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作为国家关系明确有力的法律支撑和保障，确立了世代友好理念和新型国际关系原则，最大程度维护和保证了主权国家之间应有的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大创举。本文站在该条约签署2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观察其强大生命力和示范效应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的持续显现。尤其在边界问题、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开展双边互利合作、促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等多个方面，该条约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大大推动了中俄关系的发展，使两国关系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在中俄关系已达到历史最好水平、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当代情势下，中俄两国超越所谓结盟的定义，持续合法、合理、合情地进行有效务实合作，在打破西方话语垄断、维护国际秩序客观公道、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共同发挥积极作用。
2021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也是苏联解体、中国正式承认俄罗斯联邦为苏联合法继承国30周年，亦是中俄宣布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5周年和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所以，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2021年都是中俄关系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值得特别重视。2020年底至2021年3月，两国外长几次通话和会谈时都表示，双方将继续密切战略协作，办好条约签署20周年庆祝活动，共同开辟两国关系的未来。2020年12月28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通话时强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确立的世代友好理念和新型国际关系原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大创举，其强大生命力和示范效应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将持续显现。双方要以庆祝条约签署20周年为契机，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推进双方合作。双方还商定，将以某种政治文件的方式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作为亲历者，有关条约起草、商谈和签署方面的一些具体情况，我在另外的文章中已经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在这篇文章中，我想着重谈谈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我们为什么要签署这个条约，签约的目的是什么？二是签约之后解决了双边关系中哪些历史遗留问题，推动了哪些领域的合作，有怎样的历史意义？三是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后，中俄关系下一步应如何发展？开展全面战略协作需注意解决哪些问题？四是中俄是否需要结盟？
一、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历史背景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需要回顾中俄关系的总体发展历程。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9年，整整70年间，中苏/中俄关系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亲密结盟时期，二是严重对立时期，三是互利合作时期。
亲密结盟时期。在新中国还未正式宣告成立的1949年7月，中共中央即派出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多次与斯大林会谈，希望苏联对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全面支持，得到斯大林的肯定和承诺。斯大林立即着手制定援华计划，以至中共代表团是年8月中旬乘火车回国时，发现同车竟有80余名苏联人作为政府选派的专家到中国帮助恢复建设。[1]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周总理于1949年底、1950年初先后抵达莫斯科，向斯大林阐明中国将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希望中苏结盟并签署相应的国家关系条约。1950年2月14日，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见证下，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此后，斯大林热情帮助我们搞建设，支持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决定投入大量资金和专家对华援建156个工业大项目。中国政府全盘照搬苏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明确表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要在各个方面虚心向“老大哥”学习，并选派众多大学生到苏联留学，主要学习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这期间，不仅政府各部门来往密切，而且两国人民交往也十分频繁和热络，社会各界都搭建起对口交流渠道，甚至很多中学生都向对方同级学生写信，建立“一对一”的亲密联系。一时间，中苏友好“响彻云霄”。
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再到80年代，中苏关系经历了逐渐冷却直至恶化再到严重对立的时期。一个重要起因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让中方不能接受。中方的基本立场是，要以历史的视角看待斯大林，不能以偏概全。赫鲁晓夫的报告被美国全文发布，随即在世界上引起轩然大波，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冲击可想而知。此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表现出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动辄以“老子党”自居，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事务横加干涉。这促使毛主席对新中国搞建设是不是要全部照搬苏联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并由此写出《论十大关系》，强调要保持一定的独立自主。由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尖锐，越来越公开化，赫鲁晓夫将在华指导援建工程项目的大批苏联专家撤回国内，并逼迫中国还债。双方感情日益淡漠，严重影响国家关系。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在两国边境地带陈兵百万，继而爆发珍宝岛事件。中方将苏联从“现代修正主义”改称为“社会帝国主义”，是世界上最凶恶的敌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表示愿意改善苏中关系。邓小平提出，如苏联消除“三大障碍”[2]，即消除对中国的包围和威胁，中苏关系即可实现正常化。经双方不断努力，戈尔巴乔夫应邀于1989年5月访华。邓小平在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提出中苏两国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3]，戈表示完全赞同。两人随后共同宣布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由此实现正常化。不过，双方在隔绝多年后，彼此感觉颇为陌生。戈尔巴乔夫追随西方，在我处理“六四”风波问题上说三道四，反映出他在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和如何进行改革的问题上同我存在较大分歧。邓小平主张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戈尔巴乔夫则推动“公开性”、民主化，改行总统制，取消宪法中关于“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指导力量”的规定。苏共的领导地位由此被严重削弱，各种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潮泛滥，造成人们思想极度混乱，社会经济秩序乱象丛生。1991年“8·19”事件后，叶利钦逼迫戈尔巴乔夫即刻宣布解散苏共中央，解散苏共所有党组织。叶利钦则下令政府和军队一律实行“非党化”“非政治化”。年底苏联解体，叶利钦公开宣布独立后的俄罗斯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都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按照邓小平“不同苏联搞意识形态争论”[4]的指示，中方没有对此公开评论。真正进入互利合作时期是在苏联解体之后。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当天，我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鉴于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已宣布成为独立国家，中国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继续与这些共和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5]12月29日，中俄两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关系会谈纪要》，突出强调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叶利钦总统反共不反华，对发展中俄关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92年1月31日，李鹏总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期间，同叶利钦举行了双边会见。叶表示希望将中俄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李鹏重申中国同外国发展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画线”[6]，愿同俄方一道发展传统友谊。叶利钦于1992年12月中旬访华，分别同杨尚昆主席、江泽民总书记会谈会见。