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钺：全面了解抗战历史，以防曲解

 

  

　　【作者按】此文曾部分发表过，近来看到关于国民党抗战问题的争论又起，便拿出旧文稍加修改，供读者批评。

 

　　几年前休假时，曾赴华东某地参观，当地有一不高小山，旁有一湖，山清水秀，相应成辉。据当地人介绍，陈毅元帅曾于此指挥过一些战斗，山中有三仙洞，曾为陈老总的指挥部所在地。三仙洞实为一面积不过7、8平米的小石洞，高约二米余，可容四、五人。三仙洞名称来源于蛇、蟹、蛤蟆三个成精仙物，相传曾驻于此山，是为三仙。山旁有湖，湖畔有茂林修竹，过去可能有采莲女嬉戏湖中，湖边林中有秀才刻苦读书于此。每当春暖花开之际，在山中煮上一炉清茶，清风徐来，送来远处水面上采莲女的嬉闹声，秀才们于此读书，甚是清爽。往昔陈老总在此作战时，指挥我军消灭戴之奇部，因大捷，曾即兴做诗一首，现刻于纪念亭前的石碑上。

 

　　在介绍这次战斗时，有人说：这次胜利不过是碰巧，因为被敌军追赶，逃入林中，结果从林中出来的时候，刚好遇到敌军的指挥部，就顺手把敌军的指挥部给打掉了，结果敌人就群龙无首，因此被打败。

 

　　这种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但却流传甚广了，估计不光在当地流传很广，在许多地方可能都流传。因为这种说法我在别的地方也曾多次听到，只不过说的不是这次战斗，而是另一次我军与敌军的战斗，除了地点和部队换了，内容都是一样。无非都是说，我军这次或那次的作战或战役的胜利是碰巧，因为我军被敌军追赶，便逃跑，结果在跑出森林或大山时，凑巧敌军的兵团指挥部或军、师指挥部就在眼前，于是顺手就给灭掉了，敌军群龙无首，当然大乱，于是我军就获利了胜利。

 

　　像这样的谬言，有点军事常识的人，稍加思索就可知是编造的。战争，需要运筹帷幄，需要制胜千里，需要妙计频出，但这些都需要有人去执行，需要英勇的将士们真刀真枪打出来，不是碰巧碰出来的。

 

　　战役一般由许多次战斗组成，一次战斗的胜利并不能足以决定整个战役的结局。历代以来行军打仗岂是儿戏？哪有那么多的碰巧获胜？遭遇战倒是有的，但遭遇战是“双刃剑”，它既可能致敌军混乱，也可能使自己混乱。因为大家都没有准备。但仅凭一次遭遇战，就扭转整个战役或战局，能够获得全面胜利就有些匪夷所思了。退一步来讲，就算有一次、两次、三次的碰巧获胜，战争时期全国那么多战场，那么多次战斗、战役，大部分都能碰巧获胜？

 

　　这是战争中的常识问题，但就是这样一个常识问题却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各地，出现了各种换汤不换药的版本，而且似乎成为了某个历史场景或事件的正解了。这种现象应引起人们的注意和深思。

 

　　其实这种说法到底是从何而来，本没有必要深究，即使找到根源也没有大的意义。值得注意的倒是与这种说法和认识有关的，近年来兴起的“重读历史”或“新解历史”现象。如果说，“重读历史”或“新解历史”对历史上一些事件、人物、问题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或再研究，发现一些过去没有发现或没有引起足够注意的史料，从中发掘出对今人和国家、社会有益的见解和经验教训。这样的重读和新解都是值得提倡和支持的。但如果是进行片面、甚至有意歪曲，则另当别论了。

 

　　不可否认，历史研究无禁区，也无止境，我们要研究的是真实的历史和全面的历史，而不只是其中一个片面的角落。在研究过程中，全面的看待和分析历史非常重要，不能只看其中一个部分，只看某一个点上的细节而罔顾整体和时代的具体条件与要求，那样就容易做出以偏概全的结论。虽然现在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细节决定成败”，细节的确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但仅仅关注细节还远远不够。做好细节的研究是历史研究工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我们需要做的是把各个细节整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而不是只依据一个细节就做出结论。历史研究工作中，不光要注意细节，更要能够从纵深、高远的角度来分析整个形势，对历史的全貌和细节都进行深入研究，这需要严谨的治学风格和艰苦长期的工作。

