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根：疫情对全球政治经济走势的重大影响和中国的应对之道

张道根：疫情对全球政治经济走势的重大影响和中国的应对之道

2020-06-27

【编者按】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冲击，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于目前的形势怎么看，顺应大势我们怎么办，是两个必须认清的重大问题。上海社科院院长张道根研究员就疫情影响下的世界形势和中国发展撰文，授权上观新闻独家刊发，分上下篇推出。此为全文综合。

上篇未来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将发生五大趋势性变化

没有重大危机深刻冲击，人们往往对重大变化熟视无睹。新冠肺炎大流行对人类社会产生空前巨大的冲击，测试了全球治理秩序和体系的能力，暴露了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问题，标志着自由主义超级全球化走到尽头，世界进入秩序重构和全球化再平衡的时期。回望历史，纵观大势，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将发生五大趋势性变化。

第一，逆全球化凸显。19世纪到21世纪初，是市场经济制度和科技创新与产业革命驱动经济持续全球化的历史时期。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更是让更多国家和民族的人相信全球化乃大势所趋，不可阻挡。然而，新冠病毒全球乱窜，给全球化带来一定挑战。自由主义超级全球化正在谢幕，世界仍然是坑坑洼洼的，而且许多地方山更高、沟更深，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日渐强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21世纪初互惠互利的全球化理念很难坚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迅速萎缩。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全面广泛而深入拓展，尤其是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迈入新时期。然而，我们生活在快变的时代。21世纪刚过20年，经历两个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却突然出现逆转，值得深究。

回顾历史，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瓦解，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加快推行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美国学者福山曾断言，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完胜，社会主义的历史终结。当然，这一论断后来被证明并不正确，福山本人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中国虽然坚持搞社会主义，但只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又在改革开放进程尤其是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进入21世纪，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占全球人口约1/5的发展中大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带来全球化空前广泛的拓展。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去工业化，大规模持续向外转移中低端制造业，推动全球跨国贸易投资。一开始是发达国家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向日本转移，又梯度向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等陆续转移，企业总部、资本与金融中心、研发和营销中心仍留在母国。这种跨国公司投资和产业转移，重构了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提高了跨国公司的利润，也加快了美国等国制造业空心化和产业虚高化，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内部大量制造业岗位流失，中产阶级规模持续萎缩，贫富差距加大。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领域拓展、程度加深，以货物贸易为主的世界贸易体系，越来越不适应国际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二次大战以来建立的世界贸易投资体制，是以货物贸易为主的体系。发达国家的企业总体控制了世界经济的核心技术、高端产业链，并主导全球金融与资本配置。但货物贸易的生产和出口更多不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服务业比重占80%左右，制造业比重普遍在10%左右。美国对自己构建的货物贸易为主的体系不满意，要彻底改革这个体系，重构服务贸易为主导的新体系。随着二战以来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贸易投资体制问题日趋突出，美国深感这种传统多边主义经济全球化对己不利，难以掌控。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开始加快“退群”，重拾单边主义，超国家的国际机构愈发显得无能为力。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进一步加速了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的失效。

二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普遍抬头，更多地方的公民寄望国家提供强有力保护。世界性的重大危机需要全球共同应对，各国协商采取一致行动。但超越国界的集体行动很难，主权国家或民族国家显示出更强的力量。仿佛就在昨天，各国都敞开胸怀，拥抱世界、拥抱全球化，人们都赞成世界公民；但转眼到今天就变了，各国都怕他国病毒渗透，不欢迎世界公民，关起自己门，守好自己人。