江泽民提出中俄要“平等互利、睦邻友好”，叶利钦赞同并强调“发展俄中关系在俄对外关系中居优先地位”。[7]此后，两国关系急速升温，不到五年时间即宣布要发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2000年普京接替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之后，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由上可以看出，70年间，中苏/中俄关系有过辉煌，也有过失败。双方热络起来可以不分你我，矛盾增多便又冷若冰霜。这些不正常现象在相当长时间存在，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最根本的，是没有做到主权国家之间应有的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1989年到1991年底，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尽管已经实现正常化，但却未能取得明显进展，各领域合作也没有全面展开。这里面有几个因素：一是时间短，二是各自国内都有许多重要事情需要处理，三是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俄双方认真汲取过去的教训，不再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作为发展国家关系的必要前提条件，而是将国家利益置于首位，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奉行睦邻友好政策。2000年7月普京当选总统后首次访华期间，江泽民主席向普京总统概括地总结了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的发展情况。江主席表示，苏联解体后，中国和俄罗斯建立了国家关系；高度评价叶利钦对发展两国关系所做的贡献；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在新的条件下需要建立起新的关系。“叶利钦1992年访问中国时，双方签署联合声明，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彼此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双方又确认建立一种建设性伙伴关系，即真正平等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关系。”不仅如此，我们两国元首还签署了关于互不将战略核导弹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1996年，两国表示决心发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不具有结盟的性质，也不针对第三国。”[8]江主席进一步阐述了中国与俄罗斯发展关系的基本原则：“扩大同俄罗斯的睦邻友好关系，深化双边互信与合作，是我们既定的方针。我赞成叶利钦说过的一句话：中俄毗邻而居，这是我们的共同财富。远亲不如近邻。这已经是全世界人民的共识。中国作为俄罗斯的最大邻国，将永远是俄罗斯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中国任何时候都不对俄罗斯人民构成威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华民族从未有过威胁和侵略别国的历史。现在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与所有国家特别是邻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将沿着改革开放道路走下去，即使将来强大了，中国也不会奉行对外侵略和扩张的政策。西方不愿看到中国发展和强大，不愿看到中俄发展睦邻关系，不断散布中国威胁论来干扰我们。”“我们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是有核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负有重大的责任。确立伙伴关系，是正确的选择，因为我们必须共同捍卫和平、国际安全，推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和多极化世界。”[9]普京对此表示完全赞同。江主席的话明确表达了中方对在21世纪长远发展中俄关系的基本原则。这里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做到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其最基本的标准就是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与和平共处，在国与国关系的现有实践中，还体现在要尊重各自国家人民选择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尊重彼此不同的文明和历史传统，不能以本国认定的意识形态画线，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等。二是要实现睦邻友好。而睦邻就是邻国关系相处和谐，彼此体谅对方难处，照顾各自关切和利益。邻居是不能选择的，实现睦邻友好是邻国关系的最佳状态。而且，中俄互为世界上最大邻国，有4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线，是欧亚大陆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两国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中华文明和俄罗斯文明的重要承载者。建立并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是中俄两国的不二之选，是两国各自外交的优先方向。三是中俄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是有核国家，是多极化世界中独立的两极，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实现国际公平正义负有重大的使命与责任。总之，中俄两国保持长期睦邻友好，不断巩固和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国际和地区事务上的战略协作，不仅对两国加快国内现代化建设，而且对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都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用什么方式才能更好地把上述原则固定下来呢？显然，除了双方领导人签署并发表的有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政治文件、中央政府和联邦政府的大力推动、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和各个领域的扎实合作之外，还需要有明确而又有力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撑和保障。这是我们进入21世纪、从长远考虑发展中俄国家关系的重要出发点。也就是说，我们一要保证双边关系的发展能“长治久安”，不出任何大的颠覆性的问题；二要保障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包括现实可见的和以后随形势发展出现的，都能稳扎稳打不间断地向前发展。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给予两国关系以法律上长期、坚定和有力的支撑与保障——签署国家关系条约——应该是最好、也是最可行的办法。按照通行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国家关系条约包括双边条约，即两个国际法主体间缔结的正式协议，其中会规定缔约国间应当承诺并遵守的一些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关系条约有两个质的规定性。首先，它不同于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签署或共同发表的政治文件，它具有法律上的效力，不能随意变更或否决。缔约双方须无条件遵守条约规定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它具有长期性、稳固性、延续性。条约签署生效的时间一般要在10年以上，且可以分阶段无限期延续下去。正因为如此，为了确保中俄“世代友好，永不为敌”，江泽民主席在同普京总统会谈时正式建议双方签署不具结盟性质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两人一拍即合，即责成两国外交部就签约问题进行谈判，争取一年后签署。经过双方近一年的努力，条约于2001年7月16日由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2001年10月27日和12月26日经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俄罗斯联邦议会分别批准。两国元首随后签署批准书，并派代表互换批准书证书，条约于2002年2月28日正式生效。
二、条约对中俄关系的推动和历史意义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以来的20年间，至少在解决边界问题、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开展双边互利合作、促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等多个方面，大大推动了中俄关系的发展。中俄之间剩余的最后两块边界问题得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边界问题是国家关系中最难解决、最影响当事国人民感情的大问题，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邻国之间因边界未能划定而发生流血冲突、导致相互关系长期不睦的情况比比皆是。历史遗留的中苏/中俄边界问题绝大部分（占98%）已在1991年和1994年分东西两段得到解决，两国元首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西段的协定》。此后还有两块争议地区（黑瞎子岛与阿巴该图洲渚）没有确定边界线走向，统称剩余边界问题。普京执政后，俄方即通过外交途径向我们暗示，俄方有一劳永逸解决两国剩余边界问题的意愿。中方认为这是一个重要姿态，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必须紧紧抓住，努力与俄方共同寻求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黑瞎子岛和阿巴该图洲渚这两块剩余边界线的走向问题如能彻底解决，必将大大增强中俄睦邻友好关系的政治基础。2000年7月17日，江泽民在北京同普京会谈时特别强调，我们完成了对已协商一致地段的勘界工作。随后发表的《中俄北京宣言》写进了有关边界问题的表述：“中国和俄罗斯将本着建设性和务实的精神继续谈判，以便加快制定两国边界尚未协商一致地段的解决方案。在此之前，要维持两国边界尚未协商一致地段的现状。”[10]中俄双方实际上都有需要在条约中专门就剩余边界问题作出规定，谈判对这一问题投入的精力也最多。中方最初提交的条约文本对边界问题的提法是：双方要“以有关目前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继续谈判，以尽早彻底解决中俄尚未协商一致的个别地段边界问题，以使两国边境地区永久和平、稳定繁荣。”俄方文本则首先使用了“双方对对方没有任何领土要求，并承诺将来也不会提出此类要求”的措辞。