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rry Kaplan：首先非常荣幸能和如此知名、备受全球尊重的企业家同台对话，感谢你们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任总刚才已经很详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我觉得任总像莎士比亚一样有口才，他说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但您也希望我们能够在台上产生一些思想碰撞，因此，我也想强调几点。首先，人工智能不是什么魔法，和智能也没有太大关系。人工智能只是新一波的自动化。要了解人工智能会带来什么，只要参考之前的自动化发展就可以。然后，我们就能知道人工智能将会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以及将来会发生什么了。虽然现在看起来科技发展得非常快。但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很惊奇地发现，以前科技的发展速度比现在还要快。今天的科技发展和创新速度其实比以前要慢一些。比如说像铁路、电灯、计算机和电视的出现，都带来了社会变革。然而，这些都是过去发生的，近期变革速度其实没有这么快。但我认为，任总说得很对，未来是光明的。虽然说人工智能会冲击劳动力市场，但是它并不会导致工作流失，新的工作还在出现。人们会变得更加富裕，从而产生新的需求。社会会产生新的中产阶级，催生出对新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实际上，自动化只是改变了劳动的性质，并没有使人们失业。
Peter Cochrane：我觉得可以让人工智能来决定。目前，人工智能主要关注的还是任务的处理，这一点和Jerry、我、任总刚入行时一样。比如说为了发薪，你买了一台电脑，那么这台电脑就只能支持发薪。它支持不了别的！今天，我们已经有了通用计算，但人工智能却还无法作为一个通用技术来使用。但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宏伟计划从宏观角度让大家了解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首先，我们应该试着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摆脱可以改进和提升现有技术的想法，因为这一想法无法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变革，变革涉及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以及物联网技术。因为任何为未来而生的技术都需要能够被回收、改良和再利用，而实现技术编排的唯一方式就是物联网。此外，我们还要解决一个巨大挑战。我不知道任总是否同意我的观点，但我还是要说出我的看法，那就是我们必须停止为少数人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而是需要开始为多数人提供数量刚刚好的产品。否则，人们就没法在这个星球上公平、稳定地生活。这个星球有足够的资源支撑每个人活下去，但今天的技术会让我们摧毁生态系统。因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唯一的方法是改变我们目前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任正非：第一，我们不是许可给所有西方公司，只是许可给一家西方公司，独家获得我们的许可，这样它才有足够规模的市场给它支撑。我们认为，这家公司应该是美国公司，因为欧洲有自己的5G，韩国和日本也有自己的技术，它们应该在改进和发展过程中去调整。美国现在缺了这项技术，我们应该独家许可美国公司获得。而且这家公司可以在全世界与我们竞争，不是限定在美国市场范围内。当然，火星、月球、太阳除外，其他地方都可以共同竞争。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我们与全世界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继续起跑。我相信，第二轮起跑，我们也可能胜利。第二，5G并没有多了不起，是政治家把它炒大了。未来更大的产业应该是人工智能，希望在人工智能中华为不要遭受第二次“实体清单”。人工智能是以软件为基础，所以第二次实体清单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可能超越了其他公司，我们不希望再次出现冲突。我们希望共同为人类提供服务，共同为新社会提供服务。 Peter Cochrane：我觉得这个问题完全被扭曲了。工程师、科学家以及管理层和公司之间就没什么不信任的问题。
Christine Tan：那么问题出在哪儿？
Peter Cochrane：这是个政治问题。问题本身与技术或从事技术的人无关，就是政治问题。这种对技术的恐惧也很常见，比如人们对3G、4G也有过类似的恐惧。其细微的差别在于，现在的社交网络会扭曲人们的认知。大家认为只要这么说的人多就代表事实如此，一旦社交网络做什么事情，就会很多人跟风！例如，一条博客可能出现高达两千万个跟帖，而且数量可能还会不断增加。行业内没有共同努力去平息大家的恐惧，但这是有必要做的事情。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什么技术存在问题，如果说真的存在，那我们可能看到警察因为脑癌去医院排队了。移动技术已经诞生很长时间了，我们可以用更强大的军事雷达轻而易举地探测附近的人。没有证据证明有任何问题。确实存在一些诸如流感、枪伤的问题。但是都没有证据证明5G的危害性。比如在英国，人们都想使用5G服务，但谁也不希望看见铁塔或网络设备。