首先，疫情大流行，强化了民众对国家的依赖。许多国家的民众都发现，防止新冠肺炎病毒蔓延扩散，只靠每个个体、每个企业自觉自愿自由行动，根本不行。唯有强化国家力量，依靠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协调，加强国家统筹管理和各种资源、服务等调度，才能抑制疫情扩散，救治大量出现的病人。其次，国家是可以掌控方方面面的权力机关和权威机构，以国家名义出面作出的规定、部署和行动具有很大强制力，不容违反。长期以来，人们需要国家，又惧怕国家威权过大。里根经济学、撒切尔主义信奉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国家即敌人”的理念曾很流行。疫情之下，国家正从“暴力机关”转变为“拯救机关”，将民众从自由主义私营市场经济中解救出来。面对疫情，许多国家利用政府权威，普遍加强了对民众的管控。再次，大难来临各自飞，人们不相信别国和跨国组织的无私帮助。意大利曾抱怨欧盟见死不救，有的国家截留运往他国的防疫物资等。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多关注本国自己的事，寻求自主掌控自己命运，世界走向更加碎片化。

第二，无极时代来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界，是宁静安全的。寡头垄断竞争的经济体系，胜于原子式充分竞争的经济，更容易达成均衡。但是随着世界各国广泛深入联系，在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时期，没有领导者、彼此无序竞争的世界，从来都是最危险的世界。多极世界、群龙无首，必然相互争斗、彼此战争。二战以后，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相互制约、彼此冷战，虽然看似危险冲突不少，但两极世界、势力均衡，天下总体太平。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一家独大、一超多强，世界依然力量相对均衡。现在变了，美国以退为进，躲避霸主国家责任，世界领导力明显衰退。同时积聚力量、收缩战线，全面遏制中国，中美战略竞争加剧。G20也好、G7也罢，作用发挥得都不好，世界进入一个G0时代。

一是美国作为全球最强大国家，面对病毒流行手足无措。美国高科技很强，金融控制力很强，军事力量很强，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力很强。但是，美国经济体制性结构性问题突出，中产阶级萎缩，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不少。美国没有建立全覆盖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体系，特朗普总统希望人们注射消毒水、吃羟氯喹抗新冠病毒，凸显了世界领导力不足。长期以来，美国为维护霸主地位、维护西方价值观、维护盟友安全、维护二战以来世界秩序和体系，投入大量资源、资金，耗费巨额军费，感到得不偿失，力不从心。美国打出“美国优先”，以退为进，希望更经济、更广泛分摊成本，重构美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

二是中国稳居全球经济老二，美国公开全面遏制打压中国。上世纪以来，美国遏制分化苏联、打压日本、限制欧盟等，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美国遏制下能超越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事实上，美国对付崛起的中国，早有战略谋划和各种准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美国一超独霸，对中国不太注意，也觉得没必要遏制。中国不介入西方核心地带的欧洲，也不结盟。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更多是美国盟友。美国虽防着中国，但对中国并不着力遏制。冷战结束后，从1990年因伊拉克出兵科威特，美国发动对伊战争，前后打了六场，基本3年左右打一仗。“9·11”事件，又让其一心不能两用，全力搞了多年反恐。特朗普上台，美国开始全面遏制打压中国。美政客有意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分开，用意识形态动员各方力量遏制打压中国。

众所周知，中国长期尊崇儒家文化，主张和为贵、仁为本、民为重，强调和平共处、不对外扩张。但是，有人不这么认为，不这么看。世界历史上的确有不少国家是国强就霸，先行大国也总要遏制后起大国。当然，不管人家怎么看，我们都要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路，尽一切努力避免大国对抗冲突，坚持和平竞争，合作共赢。然而，中美可能很难再回到本世纪初那样。现在的世界，谁也不当领导角色，是G0的世界，很不稳定、不确定。

第三，转向自给自足经济。人类社会经济经过数千年发展，早已从封闭的自然经济走向开放的分工协作经济，世界各国都从全球化生产、贸易、投资中获得以前没有的好处。然而，疫情使这一切发生了变化，世界经济分工协作体系呈现方向性改变，由全球化拓展向区域性收缩转换，经济活动由向世界各地辐射的全球性活动，向靠近消费者的地方性活动转变。