我表示难以接受，指出这样的措辞恐与实现中俄“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条约主导思想不符，在今后的实践中也不利于两国加强政治互信，希望双方本着友好合作向前看的精神看待历史遗留问题。俄方同意在文本中删去这一措辞，但要求写入“边界不可侵犯”，并强调这一内容在俄与其他许多国家签署的国家关系条约中均已写入。我建议使用更为积极的表述。经做工作，双方商定措辞如下：“缔约双方决心并积极致力于将两国边界建设成为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边界。缔约双方遵循领土和国界不可侵犯的国际法原则，严格遵守两国间的国界。缔约双方根据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继续就解决中俄尚未协商一致的边界线走向问题进行谈判。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在两国边界尚未协商一致的地段维持现状。”2001年7月16日，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的同时，《中俄元首莫斯科联合声明》也特别提到边界问题：“双方将继续努力，使中俄边界成为睦邻友好、永久和平、信任和互利合作的边界。双方认为，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对界河中个别岛屿及其附近水域进行共同经济利用的协定》得以顺利实施，表明双方有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政治意志。”“中俄愿本着建设性和务实精神，就两国边界尚未协商一致地段加快制定相互都能接受的理想解决方案。”[11]2002年12月2日，两国元首在北京再次签署联合声明，其中指出，“为解决中俄边界尚未协商一致两个地段的边界线走向问题，找到双方均可接受的方案，当前已具备最为有利的条件。为此，责成两国外交部早日结束边界谈判进程。”并强调，“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中俄边界问题，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前景具有深远意义，将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产生重要的稳定作用。”[12]在两国元首的直接关心和推动下，加上条约的法律保障，双方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抓紧黑瞎子岛与阿巴该图洲渚两块剩余边界问题的谈判，进展顺利。2004年10月普京访华期间，两国元首确认了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最后解决，联合声明指出，“两国就中俄边境两块未协商一致地段的边界线走向问题达成协议，是政治双赢的均衡合理的方案。此次签署的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和此前签署的两个国界协定，标志着长达四千三百多公里的中俄边界线走向已经全部确定。这一结果值得珍惜和充分肯定。中俄边界问题的解决，是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睦邻合作的可靠保障，是对亚太地区及世界的安全与稳定作出的重要贡献，为世界各国解决边界争端树立了成功的典范……双方的经验表明，和平对话、公平公正、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利益均衡是解决诸如边界问题这样复杂而敏感问题的正确和有效的途径。”[13]20年来，中俄边境地区已经成为两国人民和平友好的纽带。接壤地区省州政府间多签有合作协议。边境城市相互间大都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到目前为止，总共开启了24对口岸，货物运输和当地居民往来十分便利，旅游项目也十分活跃。承诺并兑现两国相互支持对方坚定维护本国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意愿和行动。作为大国，作为邻国，能够承诺并在事实上毫不动摇地支持对方为维护其国家核心利益所做的努力，在当今世界，一定程度上来说，只有中俄两国。《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第四条规定，中俄双方相互支持对方在维护自己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政策；第五条专论台湾问题。这里，先要提及2000年《中俄北京宣言》及其相关的背景。1999年7月，李登辉公然提出“两国论”，声称台湾和大陆的关系是“国家与国家”，或“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同年底，美国总统克林顿为干扰破坏中国发展，接连签署国会两院通过的所谓《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议案和含有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条款的《2000年综合拨款法》，企图使台湾挤入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在美国的怂恿下，2000年5月20日，陈水扁在“就职”演说中公开叫嚣“一个中国是未来的问题”。此后他不断模糊一个中国原则，企图在坚持“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基础上发展与祖国大陆特殊的关系。在国际上陈水扁则推出所谓“烽火外交”政策，用“金援友邦”的方式，积极与中国大陆打邦交国争夺战，大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竭力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并扬言台湾一定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和台湾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当紧张的时期。我们为此做了很多工作，来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在普京总统2000年7月17日至19日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中俄北京宣言》中专列一段谈台湾问题，原文如下：“俄罗斯重申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原则立场，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罗斯联邦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不接受‘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及其他只能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不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俄罗斯联邦在台湾问题上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表示衷心感谢。”“中国和俄罗斯认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允许外部势力对解决台湾问题加以干涉，强调这种企图只能加剧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14]在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对台湾问题的立场阐述，虽然没有再全部照搬《中俄北京宣言》所用的措辞，但对问题实质的表述没有变化。条约最后写明：“俄方重申一九九二年至二〇〇〇年期间两国元首签署和通过的政治文件中就台湾问题所阐述的原则立场不变。俄方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俄方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15]
在这里要特别指出，宣言和条约中这两段完整的措辞，在当时我与其他国家签署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的政治文件中，都是没有先例的。最近20年来，世界所有国家同我在双边文件中对台湾问题所做的表态中，只有俄罗斯表述的上述立场最为清晰、准确、全面和完整。这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表明，俄方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给予的尊重和有力支持，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中俄开展战略协作，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世界公平正义，是实实在在、不折不扣的。2005年，两国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二〇〇五年至二〇〇八年）》，其中再次引用了《中俄北京宣言》中俄方对台湾问题所做的承诺，并加上了这样的表述：“俄方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支持俄方为打击车臣恐怖势力和分裂势力所作的努力。”[16]现在看来，在条约签署之后十几年间中俄领导人签署和发表的政治文件中，俄方都保持了上述立场。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执政当局疯狂打压中国，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问题上多次通过法案，制裁中国官员和企业，并一再突破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向台湾加大出售先进的军事装备，甚至派部长级高官访问台湾等等，俄方都及时对中国给予了公开明确的支持。依据上述逻辑，《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进一步明确了缔约双方要在互相尊重各自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等方面履行承诺和义务。这些承诺和义务包括以下几点：缔约双方不参加任何损害缔约另一方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联盟或集团，不采取任何此类行动，包括不同第三国缔结此类条约。缔约任何一方不得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缔约另一方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缔约任何一方不得允许在本国领土上成立损害缔约另一方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组织和团伙，并禁止其活动。如出现缔约一方认为会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针对缔约一方的侵略威胁的情况，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缔约双方在其相互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也不相互采取经济及其他施压手段，彼此间的分歧将只能遵循《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以和平方式解决。