 

　　现在有些有意或无意地通过“重读”或“新解”而歪曲历史的现象有必要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歪曲历史一向是有些势力惯用的手段。前一段时间曾经广为流传的中央情报局“十条诫令”（且不论其真伪）中有一条，就是要专门歪曲有关国家历史的。以这种“重读”或“新解”方式而歪曲历史的害处太多，太大。远的不说，就拿中国台湾省来看，1988年李登辉登上“大位”后，利用掌握行政权力之便，对历史进行“新解”，在行政、文化领域大力支持、鼓励和提拔倾向于“台独”的（知识）分子，从教科书、文化宣传上全面歪曲中国台湾省的历史，去中国化，有意培养“台独”意识，把“台独”与推进西式民主联结起来，把民主当成“台独”的借口，全面影响新一代台湾年轻人的思想成长。经过李登辉、陈水扁等人近二十年的“新解”，已经极大的改变了台湾省年轻人对国家、民族、主权和民主的认识。据台大政治系主导的“两岸和平趋势调查报告”（2012年5月发布）显示，“48.8％的受访青年倾向于台湾主体认同（即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彼此互不隶属）；其中，大学生一代对台湾主体认同感更高达52.8％。”这种文化上的影响和歪曲作用甚至大于战争的影响和破坏，需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逐步纠正过来。

 

　　除了“台独”式的歪曲历史之外，其他片面、狭隘的“重读”历史或“新解”历史现象中有两种情况比较典型：人性论型；“发现新大陆”型。

 

　　一、人性论型。从人性的角度分析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带着比较强的倾向性去找史料，然后以“个人”的人性角度来分析历史，很多情况下脱离了当时事件、人物乃至国家和国际的历史大环境。这种情况多见于对近代以来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新解”或“重读”。

 

　　这样的“新解”或“重读”通常不能从整体的、历史的和全面的角度和广度来解释某个事件或人物，而是以人性为基础来解释，往往是从个人感受的角度把一些本来负面的人物塑造成很人性且很慈祥的形象。当然，不能否定人性论，难道还能不讲人性？如果不讲人性的话，那又成了什么？没人性？是禽兽？讲人性是正确的，但关键在于历史事件和人物是复杂的，多角度的，如果单单从人性论来分析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话，可能就较难区分正义与邪恶、正确与荒谬、正直与奸诈。

 

　　如果只强调人性，只从某个角度来看，那么希特勒、东条英机等战犯也可以是很人性的，现在看一看当年德国纳粹拍摄的有关希特勒的纪录片，许多镜头都很温馨，镜头中的希特勒很友善，很慈祥，有时还亲切的拍一拍、亲一亲小朋友的脸。多好的形象！这也是希特勒的人性。但从大局来说，希特勒是不是有人性，历史早已给出了定论，不用赘述。

 

　　要是还以人性论来分析历史，那再看看当年日本鬼子在中国拍摄的一些所谓宣扬“中日亲善”的照片，在照片中他们给中国小孩糖吃，亲切的微笑着，中国小孩们手里拿着糖，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难道因为这些我们就能理解成，原来日本鬼子也有很多人性的？这样的人性我们会相信吗？能够因这样的“人性”就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

 

　　二、“发现新大陆”型。这一类型通常是似乎有一天突然读到了一个什么史料，于是就感叹，原来还有这回事，以前怎么不知道，都是被官方封杀了，被蒙蔽了双眼，于是就到处找史料，于是就发现了许多“新”史料，于是就开始“以证视听”。例如，近几年来经常有文章说以前不知道原来还有国民党抗战这回事，并由此推论是大陆官方“封杀”了国民党的抗战业绩！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事实。

 

　　事实上大陆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公开正视抗战初期国民党的抗战历史了。这些公开的渠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1980年代中期开始拍摄的正面反映国民党军队英勇抗战的电影，如《血战台儿庄》以及其他同期的影视作品；另一个是1980年代的中学历史教科书。

 

　　从1980年代中期起，大陆对国民党的抗战功劳便开始以比较客观的态度进行评价，那时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很清楚的介绍了抗战初期，国民党方面是如何组织和指挥几大会战奋起抵抗日本侵略的，如平津抗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枣宜会战等，都从正面描述，肯定了抗战早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英勇抗日的历史，完全没有刻意“封杀”国民党的抗战功绩。而这时距“文革”结束尚不过十年而已。

