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抗战中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1937—1940年是敌后战场开辟、形成与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侵华日军为维护占领区的“治安”，发动了以敌后战场为目标的“治安战”，其重点是华北地区，百团大战后扩展到整个敌后战场。

 

　　“七七事变”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先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1937年末，华北、华东的大片领土和北平、天津、上海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共应进行以游击战为主体的持久战。按照游击战方针，到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等6个抗日根据地，标志着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的抗战，一开始便被日军视为心腹大患。1937年12月22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方面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中，就把对八路军进行“讨伐”列入作战计划。从1938年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抗日根据地发动“肃正作战”。据日本华北方面军独立混成旅团直属第三大队作战主任田副正信少佐回忆，该旅团1938年4月在河北涞源、灵丘等地对八路军进行“肃正作战”，一年间进行了50次作战，“我军屡次讨伐，土匪被消灭了，但八路军的势力却逐步扩大。”时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的武藤章大佐回忆说，1938年秋，日军华北占领区“治安恶化”，尤其是共产党军队以山西省山区为根据地，“巧妙地开展游击战，在日军防守的缝隙中猖狂地扰乱治安”。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从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八路军已成功地在日本占领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为插入日军后方的一把利刃。

 

　　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中，规定日本中国派遣军“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准备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这里所谓的“治安地区”，主要是指敌后抗日根据地。1939年4月2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订了《治安肃正要纲》，计划从1月至10月分3期进行。在制订计划时，日军还比较注意占领区内国民党残余军队的存在，到第三期“肃正作战”中就完全将重点指向了八路军。

 

　　1939年9月23日，日本大本营在给日本中国派遣军的《大陆命第363号》命令中提出：“大本营的企图是希望迅速处理中国事变。”当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拥有24个师团、1个骑兵兵团，其中14个师团即56％的兵力用于对敌后战场作战，表明日本对华作战重点开始向敌后战场转移。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了震动中外的百团大战。据《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记载，“这次奇袭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相当的时日和巨额经费才能恢复。”百团大战显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也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百团大战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决定，“以治安第一为基调”“一切施策均集中于剿灭中共势力”。由此表明，以百团大战为标志，日本将对华作战重点指向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抗日根据地，也标志着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

 

　　1941—1943年，日本继续将敌后战场作为对华作战的重点，对敌后战场发动了大规模的“治安战”，敌后战场进入了抗战以来最艰难的时期。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紧紧依靠群众，挫败了日军的“治安战”，承担了中国抗战主战场的重任。

 

　　从1941年开始，日本华北方面军将“治安肃正”作战上升为“治安强化”作战，强调“肃正的重点依然放在剿共上”，军事作战“主要是对共产党根据地进行歼灭战”。此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的“总体战”，即以军事为主要手段，辅之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手段，对根据地进行“围剿”，对游击区进行“蚕食”。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剿共施策要纲》中写道：“关于摧毁敌人大根据地问题，除按照上级司令部的计划指导直接消灭共产党的势力外，还要全力捣毁其各种机关设施（司令部、行政公署、补给、修理、贮藏、金融、通讯、教育设施等），铲除地下组织，毁坏生活资源，以经济封锁相配合，使其不得已而放弃根据地。”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烧光、抢光、杀光“三光”政策。经过日军1941年的“扫荡”作战，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但并未被摧垮。面对日军残酷的“扫荡”作战，中共中央推出了一系列应对举措，后来归纳为“十大政策”，使各抗日根据地更能适应 “治安战”的残酷环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企图将中国从南进的基地变成南进的“总兵站基地”。1941年12月3日，日本大本营在《大陆命第575号》中规定，日本中国派遣军的总目标是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总任务是在占领区“迅速恢复治安”。为此，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作战更加残酷。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中将指出，由于日本南进，中共会频繁发动反攻及破坏工作，“必须在敌人发动反攻之前，先发制人，更加主动作战，提高治安，谋求安定。”这就意味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并未减轻中国抗战的压力，反而使日军更加重视对抗日根据地的“治安战”。1942年，日本华北方面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仅1月份就高达1682次。与华北的“治安战”相呼应，日军在华中对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敌后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作战。

 

　　1943年，日本继续将对华军事作战的重点指向敌后战场。3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在一次讲话中叫嚷，“要加以铁锤般的打击”“彻底剿灭华北治安之癌——中共军队”。4月8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有末精三少将在部长会议上提出，“中国问题的重点是粮食、物价和共产党三大问题”。

 

　　总之，从1941年至1943年，由于日军以重兵围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使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进入了抗战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坚持持久抗战，使日本妄图将中国变成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总兵站”的希望化为泡影。

 

　　1944—1945年是中国敌后战场从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的时期，也是日本对中国敌后战场的“治安战”走向彻底失败的时期。

 

　　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海上交通线被切断，难以保持本土与南方战线的联系。为挽救太平洋战场的颓势，日本计划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的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为目标的“一号作战”，这就必然减少对中共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的兵力，从而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良机。1943年底，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大城户三治中将对经过日军3年“扫荡”作战的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的情况作了如下估计：“日军占领着中国东部的重要地区，重庆政府被压迫于黄河以南的内地及山岳地带，仅仅保住了残余势力。与此相反，中共军队乘日军转用减少之机，在华北、华中富庶地区建立了牢固的地盘，取得了巩固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拥有强大的势力……他们的首脑部在长期的逆境中克服了种种困难，走过了苦难的历程，其坚强意志和智谋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华北方面军预计，当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中共敌后战场必定会进行反攻。

 

　　1944年，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各抗日根据地确实开始了局部反攻，并尾追日军，在新的敌占区开辟和扩大根据地，缩小了日本占领区。在“一号作战”期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秦彦三郎中将向大本营报告说，“原日本占领区的治安急剧恶化了。”此时，日军已无力对中共敌后根据地发动攻势，只能收缩战线，退守重要地区和铁路两侧地区。同时，中共军队已成为日本从中国攫取、运送物资的最大障碍。到1944年底，日本占领区缩小到“点”（城市）和“线”（重要交通线两侧），而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显著扩展，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格局。1944年，中共敌后战场通过局部反攻，进一步得到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总人口从8000万上升到9000万，抗日武装正规军由47万人上升到65万人，成为1945年中国对日反攻作战的主战场。

 

　　进入1945年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继续败退。在中国战场，既要面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作战，又要准备应对美国在中国沿海登陆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从1945年开始，敌后战场展开了以攻占战略要地为主要目标的春季和夏季两大攻势作战，使敌后抗日根据地迅猛扩展。日军面对中共军队的反攻，步步后退，已不能对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从而宣告了日本对敌后战场“治安战”的彻底失败。

 

　　日本对中共敌后战场“治安战”的失败表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将日本拖入持久战泥潭而不能脱身，导致日本在侵华战争中走向失败。1939年前，是中共开辟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阶段。1940年百团大战标志着敌后战场上升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1944至1945年，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则是中国战场反攻的主要力量。即是说，在8年全面抗战中有5年时间敌后战场是中国抗战与反攻的主要战场。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作者：武汉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