争。在前80年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寻找但未能找到可以从这种斗争中解救他们的领导力量。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100年后的今天，她将不仅在决定中国的命运而且在决定世界的命运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并非夸张，只不过是一个事实。
（作者：罗思义，前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译者：张静，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编审。来源：昆仑策网，原刊于2021年第3期《国外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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