缔约双方重申，承诺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将战略核导弹瞄准对方。缔约双方相互尊重对方根据本国国情所选择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道路，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17]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20年来很好地执行了条约规定，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和承诺，没有因上述六个方面产生任何原则性的矛盾和问题。中俄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国家政治体制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民族宗教信仰不同，主流意识形态不同……但双方始终坚守不以意识形态画线，尊重双方人民做出的选择，不对对方的内部事务说三道四，更不会跟随、默认美等西方国家对中俄两国的攻击与污蔑。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条约规定缔约双方要在双边领域大力开展互利合作，其中主要强调了11个大方面：缔约双方重视发展两国中央(联邦)立法和执行机关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缔约双方将大力促进开展两国司法机关的交流与合作。缔约双方将在互利的基础上开展经贸、军技、科技、能源、运输、核能、金融、航天航空、信息技术及其他双方共同感兴趣领域的合作，促进两国边境和地方间经贸合作的发展，并根据本国法律为此创造必要的良好条件。缔约双方将大力促进发展文化、教育、卫生、信息、旅游、体育和法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缔约双方将根据本国法律及其参加的国际条约，保障维护知识产权，其中包括著作权和相关权利。缔约双方将利用并完善各级别的定期会晤机制，首先是最高级和高级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要而迫切的国际问题定期交换意见、协调立场，以加强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缔约双方将根据两国政府间有关协定和其他文件处理债权、债务关系，彼此承认缔约一方对位于缔约另一方境内属于对方的资产及其他财产拥有的合法权益。缔约双方将根据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以及各自的法律和规定，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缔约一方法人和自然人在缔约另一方境内的合法权益，并相互提供必要的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缔约双方有关部门将根据相关法律调查与解决缔约一方的法人和自然人在缔约另一方境内进行合作和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纠纷。缔约双方将在保护和改善环境状况，预防跨界污染，公平合理利用边境水体、太平洋北部及界河流域的生物资源领域进行合作，共同努力保护边境地区稀有植物、动物种群和自然生态系统，并就预防两国发生的自然灾害和由技术原因造成的重大事故及消除其后果进行合作。缔约双方将根据本国法律和各自承担的国际义务，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和非法贩运毒品、精神药品、武器等犯罪活动方面进行积极合作。缔约双方将合作打击非法移民，包括打击通过本国领土非法运送自然人的行为。缔约双方将扩大和加深军事领域的信任措施，以加强各自的安全，巩固地区及国际稳定……根据有关协定进行的军事和军技合作不针对第三国。[18]
20年来，中俄在双边各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除两国元首一年一次的定期会晤机制之外，仅副国级以上的会晤机制就有13个：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双方总理主持）、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主席为双方副总理）、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主席为双方副总理）、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主席为双方副总理）、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主席为双方副总理）、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俄联邦议会上下院议长共同担任主席）、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与俄总统办公厅主任磋商机制（副国级）、中俄战略安全磋商机制（副国级）、中俄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副国级）、中俄政府间军技合作混委会（副国级）、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委员会（副国级）、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与俄罗斯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合作委员会（副国级）和中俄和平友好与发展委员会（副国级）。这些机制涵盖政治、经济、人文、立法、安全、军事、反恐、投资、能源、金融、科技、环保、农业、地方和民间等各个方面，对推动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和战略协作发挥了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中俄原油管道、东线天然气管道、远程宽体客机、核领域合作等战略性大项目相继取得突破性进展。农业、科技、金融、互联互通等务实领域和教育、旅游等人文领域的合作全面铺开，广结硕果，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2015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就“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达成战略共识，并同欧亚经济联盟签署了经贸合作协定。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但有必要强调一下中俄能源合作的成果。俄罗斯是能源生产大国，中国是能源需求大国，两国有天然的互补性。中俄作为邻国，开展油气合作得天独厚，既为中国提供安全可靠的清洁能源，也能为俄罗斯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提供长期稳定的市场。中俄两国政府先后于2004年、2006年、2009年、2011年和2013年签订了多个关于加强油气合作的备忘录、协议等文件。2013年3月22日，两国政府代表签署了《关于扩大原油贸易合作的协议》，其中提到，鉴于斯科沃罗季诺-漠河原油管道运营正常，扩大原油贸易基础良好，双方决定2018年1月1日至2037年12月31日，授权双方企业每年增供原油1500万吨。[19]天然气合作方面。经过多年努力，中俄同意建设东西两条管道，向中国输送天然气。东线工程总长度为3968公里，管道建设2014年9月开工，2020年完成；天然气采自东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科维克金气田和雅库特共和国恰扬金气田，可连续30年每年向中国提供3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西线（尚未建成）是指从伊尔库茨克州经阿尔泰边疆区进入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拟每年可向中国提供约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东西两线相加，每年可输入中国680亿立方米天然气。在开展国际合作方面，条约重申缔约双方根据《联合国宪章》及所参加的其他国际条约承担各自应尽的义务。希望促进建立以恪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与准则为基础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具体包括：缔约双方将加强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和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合作。缔约双方将努力增强联合国作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最具权威性和最具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在处理国际事务，尤其是在和平与发展领域的中心作用，确保联合国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主要责任。缔约双方主张严格遵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反对任何以武力施压或以种种借口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的行为，愿为加强国际和平、稳定、发展与合作进行积极努力。缔约双方反对可能对国际稳定、安全与和平造成威胁的行为，将在预防国际冲突及其政治解决方面相互协作。缔约双方共同致力于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并大力促进恪守有关保障维护战略稳定的基本协议。缔约双方将积极推动核裁军和裁减化学武器进程，促进加强禁止生物武器的制度，采取措施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和相关技术的扩散。缔约双方将大力促进加强两国周边地区的稳定，确立相互理解、信任和合作的气氛，推动旨在上述地区建立符合其实际的安全和合作问题多边协作机制的努力。[20]