一是更多国家和企业调整供应来源地，宁愿牺牲效率也要换取就近供应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我们今天的当务之急，就是在法国更多地生产”。为减轻对外依赖，每个国家都需要自主制造。欧洲和美国都强调，需减少医疗和制药方面对中国的依赖。还将加强中国对其关键性产业购并的安全性审查。英国4月份突然宣布，放弃华为作为5G供应商。

二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分销网络受到严重冲击，面临新一轮大重组大调整。企业迁移、产业布局重构明显加大，“去中国化”现象可能增加。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切断同中国的关系，每年可以多赚5000亿美元。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强调，要把在中国的美国企业都迁回去。欧盟商会也告诫，要减少欧洲对中国过度依赖，让欧盟企业往回走。当然，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分工合作布局不是短时间形成的，是长期发展演进的结果，有着内在逻辑和经济合理性，不是谁想改变就能很快改变的。但是，毫无疑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重构将加快，跨国公司在中国与世界的产业布局会发生重要变化，我们要心中有数、未雨绸缪、从长计议。

三是人们消费方式、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将发生重要变化，带来经济体系的深刻变革。比如，保持社交距离影响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方式，会对面对面服务人的行业产生长期影响。人们可能根据疫情期间的体验，改变自己的偏好。大规模聚集性消费活动，面对面直接消费服务等，可能有所改变。

一些技术支撑的工作方式可能得到快速发展。远程办公已经加速，视频会议将快速增加并替代现场集聚会议，员工居家办公可能更受欢迎、更多普及。出于安全和战略考虑，各国鼓励本地制造，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3D打印等，正改变制造业工作的本质，外包去国外的产业链某些环节可能更多回归。目前，意大利已经成功利用3D打印技术生产呼吸机部件。

四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显得更加重要。从采矿到粮食，即使在疫情最严重时，需求依然平稳强劲，因为不可替代。当巨大危险和重大危机突然降临，人的生命安全变得高于一切。而维护人的生命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受制于土地的粮食等产品。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五分之一，中国是全球人均资源拥有量最少的国家之一，无论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等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70%，每个月要消耗1.8亿桶油，大部分要远距离从中东、南美和非洲运过来。因此，中国更要有忧患意识，一定要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保护好，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把各种自然资源储存好、利用好。

五是各国都更加重视对其核心技术、关键产业等保护，从国家安全和供应链稳定来谋划重要产业自主发展。疫情期间，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国家出现产业链暂时断裂，急需的医疗设备、医药产品等供应跟不上。一些科技水平高、技术产业化能力强的国家，能更快组织科技攻关和急需产品生产，以应对疫情严重冲击。许多国家都深切认识到，拥有并掌控核心技术、关键产业链极其重要。进一步从安全和供应链稳定的角度，加强科技研发，保护核心技术，巩固关键产业链，在疫情后将成为很多国家的选择。

第四，滞胀型衰退再现。2000年到2018年，得益于经济全球化驱动世界贸易、投资、消费增长，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以上。如今，好日子可能不再。美国纽约大学努里尔·鲁比尼教授认为，未来十年全球将出现“L型大衰退”。据报道，日美欧等发达国家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年化增长率估计比第一季度降至负20%-40%的水平。失业率从3月4.4%升至4月的14.7%，年内可能超过1929年的25%。许多国际机构预测，今年世界经济负增长3%，衰退何时结束难以预料。

一是面对经济衰退，许多岗位流失、工作失去，蓝领和中产阶级承受重负，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世界各国失业率将明显上升，人均收入尤其是可支配收入明显萎缩，更多人是维持基本消费，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呈下降势头。各国将加强保护主义，推动生产本土化并强化边境管控。

