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教育研究》2021年第4期，作者郭丛斌、徐柱柱、张首登。
问题的提出
教育质量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永恒主题。随着高等学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实现从大众化向普及化方向发展。“上大学不难、上好大学太难”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表的精英大学入学机会分布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超级中学凭借极高的“北清录取率”成为近些年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
对于超级中学的形成原因，有学者认为是重点学校制度的实施。受该制度的影响，省内少数重点高中获得了优先发展权，拥有比本省其他高中更为优越的师资力量和生源质量以及更充裕的经费投入[1]。与此同时，为缓解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不应求的问题，政府开始鼓励名校与民校联合办学[2]，这为公办名校办民校打开了方便之门，结果却适得其反，进一步加剧了少部分优质高中的垄断。除此之外，这些学校因其采用公办民办混合办学的形式，拥有了更多、更大、更为宽松自主的经费使用权，他们凭借充裕的教育经费，采用灵活的经济手段，支付远高于公立学校的高额工资以奖励优秀教师，充分调动了本校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变相“挖走”其他学校的优秀骨干教师，进一步巩固并扩大其在优秀师资方面的领先优势。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些学校规模越来越大，生源越来越好，师资越来越强，精英大学录取率节节高升，最终发展成名副其实的超级中学。
超级中学在形成之初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底层子女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机会[1]。另一些学者则指出，随着超级中学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其带来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例如，超级中学严重破坏了区域内高中教育生态[2]、强化了高中阶段的应试教育现象[3]、加剧了教育不公平[4]。总体来看，既有研究主要关注超级中学对本省教育生态、高中教育功能及教育公平等方面的负面影响，相形之下，探究超级中学及其导致的教育垄断对其所在省份高中教育整体质量的影响的研究较少。
有鉴于此，本文将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连续11年理科一本录取分数线、北大及中科大在各省的理科录取分数线作为衡量高中教育质量的指标，并根据超级中学占本省精英大学录取名额的比例构建教育垄断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超级中学造成的教育垄断及其变化趋势，以及其对本省高中教育质量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测量指标及模型设定
（一）测量指标
1.超级中学的界定
本文借鉴黄晓婷等的研究[5]，根据国内公认的顶尖高校A大学（A大学学科齐全，在各种世界大学排行榜上均处于国内前列）2007-2017级来自31个省、市、自治区的本科生调查数据，将A大学录取人数占比超出生源省份平均值2个标准差以上的高中定义为该省的超级中学。
2.教育垄断指数（Educational Monopoly Index）
参考产业经济学中垄断的定义[6]，本文构建了教育垄断指数（EMI），用于衡量超级中学等高中寡头对教育资源配置（本文主要指精英大学招生计划名额）的垄断程度。EMI的操作化定义为省内各个超级中学所占的A大学录取名额的比例之和。EMI值界于0到1之间，其数值越高，则代表精英大学录取机会过度集中于省内少数几所超级中学，其他高中的精英大学录取名额则被大量挤占，当地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校际分布就越不均衡。
3.高中教育质量
高考作为各省衡量高中教育质量（产出）最为系统和客观的标准化测试，考生所获得的考试成绩可以较好地反映当地的教育质量。因此，每年由考试分数和招生计划共同决定的一本分数线及精英大学录取分数线在较大程度上也是刻画各省市高中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当然，各省市一本分数线还与该省高考录取率、考生平均能力以及高考改卷的给分标准有关，但这些因素在同一省份内总体而言相对较为稳定，每年变化相对较小，因而可以通过省份固定效应加以控制。此外，各省市一本分数线也与每个省的高考难度有关。本文借鉴郭丛斌和张首登的研究思路[7]，使用二本分数线占高考总分的比值作为衡量高考难度的指标，该比值越大则表示高考难度越小，反之则难度越大。综上，在一本录取率变化较小的情况下，控制高考改卷的给分标准及高考难度等因素的影响，各省每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的波动在较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不同年份各省市高中教育质量的变化特点，用录取分数线的变化反映本省高中教育质量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北大清华和华东五校是中国精英大学的代表，其在各省份的录取分数线能够较好地反映该地区高中教育质量的最高水平。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最终选取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分数线分别代表北大清华和华东五校的录取分数线水平，先将北大录取分数线作为因变量建立模型进行分析，而后再利用中科大的录取分数线进行稳健性检验。