2005年7月1日，在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和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胡锦涛主席和普京总统签署了《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强调“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作为当前人类发展阶段的重要趋势，其发展进程存在不平衡和矛盾的现象。”“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将是复杂而漫长的。”“只有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为基础，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联合国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成为制定和执行国际法基本准则的核心。”应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充分保障各国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和平等发展的权利。“必须和平解决分歧与争端，不采取单边行动”，“不寻求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和主导权，不将国家划分为领导型和从属型。”[21]2008年5月23日，中俄元首再签署《中俄关于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前述若干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根据形势发展变化，首次提出“双方愿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增加发展援助，全面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承诺，为其发展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认为“国际安全是全面的和不可分割的。不能以一些国家的安全为代价，保障另一些国家的安全，包括扩大军事政治同盟。”认为“建立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包括在世界一些地区部署该系统或开展相关合作，不利于维护战略平衡与稳定，不利于国际军控和防扩散努力，不利于国家间互信和地区稳定。”[22]根据上述约定，双方20年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不断加强合作，特别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加强协调和配合，多次联手打掉美主导的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行动方案，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做出了历史性的重要贡献。这方面的例子不胜其数。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2011年，在条约签署10周年之际，胡锦涛主席和梅德韦杰夫总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两国合作的成果与需要，决定中俄要“致力于发展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3]，以进一步推动各领域合作再上新的台阶，同时也向世人展现出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又同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这种关系的特殊性和战略性。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发展和深化中俄关系高度重视。2012年普京再次当选总统，一再强调要将发展对华关系置于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在两国元首的直接领导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高水平运行成为中俄关系的新常态。2013年3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同普京总统举行大小范围会谈并签署联合声明。双方强调，中俄关系在当今国际关系中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进一步发展中俄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俄目前面临的战略任务，就是把两国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成果；为此，双方批准实施《〈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2013年至2016年）》，商定若干重点合作方向，以共同提升两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双方还一致认为，当今世界进入以民族和国家间相互依存度增强、经济与文化相互融合加深为特征的发展转型期。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文化多样性和社会信息化成为全球性主要议题。呼吁各大国超越零和博弈、集团政治等思维方式，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24]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每年多次通电话、见面、会谈，共同参加有关国际会议，畅谈形势，来往密切，交流深入，建立了密切的工作联系，结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两国元首对推动中俄关系向前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历史意义也可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两国对条约原则和精神的践行，还会不断有新的认识。我这里先谈几点：第一，《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进入21世纪以来签署的第一个国家关系条约，开创了两国关系发展的新纪元。条约的主导思想，也可以说条约的“灵魂”，是两国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永不为敌”。这是理解和把握条约的钥匙。条约把中俄双方永做“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的良好意愿和坚定意志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条约的“基石”地位由此奠定。第二，条约作为指导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对中俄致力发展长期睦邻友好与战略协作的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一一做出了规定。明确了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条约是具体的，又是原则的。条约生效至今已经进入第20个年头，无论就它的原则规定的适用性而言，还是从它对双边关系具体领域具体方面的指导作用来看，都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条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第三，条约摒弃了冷战时代国家关系不是结盟就是对抗的旧思维和旧模式，为中俄关系确定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为国际社会树立了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良好范例。条约通篇贯彻《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为捍卫诸如国家主权、国家平等、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等被历史一再证明行之有效的国际规则做出了重要贡献。第四，双方相互坚定支持对方在维护本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方面所做的努力，坚定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对方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国家政权，坚定支持对方发展振兴，坚定支持对方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加强和深化双边各领域互利合作的进程中，双方相互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进一步发展了友谊，增进了互信。第五，在条约的指引下，中国和俄罗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倡导和支持多边主义、国际关系民主化，呼吁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加强，对全球与地区事务的影响日渐提高。在中俄两国的共同努力下，将主要解决中苏边境地区军事领域信任与裁军问题的“上海五国”机制提升为更具影响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并逐步扩大成为拥有8个正式成员国、4个观察员国和6个对话伙伴国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团结和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的队伍中来。第六，条约的签署和实施具有广泛而重要的国际意义。它向全世界展示了大国和谐相处、平等信任、互利共赢的成功范例。用中俄元首2011年6月16日条约签署10周年发表的联合声明的话说，“中俄以条约为基础开展的战略协作成为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因素，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有利于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25]。2017年7月4日两国元首再次强调条约的意义，“实践证明，中俄关系成熟稳固，不因外部环境影响而改变，是当今世界大国、邻国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典范。中俄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成为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与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26]总之，我们可以说，中俄两国在充分汲取和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根据世界局势和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建立起了以互信为基础的完全平等、互利双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实践证明，这种互信关系是长久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三、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2019年正值中俄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再次访俄，同普京总统签署了《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正式宣布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声明详尽阐述了“新时代”的内涵，即“守望相助、深度融通、开拓创新、普惠共赢”十六字方针，确定了两国关系未来一个时期发展的总体目标和路径。“守望相助”，就是双方要相互给予更加坚定有力的战略支持，支持对方走自身发展道路和维护本国核心利益，保证两国各自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深度融通”，就是要对两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对接进行密切的协调和战略协作，拓展经贸和投资互利合作，民心更加友好相通，文化更加互鉴相融。“开拓创新”，则是指不断丰富和完善双方的合作理念、机制，开拓新的领域、项目、技术，更加全面地挖掘两国关系的潜力和发展的动能。“普惠共赢”，主要是指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方面的合作，要进一步团结其他友好国家，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各国平等参与全球治理，遵循国际法，保证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相互尊重和考虑彼此利益、摒弃对抗和冲突的基础上，秉持多边主义原则，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促进更加公正合理的多极世界的形成，惠及世界人民，实现合作共赢。[27]第一，中俄关系牢固、稳定，不受外部环境干扰而改变，具有巨大的内生动力和广阔发展前景；