 

　　但从最近几年大陆内部和台湾、新加坡等一些媒体的反映来看，似乎认为大陆是从最近才开始承认国民党抗战业绩的，认为这是近几年才有的进步。相当多的媒体和人士都持此种看法。

 

　　教科书的肯定，比艺术的肯定更加正式和严格、权威。有人认为，即使那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正面介绍了国民党抗战业绩，但篇幅也不多，不能特别引起注意。要知道中学历史教课书涵盖的内容非常多，从古代史到现代史，从世界史到中国史，人类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重要事件要浓缩在这并不算厚的四本小册子中。在严格的篇幅限制下，历史教课书能够专门拿出相当一部分空间介绍抗战初期国民党方面组织的若干次会战，已实属不易。

 

　　此外，这个情况还和那一段时期以来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背景有关。那个时期初中历史、地理都属于副科，因此上历史课和地理课时，不认真听讲曾是比较普遍的现象。高中则不然，高中是文理分科，文科生要非常认真的学习历史和地理知识，可能对历史教科书中这一段的情况熟悉一些；理科生则基本用不着怎么学习这些历史和地理课程了。此外，文科生人数远远少于理科生，这种现象有可能造成在中学时期就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也就相对较少。但不能因此而认为是大陆有意“封杀”或不正视抗日历史吧。

 

　　现在看来，过去多少年“重理轻文”的教育理念不利于一个国家的历史传承、继承和发展。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大陆的一些影视剧也已经从正面描述国民党的抗日功劳了。如当时的《血战台儿庄》、《七七事变》等不少影片都是从正面描写国民党抗战的。尤其是《血战台儿庄》的内容非常感人，许多情节真实地还原了抗战初期国民党军与日军在徐州附近的台儿庄殊死战斗的英雄事迹，包括蒋介石等国民党许多高级将领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在了1980年代的历史大片中。

 

　　有的场景至今深刻的印在许多观众的脑海中，如川军王铭章师在台儿庄血战到最后拼杀至师长最后一人，面对四面而来的日寇，已经负伤的王铭章神色泰然，平静的坐在阵地的高处，周围布满了川军将士的遗体。日军正从四面向王铭章接近，只有几步之遥。这时王铭章很坦然地从口袋中掏出一支已经发皱的卷烟，慢慢的点着了火，吸了几口，然后站起身，掏出手枪自杀。川军王铭章师，上自师长，下自普通一兵，全师七千余人，全部在台儿庄壮烈殉国。影片中蒋介石亲自祭奠，现场发表感言，激励将士继续抗日。

 

　　抗战胜利后，北京（时名北平）就命名了张自忠路、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为的是纪念为抗日壮烈牺牲的国民党将领，1949年后这些路名都继续沿用（因“文革”影响曾改过一段时间），以示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英雄的纪念。六十年多来，这些路名早已成为当地人耳熟能详的老地名了。

 

　　反观另一方，我们不知道在同时代海峡那一边的教科书里、影视剧里有没有一点客观描述共产党抗战的资料。近几年来经常看到海外一些华文媒体，不断“表扬”大陆在正面肯定国民党抗日方面有进步，说是终于开始正面肯定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想来这些驻大陆的媒体记者们，来到大陆不过几年，对许多事情可能缺乏了解，再加上原有的成见，写出一些不那么靠谱的报道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历史的评论和观察要有纵向的深入了解和横向的客观比较，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汗青本来是无暇的。

 

　　  《春日登山有感》

　　湖畔煮春茶，三仙慕风雅。

　　水头莲女闹，两岸琴声撒。

　　弯弯林中路，青灯照古塔。

　　后人复何疑，汗青本无暇。

 

　　(作者：冯钺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信息资料室主任)

 

　　【附】两岸只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电影《血战台儿庄》拍摄和上映的台后幕前

 

　　作者：丁晓平

 