二是随着经济恢复，各国将把主要筹码压在本国市场上，着力稳定、巩固、促进国内需求回升，同时采取各种手段措施防止国内需求向外转移。如果各国相互立卡设关、彼此贸易保护，进而走向自给自足，世界经济复苏难上加难。问题国家、贫弱国家将爆发严重经济金融危机，发达国家也难独善其身，世界经济持续下行将难以扭转。

三是各国更多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扩大赤字财政，全球出现“大放水”。无就业扩大式增长，封闭式国家型区域型高成本生产，以及过量货币引发的通货膨胀，将长时间交织并存。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美国经济滞胀的历史，很可能在全球范围再一次重演。一方面是经济长期不景气，许多国家不得不加大货币财政政策刺激；另一方面全球生产成本持续上升、生产率持续停滞，通货膨胀包括资产价格和商品与服务价格持续上升，不少国家或地区可能将发生金融危机。

第五，无序动荡世界。二战以来逐渐形成的世界政治经济相对均衡的格局，维护了全球70年的总体稳定繁荣。但受疫情影响，这种稳定状态将再次被打破。以我为主、相互猜疑的多极时代，逆全球化的自给自足的块状经济，全球经济长时间滞胀衰退，地缘政治冲突，民族、种族、宗教、阶级等矛盾加剧，我们进入一个更不安宁、更多冲突、更加动荡的世界。

一是重大而广泛的危机，对人类从来是人性的检视。这次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冲击，既让人们看到人文精神无处不在的力量。比如，人们看到中国驰援武汉的逆行者大爱仁心，赞美平凡人的伟大；看到世界各国人民无私无畏的人文精神，不惧危险的强大韧性与勇气。同时，也让人看到灾难来临时人性的缺陷和丑陋，看到那些高尚的山巅之国政客们的卑劣。美国这个第一大经济军事强国面对病毒表现出无能为力，特朗普为了国内选战，带头发动甩锅中国的全球行动。与此同时，歧视和偏见增多，社会分裂加大。美国黑人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引发美国各地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游行示威。

二是重大而广泛的危机，揭示了全球治理体系无序失效。应对全球性病毒大流行，美国自身问题很多，处置杂乱，全球领导力明显衰落。俄罗斯受美国等经济制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慢，过于依赖资源性产业，经济问题加重，自顾不暇。中国受到美国围堵遏制日渐加大，经济稳定和发展转型压力更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自身要解决的问题、矛盾会更多更难。欧盟自身统一协调发展的内在问题没有解决，西欧、南欧、中欧、东欧等各国各有各的难处，不协调不平衡更加严重。新兴经济体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资源依赖性国家，面对全球经济衰退和全球化逆转，将受到更大冲击，保持经济社会稳定都难。如果任由这些发展，世界可能无序动荡。

我们需要从上世纪20年代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当年，西班牙大流感疫情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匆匆结束，但各国领导人并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世界很快又陷入大萧条，然后出现更大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都要警醒，防止历史重演。

下篇中国的应对之道

看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是从全局和战略上谋划长远发展的前提基础。办好中国的事，要深刻认识疫情以来国内外形势趋势性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做好应对。

第一，集中力量稳住经济基本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应对世界经济深度衰退，中国经济下行调整难免，但结构要优化、质量要更高。应对如此错综复杂、深度衰退的世界环境，要从长计议想清楚，必须首先要稳住中国经济这艘大船。