第二，双方将政治合作、安全合作、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国际协作作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点领域；第三，双方将就各自大政方针、内外政策、发展战略等重大问题坦诚深入沟通交流，加大相互支持的力度；
第四，双方将深入挖掘合作潜力，推动构建全方位的中俄互利合作新格局，实现更紧密的利益融合；第五，双方将鼓励两国社会各界、各地方加强交流互鉴，促进理念沟通、文化融通、民心相通；
第六，双方将继续秉持公平正义，同国际社会一道，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声明是指导中俄关系在新形势下继续向前不间断发展的一份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开辟和建设“新时代”，成为中俄双方共同的努力方向。为了在今后一个长时期继续坚定不移地全面遵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原则和精神，致力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我们还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时代对我们的要求，与时俱进地做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同时，作为中俄关系的研究者和推动者，我认为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努力自觉地付诸实践。第一，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包括国家间的相互关系，都是普遍联系着的。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中国因素和世界因素统筹起来考虑；必须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程同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统筹起来考虑；必须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必须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必须认识和把握发展规律，增加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树立底线思维，于变局中开新局，等等。这是我们做好对内对外工作最基本的方法论。对中俄关系下一步的发展，也要在上述几个方面的框架下来加以统筹和斟酌。中俄关系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我们必须在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中去感受和看待中俄关系，将它放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世界大环境当中去研究、去推动、去落实。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总体形势下，发展和深化中俄关系，不仅是中俄两国和两国人民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现实需要，更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现实需要。两国互为战略依托，互为发展机遇，互为全球伙伴，肩并肩、背靠背紧密合作，携手加快建设各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坚定支持对方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所做的努力，共同排除一切来自外部的干扰、抹黑和破坏，包括联手抵制“颜色革命”，打击各种虚假信息，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及一切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做坚决的斗争。总之，中俄携手与国际社会共同抗击“政治病毒”，维护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保卫世界和平，捍卫公平正义，是我们应当赋予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的新的时代内涵。第二，总的来看，在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美国执政当局[28]大力推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际形势日趋紧张、各种风险挑战明显加大且叠加出现的态势下，中俄两国所承受的压力毫无疑问将进一步增大。特朗普也好，拜登也罢，都视中俄为美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为拔掉“眼中钉肉中刺”而采取“分而治之”的战术。未来几年，国际体系将被迫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度调整的时期，我发展和安全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大；俄面临的不可预料的事情也将越来越多，巩固其周边战略依托的难度越来越大。中俄同时遭受美国最强力的战略围堵，两国在世界上的活动与发展空间明显受到挤压，利益严重受损，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中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俄罗斯到2030年实现GDP增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进程，都将受到美国严重的干扰和破坏。第三，在美国执政当局不改变其霸权主义政策的条件下，中美之间，俄美之间，发展关系都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前者主要表现在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博弈和社会制度优劣的较量上。这两点都带有全球性质，并更多地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及与其相关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后者也是世界性的，但主要集中在全球安全、特别是战略平衡与稳定方面。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则是中俄处理对美关系最大的共同点。要看到并承认，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远比俄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复杂得多。美国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南海、人权等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打压，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优势的指责，都是俄美间没有的。第四，美国执政当局在有意识地加紧构筑反华联盟和反俄联盟。拜登上台后多次明确表示要加快这方面的步伐。美政界还发出明确信号，试图对俄施以小恩小惠加以利用，拉俄加入反华联盟，并不停地离间中俄。俄国内也有亲美分子暗中迎合，提出中国才是美国最大威胁，俄没必要与中国绑在一起。普京站稳立场，多次拒绝同美合流，或行“坐山观虎斗”之实。我们要认识到，只要俄不加入美西方的反华联盟，不被美国所利用，那么反华联盟的效力就将大打折扣。同理，在美国组建反俄联盟问题上，我们也不能为获取一些眼前利益而上美国的当。不言而喻，我们国内也有亲美恐美分子，明里暗里配合美国极尽贬低、丑化俄罗斯，反对同俄搞肩并肩、背靠背的全面战略协作。我们必须紧紧把握住“方向盘”，坚持原则不动摇，切实保持中俄战略协作的高度稳定性。第五，我们在做好国内事情的同时，必须下大力气建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构建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团结更多国家反对、抵御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俄罗斯是目前除我之外在国际上坚守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最为坚强和最为彻底的国家，毫无疑问应当成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最为坚定的成员，是与我们志同道合、可以并肩作战的战友，也是我们对冲美国压力的最强有力的伙伴。中俄互为最大邻国，幅员辽阔，得天独厚，战略纵深可从北极延至南海，回旋空间巨大，可以“互为稳定的战略后方”。且俄有强大的国防能力，我有充沛的经济能力；俄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我有丰厚的资金储备；俄有先进的高科技研发能力，我有能够把高科技技术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运行机制。这种客观连接的相互补充、相互倚重、相互支撑的局面，是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具备的。我们对此应有统一认识，并善加运筹，当前尤要加大科技、金融、能源、军事、安全和国际事务方面的合作。第六，推动中俄关系实现长远互利发展，还要注意处理好几对关系。一是互信与合作的统一。要坚持互信是合作的结果，而非合作的路径。在合作过程中不要相互猜疑，相互扯皮，而要把问题摆在桌面上，相向而行。要想方设法努力促成项目合作，而不是简单地将责任推给对方。二是经济账与政治账的统一。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政治对经济有反作用。实践多次证明，在国与国的合作中，只算经济账，不考虑政治因素，不考虑整体环境，不考虑大局，合作是难以持久和发展的。三是一致性和差异性的统一。中俄都是独立主权国家，有共同利益，也有各自利益。要做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照顾对方关切。要承认和尊重彼此存在的客观差异。合作当中不宜事事强求一致。在涉及各自国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问题上，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霸权主义方面，能够保持持续的较高水平的一致，就是有效的战略协作关系。第七，要进一步统筹研究“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问题。