（二）模型设定
为探讨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对该省高中教育质量是否存在显著影响，本文采用加入了省份与时间固定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在模型中加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如各省普通高中生均教育事业经费、人均GDP、高考报考人数、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招生人数和高考难度。
实证研究结果
（一）各省超级中学对精英大学录取人数的垄断情况
1.各省超级中学数量的分布情况
表1展现了2007-2017年全国各省市超级中学的数量。本文根据各省市这11年超级中学的平均数量，将其划分为“单头垄断”（均值=1）、“双头垄断”（均值=2）和“三头垄断”（均值=3）三类，其中，属于“单头垄断”的有12个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如甘肃、青海、海南、西藏、云南、贵州等地；属于“双头垄断”的有13个省份，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如陕西、黑龙江、安徽、上海等地；属于“三头垄断”的有6个省份，主要分布于教育与经济较发达或人口众多的省份，如江苏、浙江、北京、湖南、山东和河南。
2.各省超级中学对A大学录取机会的垄断情况
如表2所示，本文将各省超级中学的垄断程度分成4个层级：轻度垄断型、中度垄断型、高度垄断型和严重垄断型。全国超级中学垄断指数的均值为0.34，这意味着从全国范围内来看，34%的A大学录取机会被各省超级中学所瓜分。从四个垄断层级省份的分布来看，全国有26个省份属于“中度垄断型”及以上，换句话说，在我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超级中学包揽本省25%以上A大学录取名额的省市有26个。相形之下，属于“轻度垄断型”的省份仅有5个，主要是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和山东、安徽、河南等人口大省。
从EMI值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我国超级中学的垄断程度在2012年有明显下降，这可能与2012年国家实行的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有关。从各省份变化趋势来看，属于“高度垄断型”和“严重垄断型”省份的教育垄断程度日趋严重。此外，结合表1对各省超级中学数量分布状况的描述可以发现，各省EMI值与超级中学数量表现出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较之于东部地区，中西部省份的超级中学数量更少，但其EMI值更大。
（二）各省高中教育质量的基本情况
本部分以各省理科一本线为例来分析探讨各省高中教育质量的相关问题。根据各省一本线均值与全国平均值的关系，本文将全国31个省分为如下三个类型：历年一本线均值低于全国平均值-0.7个标准差以下的为“低分录取”省份；历年一本线均值在全国平均值±0.7个标准差以内的为“常规录取”省份；历年一本线均值在全国平均值+0.7个标准差以上的则为“高分录取”省份。
通过分析发现，全国有21个省份属于“常规录取”类型，涵盖东、中、西部地区；属于“低分录取”类型的则主要集中在青海、西藏、宁夏、新疆等5个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省份；还有5个省份属于“高分录取”，如河南、河北、山东、广东等人口大省。此外，结合前文对教育垄断指数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超级中学教育垄断指数与理科一本线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反，即超级中学教育垄断指数越高，省内普通理科一本分数线越有可能会随之下降（见图1）。
图1 全国各省高中教育垄断指数（EMI）平均位次与一本线排名变化趋势线
（三）教育垄断对各省高中教育质量的影响
1.教育垄断指数对各省理科一本录取分数线的影响
表3中所有模型的因变量均为理科一本录取分数线。总体来看，教育垄断指数对理科一本分数线的影响显著为负。其中，模型（1）显示，仅加入省份与年份固定效应时，教育垄断指数对理科一本分数线的负向影响最大，教育垄断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理科一本分数线将下降39.4分。当模型（2）中加入高考难度后，模型的解释力由74.8%上升到87.5%，教育垄断指数回归系数的绝对值从39.4下降到15.9，说明高考难度对理科一本线也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育垄断指数对理科一本线的负面影响。模型（6）中，在控制省内教育、经济等因素的情况下，教育垄断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理科一本线显著下降15.6分。从各控制变量来看，高考报考人数和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招生人数的增加、高考难度的降低以及人均GDP的增长都会显著提高各省的理科一本分数线。