Jerry Kaplan：我想先谈一谈信任问题。在我们的对话中，我们将两个问题混在了一起。Peter讲的是对技术信任和担心问题，而任先生讲的是对供应商的信任和担心问题。信任这个词在英文里面是带有情感的词语，比如你不信任我，这个词是带有情感色彩的。但事实上，做生意不需要信任，做生意要有确定性。就如婚姻，不需要爱，有爱可能更幸福，但如果想要一个好的婚姻，必须要相互尊重。同理，我们需要更好地表达对对方的尊重，但老实讲，美国政治家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没有办法进行建设性的对话。许可仅仅只是其中一个可行的方案。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技术方案，包括建立“无尘室”、供应商多元化等方案。这样各个国家，包括美国，都有权保护自己的关键基础设施，但这并不意味着华为不能成为一家成功的供应商。在我看来，任先生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业务。如果他能打败美国公司，是没问题的，这也是美国的做事方式。
Christine Tan：任先生，您愿意放弃您的业务吗？
任正非：我可以理解。
Christine Tan：Peter，您对于这个问题还有什么看法？
Peter Cochrane：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主要取决于我们怎么使用技术、5G和网络。5G的使能作用才是真正的驱动因素，比如5G可以使能医疗、物流、制造等各行各业，能够用来快速集结各国和全球资源。一个新出现的公司或原本就存在的公司即使获得了华为的技术，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变得非常强大。华为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有非常优秀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大家已经开始思考5G以后是什么。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如果要在全世界快速部署5G，需要多家公司才可以实现。当市场开始非常稳定且产品商品化后，可能最后只剩下三到四家供应商，但是在早期，需要多家供应商才可以快速部署技术。我觉得目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和社会变革。
Jerry Kaplan：如果真的出现，对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利，任先生也多次提到过这一点。3G、4G时代欧美之间的故事在5G时代又重新上演。当时欧美之间的标准不一样，去另一个国家手机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最终开发出了能同时支持两种标准的芯片。这是可以解决的问题，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
Christine Tan：Peter，如果中国一套标准，美国一套标准，欧洲怎么办？
Peter Cochrane：这对于全球来说是一个不可持续、成本很高的方案。整个科技界已经花了几十亿美元开发技术，因此要实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这样才能摊薄投资成本。价格下降后，技术将进一步推广给所有人使用。但如果只有一小部分市场受益于技术，价格会更高，而且开发成本也会很高。而事实上，美国、欧洲、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均不具备所有所需的人才、资源、技术、生产设施和专业技能。我们处在全球化的市场中，彼此之间是互相依赖的。我觉得政客都不了解技术、全球化和市场，否则他们也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
Peter Cochrane：我觉得会是中国和中国的客户。大家要知道美国的总人口占世界人口不到4%，那么人们会选择谁？张文林：我认为，哪一种标准更加开放、更加拥抱全球，哪种就会赢。因为在通信领域已有过这样的历程，2G时有一个技术比另外一个技术好，但是它的标准是相对封闭的，而另外一个标准非常开放，也就是3GPP标准。经历了3G、4G到5G，全世界都拥抱了3GPP标准，而那个原本比较先进的技术以及投资这个技术的所有公司，都走到了一个错误的道路上。我们公司亲历了这段历史，拥抱全球、开放创新、合作共赢是我们发自内心坚信的理念。任正非：我认为，全球分裂产生两个生态的可能性应该不存在。第一，虽然隔离了我们与美国的科学家和教授往来，但是教授总要发表论文，论文发表后我们总会看到的。土耳其教授论文发表，我们第二个月就看见了，美国论文发表，我们可能在第三年看见，总会看见的，就会对我们的科技发生影响。理论创新到工程创新有一个时间差，我们努力跑也会赶上来的。尽管美国可能跑在前面一点，我们跑在后面一点，但是来自“喜马拉雅山”的“雪水”可能还是一样的。美国在世界上是最领先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最强大的科技，就像喜马拉雅山顶上的雪水一样。如果科技脱离，喜马拉雅山顶的雪水不流到下面来，下面庄稼干死了，上面的雪水也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应该是上面的雪水浇灌下面的庄稼，从庄稼里面分取利益，这就是世界走向全球化的目标。美国做了很多好东西，不卖，怎么使美国繁荣富强？如果没有水，庄稼活不了，就会想办法打井来浇灌庄稼。因此，发展中国家得不到供给时，就会寻找替代。但是山上的雪水不能流下来，山上很冷，冻得很僵。科学家要吃饭，工人也要吃饭，科学技术不能变成商业，不能变成商品，不能占领全球市场，经济就会萎缩。客观事物迫使哪一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哪一家都不可能重建一个区域性的环境，只是实现的形式比较坎坷。有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我相信世界是平的，但有一部分是冰川，可能走过去也很痛苦，平着的冰川走路也要小心一点。无论怎样崎岖的道路，世界的道路都是通的。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了，再讲科技脱钩，再讲划分区域自治，这根本不现实。张文林刚才讲的，到底哪个标准胜利了？2G时，CDMA占据技术优势，GSM那时没有那么好，谁救了GSM呢？中国。因为CDMA的苛刻条件，中国不接受，大量买GSM，GSM在当时网络质量不好，通话容易中断，但在中国大规模使用中，问题被发现和修改，成了好产品，3GPP在这种环境中迅速前进；二GSM是更开放，数千家、数万家、数十万家涌进来拥护3GPP标准，形成了一种生态，推进到今天的5G。5G的胜利其实就是3GPP组织的胜利。