俄把欧亚经济联盟作为建立“大欧亚伙伴关系”的一个平台，多次表示希望我支持并与俄共同推动“大欧亚伙伴关系”向前发展。[29]客观地说，“大欧亚伙伴关系”和“一带一路”都是推动国际与地区合作、谋求和平发展的平台。两者可能有竞争关系，但并无根本矛盾。在我对内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外建立统一战线的情况下，我须在俄关切的“大欧亚伙伴关系”问题上适度放开，有计划地主动引领、塑造“带”“盟”的对接合作，并坚持向亚洲和欧洲国家的开放合作。首先在“带”“盟”对接问题上由被动走向主动，即有意识地把双循环的第一圈外循环同欧亚经济联盟连接起来，把第二圈外循环同中东欧国家和欧盟连接起来。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充分调动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参与的积极性，二是可以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欧亚大陆走深走实，三是可以带动上海合作组织强化发展经济的功能，四是可以缓解欧盟对“17+1”合作的疑虑。第八，加强中俄人文合作，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俄罗斯故事，讲好中俄友好事业的故事。要积极推动中俄两国科学界、技术界、智库研究机构和人员开展多方面的机制化交流与合作，就涉及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网络安全、文明多样性等重大问题协调立场，共同发声，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中国学者有责任有义务利用自己的身份和优势，在国内外各种场合对中俄关系作正面的宣传，努力回击美等西方国家对中俄关系的各种挑拨行为和离间言论。加快和扩大人文各领域深度交流，增强双方在合作中的获得感，落实《中俄青少年世代友好宣言》，夯实发展中俄友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第九，俄罗斯的社会制度、国情与我们不同。在对内搞建设和对外开展合作的进程中，各种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绑架”政府、“绑架”地方、“绑架”国家大型项目的现象不少。对这些现象和情况，俄共屡屡有揭露。我们也一定程度存在一些类似的问题。应该说，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提高各级政府执政能力方面，中俄两国都还“在路上”。在中俄开展合作的具体过程中，双方每每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有些是思想认识方面的（如合作程序跟不上我们），有些是为了利益最大化方面的，有些是涉及国家政策调整范围的，有些则是我方原因造成的。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沉下心来去调查研究，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找到解决办法，促成合作。不能简单草率地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也不能躲着走，绕着走，不作为。随着美国执政当局对中俄两国打压、制裁的不断升级以及中俄两国给予相当克制的反击，外界不断有中俄可能结盟的猜测。2019年底和2020年10月，普京利用会见记者的机会，曾两次表示不排除未来某个时期俄中结成军事政治联盟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同中国在两国领土上定期举行海上和陆地演习，交流军事建设领域的最佳解决方案。我们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的协作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最主要的是，这种合作不仅涉及产品交换或是军品的买卖，而且涉及技术工艺上的交换。”“俄罗斯同中国开展军事合作可以强化中国军队的防御能力，俄中对此都有兴趣。下一步怎么发展，时间会说明。我们现在还没有为自己设定这样的任务（指结成军事同盟），但原则上我们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走着看。”[30]
2021年4月1日，俄外长拉夫罗夫访华后接受俄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采访时，否认了俄中结盟的可能：“人们经常猜测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会结成军事同盟。俄中最高级别的文件都强调，我们不是军事同盟的关系。我们不追求这一目标。我们通过北约的例子看到了古典意义上的军事同盟是什么样子，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同盟。”“这种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则要用多极化的时代范畴来思考。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与古典的军事同盟关系完全不同。这种关系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更加紧密。”[31]
2021年4月6日，拉夫罗夫访问印度，在记者会上回应“俄中结成军事同盟”问题时再一次明确表示，“俄中最高级别的文件都强调，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但并不追求缔结军事同盟的目标。”[32]
的确，当今的时代早已超越二战时的热战时代和二战后的冷战时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再用建立军事政治同盟的方式将两个国家或若干国家捆绑起来，放弃经济发展，加紧军备竞赛，大打舆论战，由此形成让渡主权、出让国家利益、有指挥有服从的小圈子，对外造成对立、对峙和对抗甚至兵戎相见的冷酷局面，是根本行不通的。零和博弈的思维及其行为，无论如何已不适合21世纪20年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然而，美国执政当局依然在加紧推行单极世界战略，各种动作不断。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千方百计使用各种手段打压、制裁、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目的绝不仅仅是简单地不让两国发展和壮大。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执政当局还想一如既往无障碍地在世界各个角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利用美元和超级大国的强势地位，对他国进行经济剥削、政治压迫、甚至军事打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中国作为经济发展最快、俄罗斯作为军事力量足够强大的两个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倡导和推行的是国际关系民主化、多边主义，是各国求同存异、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理念。因此，要单边主义还是要多边主义，便成为当今国际关系意识形态的分水岭。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确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强劲的对手。中俄客观上已经成为一面旗帜，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中俄被美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必欲除之而后快，应该说，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中俄两国领导人多次就共同抵制和反击美国执政当局霸权主义行径达成共识。习近平主席指出，“一个高水平、强有力的中俄关系，不仅符合中俄双方利益，也是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保障。”[33]“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怎么变，我们坚持巩固和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方针不会变，致力实现两国共同发展振兴的目标不会变，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的决心不会变。”[34]“中俄加强战略协作，能够有效抵御打压分化两国的任何图谋，并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筑就坚固屏障。”[35]
“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调与合作，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贡献。”[36]
“俄中关系重要性早已超出双边关系范畴，具有国际和地区意义。”“中俄战略协作‘永无止境、包罗万象’……”[37]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近年来多次就中俄关系的未来发展前景代表中国政府发表讲话。他在2020年12月24日对中国外交做年度总结时，花了很大篇幅谈论中俄关系，强调中俄战略协作迈上了新台阶，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对方，联手抵制外部势力对中俄的遏制打压，背靠背加强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肩并肩地反对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对中俄关系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中俄合作而言，没有休止符，只有进行曲。”[38]“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中俄两国要“坚持互为战略依托，互为外交优先，互为发展机遇，互为全球伙伴……继续为大国睦邻友好作出中俄表率，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中俄动力，为全球战略稳定打造中俄支柱。”[39]“中俄肩并肩站在一起，背靠背紧密合作……‘中俄组合’团结如山，始终是世界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40]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中俄领导人的上述立场和态度，已经对中俄关系的未来发展做出了最新定位。中俄不结盟，开展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不等于我们不能开展更加有效更加务实更加满足双方利益的合作，不等于我们不能从战略和策略两个方面做到更加密切的相互协调与配合，不等于我们不能表达双方对国际形势走向的共同立场，不等于我们不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做更多的事情，体现出更多的责任感。必须赋予条约以新的时代内涵。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列出许多新的合作方向。比如，我们要努力打破西方的话语垄断，发出更多客观公道的声音，并努力推动更多国家同中俄一道发声，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又如，我们要坚决打击针对中俄两国的虚假信息，开展包括维护数据安全在内的信息安全合作。再如，我们要更加积极地联合更多国家开展金融合作，以摆脱美国“长臂管辖”给我们各自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还有，我们要努力防范“颜色革命”，加强反干涉合作，坚定维护两国国家政权和制度安全。加大立法和执法方面的经验交流，自然成为中俄战略协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再往下，我们还必须采取各种切实措施稳固周边地区形势。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尽可能地防止新冷战在各个领域全面爆发。总之，在对结盟与否问题的认识和行动上，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不能自缚手脚，更不能裹足不前。不能把“不结盟”同一道反对美国执政当局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对立起来，也不能把开展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与“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对立起来。我们要明确立场并且统一认识，即中俄不是盟友关系，但胜似盟友。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先生的理解非常正确：“中俄两国不是盟友，但却做了许多盟友没有做到的事情。”