2.教育垄断指数对各省精英大学录取分数线的影响
为分析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对代表各省普通高中教育质量最高水平的精英大学录取分数线的影响。本文还建立了以北大理科录取分数线为因变量的模型，自变量与表3一致，逐步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与理科一本线的回归结果相似，教育垄断指数对北大理科录取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高考难度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一负面影响。根据模型（6），在控制了相关因素后，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北大理科录取分数线显著下降21分，比理科一本分数线下降的幅度（16分）足足高出5分。可见，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不利于各省普通高中教育质量最高水平的提升，且这种负面影响比对各省高中教育质量的总体影响还要更大一些。
为进一步检验超级中学教育垄断程度对各省精英大学录取分数线影响的稳健性，本文还以中科大作为另一所精英大学的代表，将其理科录取分数线作为模型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逐步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了相关因素后，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指数每增加1个单位，中科大理科录取分数线也会显著降低21.5分，下降幅度与北大理科录取分数线基本相同。这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表明本文采用的回归模型具有较强的稳健性，研究结论较为可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近年来，“考试机器加工厂”、“尖子生掐光、好教师挖光、清北指标占光”等超级中学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关于超级中学的利弊，学界也有诸多讨论，支持者往往以弱势地区的超级中学为例，将其定义为本地教育的摇篮[8]；反对者则认为，仅靠几所超级中学提升区域教育质量不太现实[9]，相反，超级中学不利于一般高中扩大招生规模、提高教学质量，严重影响了当地整体办学规模扩大与质量提升[10]。
本文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超级中学造成的教育垄断现象较为严重；内地有26个省份都属于中度垄断型及以上，其中在西部省份长期为一所高中单头垄断，在大部分中部和东部省份则为两所超级中学瓜分，超过三所超级中学的主要是教育与经济较发达或人口众多的省份；各省教育垄断指数名次与理科一本线名次大体上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随着超级中学教育垄断程度的提高，本省高中教育质量将会显著下降，且超级中学的教育垄断对北大和中科大等精英大学理科录取分数线的负面影响要明显大于对各省理科一本线的影响。
事实上，决定一个省高中教育质量的绝对不是少数几所超级中学，而是占一个省绝大多数的县级高中及普通地市级高中等非超级中学。超级中学光辉形象的背后，是以牺牲本省县级中学的发展空间、县级中学的教育质量，拉低全省总体教育质量为代价的。而这些县级高中教育质量的整体下降最终会引起本省高中教育质量的全面下滑。一方面，这些弱势高中在超级中学的挤压下，陷入优秀生源与骨干教师流失、教育经费投入减少的发展困境，教育教学质量严重下滑；每年极低的一本上线率与超级中学的超高北清率形成的强烈反差，又进一步加深了当地学生与家长，乃至地方政府对其教育质量的不良印象；随着时间积累及各类教育资源投入的两极分化，县中日趋没落，超级中学愈发超级，省域内校际差异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教育生态严重失衡。另一方面，由于县中等弱势高中在高考成绩上的长期弱势表现，其在家长与学生心目中的口碑难以在短期内扭转，本校老师与学生的教学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好苗子都走了再怎么办也办不过超级中学”等悲观思想在弱势高中盛行[11]，这些使得提升县中教育质量的难度巨大，从而也会进一步挫伤地方政府投资县级高中教育的积极性。此外，县级高中是弱势家庭子女接受高中教育的主要渠道，县级高中教育质量的下降将会严重阻碍弱势家庭子女的代际流动，长此以往将会造成阶层固化，影响社会稳定和谐。
综上所述，要想提高高中教育质量，必须限制超级中学对省内优质生源和师资的垄断和集中、打破“唯分是举”的一元化评价模式、引导学生和家长理性选择教育资源、增加各类专项计划招生名额等，让各类高中在公平公正的教育环境下开展有序竞争。对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学生与家长以及高校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共同努力：