一是稳住经济是首要。国际国内环境如此复杂，超过改革开放以来任何时候，国民经济稳不住必惯性下滑。经济体量越大、内部积累的问题越多，衰退越有可能引发系统性全局性危机。我一直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越要增强忧患意识，防止陷入“四大陷阱”。第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美国加大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引发激烈对抗冲突。第二个是“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中国会不会像巴西、阿根廷等曾经风光一时的国家那样，跨越不了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台阶。第三个是“财富驱动陷阱”，就是在国民经济走过资源推动、大规模资本投资推动阶段后，走不过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直接跳到财富驱动发展阶段。第四个是“日本20年长期失落陷阱”，就是日本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国内需求长期疲软，经济总体处于很低速增长时期。要知道我国人均生产总值刚达1万美元，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还不健全、不完善、不发达，跨不过“四大陷阱”，就要出大问题、有大危机。面对重大危机挑战，稳住经济基本盘，要保持战略定力，不盲动、不慌乱，只要不犯方向性错误，就不会趴倒不起。稳住经济不持续衰退恶化，保住就业、保住基本民生、保住市场主体，就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是，该淘汰的要淘汰，该重组的要重组，该调整的要调整，不能逆势而动。稳经济基本盘，前提是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不出现经济金融危机，不发生较大的社会不安全不稳定的动荡。

二是稳住经济基本盘，我们有条件、有基础、有能力。经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经济发展相对来说，依然是世界最好的国家之一。面对疫情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但长期经济基本面向好没有大的改变。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经济发展回旋余地大、空间广、韧性强、后劲足。出口依赖度大大降低，市场需求规模巨大，内生增长动能不断增强。去年中国净出口（货物加服务）总额出现负值，消费对GDP增长贡献度从2007年的45.3%跃升到2018年的76.5%，基本实现从外需拉动向内需拉动的增长转型。我国工业体系完备程度居世界首位，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走在全球前列，人力资本整体实力和开发潜力大等优势，都没有改变。

三是稳住中国经济不能只顾眼前。用力太猛，下药太重，欲速则不达，后患无穷。全国“两会”定下财政今年扩张2.6万亿，1万亿特别国债，1.6万亿新增专项债。按照2020年财政赤字率3.6%以上计算，今年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扩大了1万亿以上。财政赤字扩大主要转移支付给地方，解决吃饭、民生和维护日常社会运行。1.6万亿专项债再配套银行信贷，是推动新基建项目的财政扩张。而美国的联储资产负债表从三月初4万亿美元已扩张到7万亿美元，财政赤字翻了一番。有些专家认为，大危机要有超强刺激、超级宽松。有的讲要搞直升机撒钱，直接发钱给困难家庭和待业职工。中央没有这么干，中国没有搞大规模财政赤字货币化，没有搞挖洞填坑式凯恩斯扩张政策。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拥有独特的世界铸币权。财政赤字货币化，大规模放水，美元储备价值可能下降，但美元作为交易货币的市场需求在危机中往往更旺，也是避险首选。中国不能学美国，也学不了美国。

第二，做好应对美国全面遏制的长期准备。这是一场考验中国智慧、韧性、能力的持久战。

一是做好出现最坏情况的打算，有备无患。要有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想清楚最坏的可能结果；要尽最大努力避免最糟糕局面出现，全面做好防范最坏情况的一切准备；要努力朝着最好结果去做工作，求最优才可能有次优。

二是尽可能减少国际对抗冲突，坚定维护和平发展。我们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让14亿中国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要有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今日之中国绝非昨日之中国，比新中国刚建立和上世纪90年代更强更有能力，我们要更好地维护和平安宁，搁置分歧、以德服人。

三是更大程度扩大对外开放，争取与更多国家扩大经济贸易投资往来。全球化没有终结，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利大于弊。“去全球化”不能解决许多根本性问题，片面强调国家主义既不能保障安全，更不能带来繁荣。中国作为大国，现有开放程度还不够，开放潜力、开放空间依然很大。要通过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开放，扩大国际合作交往。

第三，加快提升我国经济核心竞争力。中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二，过去40多年增速全球领先，制造业份额占全球1/4、居世界各国之首，工业体系完整，产业结构体系健全。但是，大而不强，经济核心竞争力不强。随着全球经济分工协作体系区域性内向收缩，核心竞争力不行，对经济发展制约影响更大。