　　江苏徐州历来为兵家要塞。侵华日军在1937年12月分别占领南京、济南以后，为了打通津浦路，使南北日军联成一片，先后集中8个师团、5个旅团约24万人，于1938年1月下旬开始南北对进，夹击徐州。在1月至5月间，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12个集团军和军团约60万人防守徐州，阻止南北日军会合，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与侵华日军进行了抗战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会战。其中台儿庄战役是这次闻名中外的大会战的关键环节，这就是著名的“台儿庄大捷”。而台儿庄这个弹丸之地也因为经历了这场惊人血战，闻名世界。1986年因为一部名叫《血战台儿庄》的影片再次把台儿庄推向世界。然而谁也不会想到，电影《血战台儿庄》的上映，竟然对改变海峡两岸同胞的交往和沟通起到了意料不到的促进作用。日前，著名电影编导、纪实文学作家陈敦德先生作为电影《血战台儿庄》当年拍摄的具体组织者，向笔者讲述了电影《血战台儿庄》背后鲜为人知的往事。

 

　　1965年李宗仁海外归根。周恩来在欢迎宴会上给大导演成荫敬酒，说起拍“台儿庄”在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1985年，一部名叫《血战台儿庄》的电影轰动海内外。这部具有恢弘史诗般气势的大片，不仅获得了“金鸡奖”的数项大奖，还获得了一个由中国政府授予的特别奖——“抗战奖”，并被评为新中国“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之一。

 

　　据陈敦德先生介绍，早在1965年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时，周恩来总理不仅亲自到机场迎接，而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这次欢迎李宗仁归国的宴会上，有一桌嘉宾是周恩来总理请来的新中国电影界人士。宴会时，周恩来总理特此来给电影界的同志们敬酒，并对著名导演、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成荫同志说：“成荫同志，你拍过《西安事变》，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成荫始终牢记周恩来总理的嘱托，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拍摄“台儿庄大捷”的事情不得不束之高阁。1982年，成荫对来自广西电影制片厂正在电影学院进修的陈敦德说起了这件事。因为李宗仁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属于国民党桂系，所以成荫希望陈敦德将来回广西电影制片厂后能配合他拍摄“台儿庄大捷”这部电影。可是，成荫不久突然辞世，遗愿未能实现。

　　1985年就任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的陈敦德就接过重担，并取得了广西自治区政府老主席韦纯束及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大力支持。但是在电影界，当时的广西电影制片厂是个小厂，很难完成这样一部战争大片，陈敦德就北上请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杨光远执导。两人一拍即合，杨光远还向陈敦德推荐了田军利和费林军在《八一电影》上发表的电影剧本《血战台儿庄》。

 

　　但该剧原作是以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为原型的，根据成荫院长生前所述的周恩来总理的嘱托，结合改革开放形势及广西的情况，陈敦德决定重新创作，将田军利和费林军请到广西，提出让他们将剧本改为以李宗仁将军指挥台儿庄战役为主线，并得到了时任国家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和总编室主任邹士明等人的鼎力支持，以及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当年参战的黄埔将领郑洞国、郑庭笈、覃异之等将军的热情协助，李宗仁原秘书程思远先生也出任顾问给予积极指导。这样，《血战台儿庄》的电影剧本在经过多方研讨，前前后后十七次修改定稿之后，终于投拍。影片震动海内外，因此也获得了空缺多年的“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在长达一年多的摄制工作中，没有拍过战争片的广西电影制片厂得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大力支持。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肖穆厂长还应广西电影制片厂的要求，派出优秀战争片导演杨光远执导，还同意杨导点将带去各方面优秀主创人员。同时，拍摄工作还得到了台儿庄当地老百姓的巨大支持，时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迟浩田将军。还派出了在全军都响当当的优秀部队参加拍摄，使敌我两军拼刺刀的戏，拍得真实动人。当时的文化部顾问、曾以新闻记者身份亲历“台儿庄大捷”的荷兰籍世界著名新闻纪录片电影大师伊文思，也提供了当年战场的纪录片《四万万中国人民》作为参考文献，《血战台儿庄》中诸如“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许多动人的场景都取材于这部著名纪录片的真实镜头。如今，当年拍摄的外景地已经建成了“台儿庄战役纪念馆”，张爱萍将军题写了碑名，启功先生题写了馆名。当年有名的德国式火车站，近年已经重修作为“李宗仁将军纪念馆”。

 

　　蒋经国在台湾看到《血战台儿庄》后，说：“这个影片没有给我父亲脸上抹黑。”不久，台湾老兵赴大陆探亲。

 

