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接受了美国Vox新闻网记者茱莉亚·贝鲁兹的采访。布鲁斯·艾尔沃德表示，自我从中国回来之后，每个跟我谈话的人一上来都说：“我们不能像中国那样封锁（隔离）一个1500万人口的城市。” 我就问：“首先，你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你们当地民众知道关于病毒的一二三吗？”结果我发现他们最基础的工作都没有做。
中国做出大规模隔离的决定，是为保护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茱莉亚•贝鲁兹：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建议世界各国在抗击疫情问题上应该效法中国，但你知道，有批评人士担心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尤其是交通管制和卫生防疫线会限制人们的行动自由。你对此有何回应？布鲁斯•艾尔沃德：我认为人们没有对中国给予足够的关注。中国各省应对疫情最主要的措施是发现病例、追踪接触人群、暂停公共集会等，在世界任何地方它们都是管控疾病传播的通用措施。人们所说的交通管制等，通常反映出武汉等地的情况，武汉是最早发现病毒的城市。中国做出大规模隔离的决定，是为了保护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现在，中国正试图重启经济。如果亿万人民被困在家里，火车停运，工厂停工，经济就没法重启。所以，他们一方面要复产复工，另一方面也做好系统性准备，确保快速检测和快速响应。他们绝不愿看到武汉的情况在其他地方重演，事实上也的确没有。湖北是第一个疫情集中暴发的地区，其他各省则避免了这种情况。不但避免，而且还扭转了疫情扩散的趋势。茱莉亚•贝鲁兹：好的，也就是说中国阻止病毒传播的大多数措施，都是广为人们所接受的传统公共卫生措施，只有个别情况才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中国政策工具箱里最有效的东西是什么？布鲁斯•艾尔沃德：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学习中国的速度——一切都在于速度。寻找并隔离确诊病例以及追踪密切接触对象的速度越快，抗疫就越成功。另一个重要的经验是，即使病毒已经在许多群集之间大量传播——现在人们看到某些国家不断恶化的情况说，“哦，天哪，该怎么办？”——中国告诉我们，只要稳定下来，撸起袖子，按部就班地去发现病例以及追踪接触对象，便必然能釜底抽薪地改变疫情形势，防止大规模感染以及脆弱人群的死亡。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成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其中有多少是可复制的？自我从中国回来之后，每个跟我谈话的人一上来都说：“我们不能像中国那样封锁一个1500万人口的城市。” 我就问：“首先，你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你们当地民众知道关于病毒的一二三吗？”结果我发现他们最基础的工作都没有做。所以，如果你想快速反应，首先你当地民众必须了解这种疾病。在西方社会，你可以随便找一些人来问，看他们知不知道要警惕哪两种症状。你觉得是哪两个？茱莉亚•贝鲁兹：最初常见的两种症状不是发烧和干咳吗？布鲁斯•艾尔沃德：没错。但许多人仍然以为是流鼻涕和感冒。群众就是你的监控系统。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每个人都可以买支温度计，这就是你的监控系统。不要指望靠自己的健康系统去硬扛，因为那样的话它就会被感染。既然你有强大的监控系统，那就确保它被调动起来。确保监控系统一发出信号，你就采取行动。你必须做好准备，快速评估疑似病例是否表现出这些症状，对他们进行检测，如有必要则进行隔离并追踪他们的接触对象。在这个问题上，我发现分工开始细化。有人告诉我，如果你认为自己暴露在病毒下并开始发烧，就应通知你的全科医生。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如果要动用全科医生，要确保可以通过紧急热线电话联系到他们，以及让他们知道处理办法。中国建立了庞大的发热门诊网络，某些地区，抗疫队伍可以上门采集样本并提供检测结果，整个流程四到七小时。这需要做好准备——速度就是一切。因此，要确保公众了解这个病毒。确保医疗系统能快速形成合作机制。然后，确保公共卫生基础设施资源充足，以便调查病例，追踪密切接触人员。中国对抗疫情方案的90%都在这里。
茱莉亚•贝鲁兹：但是，中国在同一时间实施了许多不同的措施。我们怎么知道哪项具体措施更重要，比如追踪接触对象和大规模卫生防疫线以及交通管制哪个更重要？