我国经济核心竞争力不行，主要有两个软肋。一是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二是金融创新和服务实体经济不力。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水平不高，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太少，很多关键技术、关键装备、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我国像华为这样的高技术企业太少，即使许多高技术企业也还高度依赖发达国家的高科技。我国金融结构与金融体制越来越偏离服务实体经济，自我循环和虚拟化严重。金融是国民经济血脉，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却恰恰是我们的短板弱项。

科技创新能力不行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力，关键是体制机制问题。中国不缺钱，不缺各种各样扶持支持政策。科技研发分钱分物不少，但很多钱都变成纸、变成论文，而花了大钱的论文、研究成果却再也变不成钱了。同样，金融系统钱更多，但主要是钱生钱，赚快钱，高度垄断、自我做大循环；实体经济的利润越来越薄，许多企业都给银行打工。金融的本性是玩转钱，金融的最大危险是只玩转钱。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一要加大“卡脖子”关键技术攻关。要瞄准非干不可的重点领域、关键产业、核心技术，用市场化、国际化的新型举国体制，以企业为主体实现科技攻坚。二要抢占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前沿，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智慧医疗等。三要聚焦资源集约节约和循环利用、绿色环保技术，走节约型绿色环保发展道路。中国不可能搞美国大规模资本密集型创新，很难走高投入、高消费、高消耗、高增值发展道路。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要突出信用信誉为本，严肃严格金融秩序、规则和纪律为要，强化依法合规综合监管为基，抓好科技金融、多样化金融、普惠金融、开放型市场化金融的建设。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有序发展新金融。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立完善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要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小微企业为基础的银行体系。此外，要继续稳妥扎实推进金融国际化。

第四，更加注重以扩内需拓展内外经济循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各国在经济上更加自己顾自己，把筹码押在本国市场上，世界经济处于滞胀型衰退。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复杂更严峻，外需萎缩可能扩大，要着力扩大内需，拓展内外经济循环。我国去年出口17.23万亿元，增长5.0%，进口14.31万亿元，增长1.6%，今年一季度出口负增长11.4%，疫情不结束，外需还将持续下降。我们需要通过扩内需补外需萎缩。

我国扩大内需有基础、有潜力、有后劲。首先，我国2019年净出口（货物加贸易）总额已是负值，说明经济增长对净出口依赖明显降低。2018年货物贸易顺差3509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2582亿美元，实际顺差总和已不足1000亿美元。其次，我国2019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大于美国人口总量，消费需求规模巨大。再次，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52%稍多，远低于美国的80.6%，日本的69%，德国的62%。服务业可贸易性远低于制造业，我国发展餐饮、商业、旅游、住房等服务业大有空间。此外，我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城市化率还不高，城市群、都市圈发展潜力大，扩内需后劲大。

要围绕满足消费需求升级，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一是把握国内多层次消费需求的变化，拓展品牌化、个性化、细分化、定制化、专业化商品和服务消费，激发新供给。二是创造新模式、新业态、新方式，引领拉动消费性产业转型升级，完善消费产业发展生态。三是打破各种行政垄断、市场障碍，培育和发展各种有市场需求的高端医疗保健、教育培训、养老照护等服务产业。四是支持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鼓励零工经济、自雇就业、灵活就业等择业形式，开拓多样化多渠道就业途径。

要继续加强基础设施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生产性投资和公共服务性投资增长。一是适度补齐基础设施体系短板。二是有重点推进新基建投资。三是加大政府投资，构建更加完善、更广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基本社会保障体系。

第五，聚精会神办好自己的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全球疫情大流行，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办好自己的事最重要。

把占世界近1/5人口的国家搞好，让14亿人安居乐业，是天大的事。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要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和平与发展大势未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势在必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崇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造福人民。要不折腾、不摇摆、不争论，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最大限度凝聚全社会共识，尽最大努力团结最广泛群众，激发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我们要切实增强“四个自信”，切实做到“两个维护”，这是在重大历史关口办好自己的事的重要保证。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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