第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真正做到杜绝“校中校”，严令禁止公办学校以民办学校名义进行跨市、县招生。从本文问题提出部分所述的超级中学形成机制来看，跨区域无限制招生是保障其能够选拔全省范围内优秀生源，并借此保持极高的北清录取率，获得学生与家长追捧，顺利进入良性循环的最主要因素。如果没有全省生源的补给和支持，很多超级中学也就不再超级，其高考神话也将不复存在。因此，打破超级中学对全省优质生源的垄断，首先要规范这些学校的招生行为，严禁公办民办学校混合招生、混合编班、跨区域无限制招生等行为。
第二，综合评价高中教育质量，推动高中多样化发展。现阶段，一本上线率，尤其是北清录取率不仅是社会各界评价一所高中办学质量的主要标准，也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热衷追求的教育“GDP”。因此，改革唯升学的高中教育质量评估方式，对区域内高中进行兼顾学校办学基础与办学特色的增值性评价，支持与鼓励不同层次高中突显亮点，办出特色。这不仅有利于促进高中多样化发展，形成各类高中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还能引导社会各界在综合评价高中办学质量与水平的基础上，选择符合自身个性化需求的高中阶段教育。另一方面，对区域内所有高中的增值性评价还能引导教育主管部门均衡分配各类教育资源，避免优质教育资源过度集中，改善弱势高中办学条件，促进区域内高中开展公平有序竞争。
第三，做好弱势高中师资队伍建设工作，让好老师留得住、新老师招得来。除优质生源流失问题之外，优秀教师流失和新教师引进困难也是制约弱势高中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此，需要加大弱势高中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实施教师薪酬激励政策，增加弱势高中教师收入；在职称评定、教师编制方面向弱势学校的优秀教师倾斜，保障学校有足够经费支持教师外出参加培训与交流活动。此外，建议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采取订单式培养方式，定期补充弱势高中师资队伍；同时鼓励弱势高中新入职教师工作三五年后报考在职教育硕士，并在报考条件与学费方面给予政策倾斜，真正让弱势高中做到“好老师留得住，新老师招得来”，从而缩小其与超级中学在师资队伍建设上的差距。
第四，引导学生与家长理性择校，鼓励家长为孩子选择最合适的教育。我国古代的“孟母三迁”与现代版的“择校热”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基于同伴效应为孩子选择更好教育资源的真实写照。但研究表明，不同学业基础学生受到同伴能力提升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于高水平学生来说，拥有高能力同伴确实能够提升学业成绩；但如果学生本身的学业成绩较差，进入较高水平的学校反而不利于其学业发展[12]。因此，家长在选择学校时，应该综合考虑到学生学业基础，避免盲目跟风追求最好的学校。当学生与家长都开始理性看待超级中学时，超级中学学位“一票难求”、录取标准水涨船高的现象就会有所缓解，进而有助于促进区域内高中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最后，进一步增加各类专项计划招生名额，提高政策精准性与有效性。自2012年起，为了促进教育公平，我国陆续实施了面向农村等贫困地区的倾斜性招生政策，如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与高校专项计划，这些专项计划的实施增加了弱势地区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有助于充分发挥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并且，本研究结果也表明贫困地区专项计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超级中学教育垄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故应该继续坚持并进一步增加招生名额。但近些年上述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也催生了类似于超级中学的“最强县中”。2017年河南省郸城县的郸城一高与光山县的光山二高，共获得了河南省当年近一半的北大、清华国家专项计划投放名额[13]；另有研究发现，2017年，仅占全国高中总数的0.7%的108所高中，占据了当年全国高校专项计划35%的录取名额[14]。这一结果与政策制定初衷相违背，严重损害了大部分弱势家庭子女的利益。因此，在继续推行各专项计划的同时，还需考虑政策的精准性与有效性，避免各类专项计划招生指标向少数学校聚集，被少数学校垄断。
本文作者：
郭丛斌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徐柱柱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
张首登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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