Peter Cochrane：人们会主动免费提供。举一个例子，我的病历在英国，比如说我今晚如果在中国生病了，就无法获取我在英国的病历。这些病历信息的获取现在受到GDPR的管辖。这是我的信息，我希望把它分享给你，但是现在法律规定我不能这么做。我很愿意分享我的许多个人信息。如果有针对某项疾病的研究，我也很愿意贡献我的所有数据。问题是，这会不会对我个人以及家庭带来安全威胁？这些数据真的有用吗？另外，对我个人而言，会不会让我的生活更方便、更安全？
Christine Tan：会吗？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吗？
Peter Cochrane：如果你想得到我们的病历，我可以以U盘的形式提供给你。我在中国时你可以作为我的代理人，我生病时，你就可以照顾我。Jerry Kaplan：我认为，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隐私保护法律是完全正常的，因为隐私保护是一个社会和文化问题。中国人民和美国、欧洲人民由于历史原因对此持不同的态度。人工智能需要海量数据，因此与美国相比，中国可以更好地用好人工智能并获得更多收益，即使数据集完全分开也是这样，因为中国有更多数据。美国人甚至不能理解大量数据有多重要。我今天得知，深圳有1,500万人口，比洛杉矶人口还要多。在上海的时候，我发现上海的人口比德克萨斯州的人口还要多。在中国会说英语的人比美国会说英语的人还多。还有非常多类似的数据和事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中国拥有更多数据，数据集成面临的障碍也比其他地方更少。张文林：我想补充一点，并不是要获得所有的数据才可以实现技术进步，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的只是对训练有价值的数据（比如专业人员纠正或标注过的数据），不需要获得所有的数据（尤其隐私数据），不需要数据全集。可能在初期阶段，一些互联网公司并没有真正搞清楚需要什么类型数据，但是现在大家已经逐步更为清晰的认识到必须要尊重数据隐私和主权的保护，产业才能健康持续的发展。比如说像Peter说的我们会用数据换取服务的价值，技术公司的责任是用最小化的数据，产出最大可能的价值；并且尽最大可能让用户知情，并能够自主选择是否参与这样的交换。
Peter Cochrane：我觉得，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复杂化。很多公司、组织可以跟用户说：“我想要你的数据，我们会怎么样使用你的数据，并保证会保护你的数据。”基于这样的原则，用户提供这些数据。如果这些数据由于疏忽被泄露，的确会有代价。我一直认为，如果一个15岁的小孩能在卧室的笔记本电脑上攻击一个组织，这对这些组织是一个很好的惩罚方式，因为如果他们的安全如此薄弱，那是因为投入远远不够。我看到政府、国防部、银行等各种大型组织都泄露了大量数据，但很幸运地是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Jerry Kaplan：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办法给你满意的答案，需要先把数据保护这件事理清楚才能回答。首先，这个问题不是关于数据收集的问题，而是数据的使用和保留，比如说在收集的时候就要告诉人们收集的目的是什么，且会仅用于该目的，以及数据的有效期限，不让破坏分子获取这些数据或者被用于其他目的。但是我们需要最大可能的透明度，比如说让数据提供者知道和理解收集数据的用途，这也是美国现在正在面临的一个问题。例如Facebook和推特用户的数据被用于他们不知道的用途。人们可能不愿意他们的数据被用于政治目的或者警察工作。所以我们需要设定各种限制。
Jerry Kaplan：有的技术对消费者影响较大，有的对产业影响较大。大家都好奇哪些对自己影响最大。我觉得增强现实将带来巨大影响，戴上眼镜，你就可以看到真实世界中叠加的虚拟图像，你可以玩游戏或与其他人进行互动；你将可以远程地和朋友进行交流，就像他们坐在你家餐厅的椅子上一样，他们的手放在桌子上，脚放在桌子下面。增强现实将拉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它会让人感觉很真实，就像真的有鬼魂站在你面前一样。我觉得这就是未来10到20年，人们将感知5G和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影响。Peter Cochrane：上周谷歌发表了一篇论文，但很快就消失不见了。这篇论文称谷歌已经占据了量子计算的支配地位，已开发出一台超过地球上任何超级计算机的量子计算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篇论文这么快就消失了，但是这台计算机支持72量子比特。为什么量子计算如此重要？如果真的能实现，我们就可以第一次真正了解化学、生物、生命科学以及智能。如果有量子计算，就可以成功解决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比如说蛋白质折叠、基因组和蛋白质之间通信等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98%的人类疾病的根因。量子计算将能促进人类认知和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将会给人类带来积极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将很难量化。量子计算将改变一切。如果有一百量子比特，可能就很强了，如果有一千量子比特的话，我们几乎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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