布鲁斯•艾尔沃德：你想想病毒，想想它在哪里，你要怎么防止它蔓延？你知道确诊病例和他们密切接触对象携带了病毒，大部分病毒都在这里，所以关注重点也应该落在这里。中国做了很多事情，其他国家未来可能也必须这样做。但最关键的是让公众知情，寻找病例，然后迅速隔离。隔离的速度越快，就越有可能打破传染链。确保密切接触人员得到隔离，直到确认或排除感染嫌疑。接触人员受感染的比例在5%到15%之间，而且是密切接触人员，不是随便哪个人。茱莉亚•贝鲁兹：来自中国的报道称，新冠疫情造成了附带损害，例如，由于出行限制和封城，有些艾滋病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其他国家能从中国汲取什么教训，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的此类损害？布鲁斯•艾尔沃德：在意识到他们不得不重新配置大量医疗资源来应对疫情之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他们宣布新冠病毒的检测和治疗都是免费的。目前，西方国家的检测和治疗存在巨大障碍。你可以去接受检测，结果可能是阴性，但你还是得承担费用。中国意识到这阻碍了人们寻求医疗帮助，因此国家替那些不享受医保的人承担治疗费用，试图以此缓解这种障碍。中国的另一项举措是开长处方药，一般处方药量不超过一个月，但这次他们将时间延长到三个月，确保病人在许多医院关闭的情况下也不至于没药吃。还有一个创新是，人们可以通过微信在网上开处方药，而不用预约医生。中国还建立了专门的药品配送系统，服务于受疫情影响的病患人群。茱莉亚•贝鲁兹：你在报告中突出强调该病毒主要在家庭中传播。你怎么知道的呢？布鲁斯•艾尔沃德：看看完整的病例清单，找出他们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交集，然后尝试调查聚集的具体情况：是在医院、养老院、剧院还是饭店？我们发现这种交集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这不奇怪，因为中国已经暂停了许多其他人员聚集的方式。家庭内部成员距离最近，暴露在病毒之下的时间最长。是否感染病毒取决于周遭的感染源、暴露时长以及从原宿主脱离的病毒数量。有件事更令人惊讶，而且我们至今仍不清楚原因，那就是我们在更广大的社区里没有发现太多病毒的踪迹。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试图了解检测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受检测者的数量和身份。例如，广东省对发热门诊病人进行了32万次检测。在疫情爆发高峰期，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比例为0.47%。人们总是说这些病例只是冰山一角，但我们找不到更广大的受感染人群。我们找到了很多确诊病例，也追踪了他们的密切接触人员——但并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无症状传播。这跟流感不一样。如果是流感，你可以轻易在儿童群体中发现病毒，20%至40%人口的血液样本里都会带有这种病毒。茱莉亚•贝鲁兹：既然你在中国找不到轻症病例的“冰山”，那么它对病毒的致命程度即致死率意味着什么？布鲁斯•艾尔沃德：它意味着差距可能不算太大。中国新冠肺炎平均死亡率是3.8%，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期武汉疫情的严重性，当地的数字更高。在湖北省以外的地方，死亡率现在已经不到1%。我不会把这个数字作为该病毒致死率。它只是中国的死亡率，而中国在筛查、隔离、治疗病例以及提供支持方面都行动得极其迅速。他们做的第二件事是在普通医院给病人用呼吸机。当机械通气不起作用时，他们使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从人体内抽血并为红细胞充氧。这是复杂的医疗保健技术。所以，我不能用中国新冠肺炎的治愈率来推测世界其他地方。意大利和伊朗已经出现了很多死亡病例。这只表明中国真的很善于从病魔手中抢救生命。不要因为中国除武汉以外地区死亡率仅为1%，就以为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茱莉亚•贝鲁兹：这对世界其他地区来说确实令人担忧。你是说新冠疫情是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吗？布鲁斯•艾尔沃德：不是。它虽然规模很大，但和流感一样，流行病的传播取决于病毒特征。流感病毒的感染率和传播率都非常非常高。病毒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可能短至1.5天。新冠病毒稍长一些，大约四到五天。环顾世界，我们看到由于应对得当，大量疫情得到控制，严重地区甚至已有所好转。我们不应恐慌和歇斯底里。这种病就在病例及其密切接触对象身上，它不是什么潜伏在灌木丛里的敌人。我们只需有序准备、教育公众并迅速行动即可。茱莉亚•贝鲁兹：面对新冠病毒，各国应注意提防什么？布鲁斯•艾尔沃德：一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应该大范围进行核酸检测，然后看看究竟多少人感染了病毒。但中国发来的数据，让我开始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要做的可能不是核酸检测，而是让每间医院给非典型性肺炎患者做新冠病毒检测，让那些有类似流感症状的人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世界上针对流感的系统非常完备，可以监测到大规模流行病，我们应当使用这些系统来检测新冠病毒。