[1]参见李海文整理：《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35页。[2]具体指苏联从中苏、中蒙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4]田曾佩：“我与俄罗斯的不解之缘”，载周晓沛、谢·尼·冈察洛夫主编：《世代友好：纪念中俄建交70周年文集》，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9年，第19页。[5]田曾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312页。[6]田曾佩：“我与俄罗斯的不解之缘”，载周晓沛、谢·尼·冈察洛夫主编：《世代友好：纪念中俄建交70周年文集》，第21页。[7]李鹏：《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498页。[8]谢·尼·冈察洛夫、周力：“《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诞生记”，载周晓沛、谢·尼·冈察洛夫主编：《世代友好：纪念中俄建交70周年文集》，第108-109页。[9]周力：“《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署始末”，载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等主编《回顾与展望：中俄关系70年大使论坛演讲纪实（上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第30页。[10]“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北京宣言”，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欧亚司编《中俄建交55周年重要文献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364页。[11]“中俄元首莫斯科联合声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欧亚司编《中俄建交60周年重要文献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399页。[1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欧亚司编《中俄建交60周年重要文献汇编》，第406页。[13]“中俄联合声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欧亚司编《中俄建交60周年重要文献汇编》，第428-429页。[1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北京宣言”，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欧亚司编《中俄建交55周年重要文献汇编》，第363-364页。[15]“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欧亚司编《中俄建交55周年重要文献汇编》，第374页。[16]“《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二〇〇五年至二〇〇八年）”，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欧亚司编《中俄建交55周年重要文献汇编》，第428页。[17]“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欧亚司编《中俄建交55周年重要文献汇编》，第374-375页。[18]“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欧亚司编《中俄建交55周年重要文献汇编》，第375-377页。[19]参见《中俄双边关系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第239-241页。[20]“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欧亚司编《中俄建交55周年重要文献汇编》，第375-376页。[2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欧亚司编《中俄建交60周年重要文献汇编》，第471页。[22]“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欧亚司编《中俄建交60周年重要文献汇编》，第681-682页。[23]《中俄双边关系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第114页。[24]参见《中俄双边关系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第204-205页。[25]“中俄元首关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10周年声明”，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1年6月17日，http://www.gov.cn/ldhd/2011-06/17/content_1886239.htm[26]“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新华网，2017年7月5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7-07/05/c_1121263941.htm[27]参见《中俄双边关系文件汇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第204-206页。[29] 2008年6月，梅德韦杰夫刚刚就任总统一个月，就在访德期间提出签署《新欧洲安全条约》、建立欧洲安全新体系的倡议，得到时任欧盟轮值主席、法国总统萨科齐的积极响应。2009年11月29日，梅德韦杰夫公布了俄方起草的《新欧洲安全条约》草案，发送给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但此后毫无进展。再以后，形势的发展表明，已经根本不可能再提出这样的问题了。而“大欧亚伙伴关系”的提出，表明俄已放弃了与欧洲单独签署条约的努力，而且这种“大欧亚”覆盖的范围要比欧洲大得多。[30] «Заседание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22 октября 2020 г. https://www.mid.ru/ru/ 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4662534[31] «Интервью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В. Лаврова программе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на «Первом канале». 1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4662534[32]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СМИ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В. Лаврова в ходе совместной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и с Министром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еспублики Индия С. Джайшанкаромпо итогам переговоров». 6 апреля 2021 г.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4665966[33]“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34]“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人民日报》，2015年12月16日。[35]“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人民日报》，2020年12月29日。[37]“王毅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2021年2月4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xghd_673097/t1851257.shtml[38]王毅：“中俄关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2019年12月23日，http://new.fmprc.gov.cn/web/wjbzhd/t1727155.shtml[39]王毅：“中俄战略合作没有止境，没有禁区，没有上限”，2021年1月2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xghd_673097/t1844069.shtml[40]王毅：“世界越是动荡不宁，中俄合作越要坚定前行”，2021年3月7日，https://www.fm prc.gov.cn/web/wjbz_673089/xghd_673097/t1859039.shtml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全国政协委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俄罗斯研究杂志”，原刊于《俄罗斯研究》2021年第2期，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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