　　1985年夏末，李宗仁将军唯一的儿子李幼邻在美国得知中国大陆拍摄《血战台儿庄》的消息后，马上从美国赶回祖国探亲。飞机一落地，李幼邻先生就向来机场迎接他的陈敦德说：“我先不去宾馆，你现在就带我去看《血战台儿庄》。”陈敦德告诉他:“电影正在最后制作之中，音乐还没有最后合成。”李幼邻急不可待地要求说：“没关系，我就想马上看到。”拗不过李幼邻的执著和迫切，陈敦德只好请示国家电影局的领导石方禹。在得到同意之后，李幼邻就在陈敦德的陪同下观看了《血战台儿庄》的“台词双片”（即没有音乐剪辑合成的样片）。看了不到十分钟，李幼邻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了。

 

　　1986年4月，《血战台儿庄》在香港举行了首映式。万民争看，轰动香港。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先生在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指蒋介石，笔者注）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在电影《血战台儿庄》中，蒋介石的这个正面形象最主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情节：国民党师长王铭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这时候天空上有日本侵略者的战机飞来扫射轰炸，面对危险，蒋介石临危不乱，发表讲话，镇定自若。陈敦德介绍，这场戏是根据历史档案拍摄的。而这个经典的镜头画面，与大陆此前反映国民党、蒋介石的影片确实有着显著的不同。

 

　　蒋经国听说后，很是震惊，马上对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看看。”

 

　　于是，谢忠侯就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人。新华社有关负责人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和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同意。于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就复制了一盘录影带，通过新华社送给谢忠侯。这样，谢忠侯马上带着《血战台儿庄》的录影带飞回台北。

 

　　一年后的1987年，程思远先生在其家中告诉陈敦德，台湾方面反馈说：收到《血战台儿庄》拷贝后，宋美龄和蒋经国都很快地观看了影片《血战台儿庄》，并请国民党中常委的全体人员观看。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不久后，蒋经国终于决定同意开放国民党部队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在骨肉分离了37年后，终于把苦苦的乡愁化作了喜悦的重逢，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公开互动往来的序幕。程思远先生谈起此事时非常激动，也赞赏陈敦德为该片所作的贡献，欣然为其题字：“精心策划，促进统一”。

 

　　《血战台儿庄》上映后，深受海内外华人的普遍赞誉。白崇禧将军儿子、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于1995年7月在台北《中央日报》发表长文论述抗日战争和徐州大会战，文中也专门谈到“《血战台儿庄》影片肯定国（民党）军将领贡献”，说：“抗日战争八年，是全中国军民，牺牲惨重，抵御外侮，保卫国家的一场民族圣战，这一段20世纪的中国痛史，所有的中国人都应铭记于心，汲取教训。而台儿庄之役，又是八年抗战中最具关键性的一场罕有胜利，中国两岸的政府，不论其政治立场，理应大书特书，载入史册。但因为蒋中正氏与广西将领李、白之间的矛盾，尤其1965年李宗仁返回中国大陆，台湾国民党政府对抗战史台儿庄大捷这一章，一向低调处理，台湾媒体对淞沪战争等役都曾大肆宣扬，反而对抗战中最重要的一役台儿庄会战则有意忽略，因为这一仗是李宗仁指挥得胜的，大肆赞扬李宗仁，国府立场尴尬……

 

　　80年代后，中共对待民国史已逐渐走向实事求是，1987年（应为1986年，笔者注）广西电影厂摄制《血战台儿庄》巨型战争影片，相当合符史实，对李宗仁、父亲以及其他国（民党）军将领抗日的贡献，都持肯定态度。此片在大陆上映，造成巨大震撼，那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人民头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国（民党）军抗日的真相，以及国（民党）军将士英勇牺牲的形象。1987年此片上映，笔者正在上海，看到广西电影厂摄制的《血战台儿庄》，不禁感慨万千，国民党自己军队打的一个大胜仗，竟让中共越俎代庖拍成电影，大肆宣传。抗战胜利迄今已有50年，国共两岸政府都应该抛弃政治立场，严正对待中日战争这段中国军民伤亡1000多万的惨痛历史了。”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并最终实现和平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而二十年前，故事片《血战台儿庄》为打破因历史和政治缘故所导致两岸同胞“老死不相往来”的樊篱，起到了意料不到的促进作用，也为海内外所有的中国人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语言——“爱国”。因为两岸只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