茱莉亚•贝鲁兹：湖北省前段时间确诊人数出现了小幅上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布鲁斯•艾尔沃德：我不久前写信给中国的团队，问他们病例增多的情况，其实增幅非常微小。他们说，他们正在排查早期积压的疑似病例，因此，具有临床症状或CT扫描发现的病例，不能只是要临床确诊，而要通过检测确诊。还有一些病例来自某个监狱。不过新增病例大多数还是由于之前的疑似病例确诊所致。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这个理论是否正确。如今，新增病例数量已经开始下降了。布鲁斯•艾尔沃德：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是否在刻意隐瞒什么？不，他们没有隐瞒。我们进行了多方面调查，证实了病例数量确实正在下降。我跟发热门诊的工作人员交谈过，他们说：“之前门口要排队的，现在我们每小时看一个病人。”中国国家数据显示，发热门诊接待病人数量从每天46000人减少到现在的1000人。因此，抗疫前线新增负担已大为减轻。第二件事：与医院的医生交谈时，我一次又一次听他们提到说有暂空床，便于更快隔离病人。第三件事：我与进行药物临床试验的人交谈，他们在招募患者方面遇到了问题。所有这些旁证都有助于证实中国提供的数据。
茱莉亚•贝鲁兹：中国展现出最大的脆弱性在哪里？其他国家病例增多时，你最担心出现什么问题？布鲁斯•艾尔沃德：必须要有足够的病床。中国把整座整座的医院大楼封闭起来作为感染区，安全收治确诊患者。中国抗疫规模庞大，买了大量呼吸机来维持病人生命；确保高流量氧疗器材数量充足；以及保证CT扫描和实验室检测能力。床、呼吸机、氧气、CT和实验室，在不同时间点上，所有这些耗材都出现过供应问题。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应对措施仍有缺陷，发现疫情不够及时，反应不够迅速。他们将进行重大改革以解决这些问题。茱莉亚•贝鲁兹：尽管老年人死亡率更高，但也有年轻人和身体无其他疾病者死亡的报道。发生了什么事？中国的高吸烟率是否可能是导致病例死亡的因素之一？布鲁斯•艾尔沃德：吸烟肯定导致死亡率升高，共病状态使新冠肺炎变得更难治愈。长期来看，我们知道吸烟者会患上心血管疾病和肺部疾病，这都是助长死亡率升高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这是个问题。在某些关于死亡率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男性病例死亡率高于女性。有人怀疑这可能是吸烟行为差异造成的：与女性相比，中国男性的吸烟率可以说非常高。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询问医生，这些30多岁和40多岁的人是谁，他们病情为什么会迅速恶化并遭遇生命危险。他们说：“我们不清楚答案。”我就问：“是不是因为抽烟？”没有任何人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无从知道答案。茱莉亚•贝鲁兹：我们对疫情有没有其他什么重大知识缺口？布鲁斯•艾尔沃德：我们很难在广大社区中检测到这种病毒。这很有意思而且也令人安心。它不像流感。但我们无法回答为什么一些年轻的、健康的人突然病情恶化。如果我们要尽量救治更多人就需要弄懂这个问题。茱莉亚•贝鲁兹：老年人为什么死亡率偏高？是随着年龄增长免疫系统退化了，还是出现并发症的可能性更高？布鲁斯•艾尔沃德：我认为是后者。这些人死于肺部炎症。它不是细菌或病毒造成的感染，和过去的非典一样，它是炎症性的。我们对发病机制还不确定。但我们知道，死亡病例里癌症患者的比例是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一半。糖尿病比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患者低一点，癌症患者比例又要更低一些。茱莉亚•贝鲁兹：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儿童似乎受影响较小？最可能的假设是什么？布鲁斯•艾尔沃德：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有以下三种可能性：由于某种原因儿童感染率低；或者他们被感染了，但发病率低；又或者他们被感染了而且也像其他人一样发病了，但由于学校关闭，我们还没看到他们。我认为第一种和最后一种都不太现实。所以中间那种可能性更大。有几种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点。在儿童身体里，新冠病毒与肺结合的受体还不是很成熟。但在现实中，这种现象在90岁的人身上也出现，因此听上去不太靠谱。其次，也许引起感冒的四种冠状病毒给了儿童短期免疫力。但还是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机制不保护老年人？我们必须在人群中进行病毒抗体测试，以了解孩子是否正在传染该流行病，只不过我们看不见它。
（来源：“共青团中央微信公号”，转自“新华每日电讯”（ID：xhmrdxwx）、观察者网，译自Vox网站、翻译：杨晗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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