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公投结果公布的时候，希腊人民心中是喜悦的。在他们看来，这是民主的胜利，是反抗无良债主的胜利。首相希普拉斯志得意满，表示这会让他在面对债主时更有底气。然并无用，债主们的态度不但没有软化，反而开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希普拉斯这次不得不吞下苦果。7月16日凌晨，新的援助协议在希腊议会通过。而民众的脸色就比较难看了，议会外的宪法广场（Syntagma Square）上，逾万名群众与警方冲突，用上了莫洛托夫同志的鸡尾酒这种各路造反派喜闻乐见的武器，公共服务业工会呼吁全国总罢工。而希相只能阴沉着脸表示，军方或许还是能维持国内稳定的。
不得不说，在这次危急中，各方的表现都算是克制。欧盟方面，虽然把希腊踢出欧元区甚至踢出欧盟的说法一度甚嚣尘上，可是最终欧洲的政治家们在布鲁塞尔表示不会考虑这一点。这样，欧元区和欧盟的完整性就有了保证，至少暂时避免了希腊退欧（Greexit）所引发的地缘政治灾难。14日，欧元区的部长们达成一致，希腊将会得到70亿欧元的过桥贷款（bridge loan）以应对眼下的危机，在17日，过桥贷款获得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通过；还给出为期三年的860亿欧元的新的援助计划，需要希腊和德国的议会通过。不过债主们拒绝向希腊妥协，开出了更加严格的条件：希腊必须在15日通过包括增值税和养老金在内的一揽子改革法案，以换取援助协议。增值税一项，在20日生效，从13%提升到23%，包括饭店内饮食、公共交通费用在内的多项和希腊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将会涨价；养老金一项，到2022年，退休年龄将会延迟到67岁。债主的条件是苛刻的，而希腊方面，似乎也不再任性了，议会高票通过了改革法案改革，以换取援助。17日，德国议会通过了援助协议。希腊危机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 
其次，援助协议即使好好落实，能是否能取得应该有的效果，既帮助希腊提振经济，是成问题的。论内因，这是希腊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带来的恶果。出于19世纪独立以来，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局势长期不稳定等原因，希腊并没有像德法等国家，老老实实的走工业化道路，而是打造了一个靠旅游业和输出初级产品的依附型经济；制造业水平低下，经济缺乏强有力的发动机；其经济结构决定了希腊只是依附在西方产业体系上一个相对较低和外围的位置；希腊企业超过95%都是雇员不到10人微型企业，抗风险能力极差，经不起如今的大风浪。事实上，希腊自己的经济学家，马其顿大学的宙菲迪斯（Tsoulfidis）就对希腊长期经济不振有深刻认识。他指出，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资本的利润率呈下降趋势并长期低迷，从六十年代末期的高值0.32%跌落到七十年代末0.1%左右并长期保持在这个低值。而同时，剩余价值率却是上升的，从1971年的150%到2005年的220%左右。这有两个意义，其一，劳动者的收入停滞。这进一步影响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成为希腊人借钱享福的部分原因，毕竟自己创造不足。其二，生产性部门所创造的利润，越来越多的流入非生产性部门，比如和旅游业相关的服务业，而自己却积累不足。就这样，作为经济发动机的生产性部门利润低迷，得不到足够的资本积累，导致竞争力更加低下，利润率更加低迷，劳动者也涨不了工资，如此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就不奇怪了。论外因，大国只是把希腊当作马前卒，而国际资本只是把它当作狩猎场，比如当年高盛（Goldman Sachs）使用“创造性”的金融手法帮助希腊加入欧元区，只是为了自己能够赚得好处费而已，哪管得之后巴尔干半岛洪水滔天。再说了，在如今西方经济总体不振的大背景下，希腊这样的外围依附型经济也只有持续衰退的份。
再说了，援助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让希腊欠更多钱，关于这一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报告表示这是不可持续的。到了2018年，希腊的债务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0%，而每年产值的15%需要拿去归还债务的利息。如果希腊经济没有根本性好转，找到强力经济增长点，那么更大规模的债务违约甚至宣布政府破产基本上不可避免。面对如此巨大的风险，欧盟内部也出现了软化的声音。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汀·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就表示，债务减免也是可以考虑的。纵观欧洲历史，减免债务的做法并不是没有，而且就出在德国身上。二战结束后，德国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超过了200%，与如今希腊的情况相当。1953年，德国和债主们签订了《伦敦债务协定》，60%的外债一笔勾销。这次减免是成功的，为德国战后的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因为德国人有更多的钱用来投资而不是还债了。所以拉加德的说法，既符合目前的实际状况，也有其历史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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