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辉丨中国经济反围剿：“目标-制度-政策”的选择

余云辉丨中国经济反围剿：“目标-制度-政策”的选择

2020-07-16

【提要】随着美国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并对华展开全面围剿，国内经济领域的各种潜在问题开始全面凸显。需要从历史角度和全球视野出发，进一步明确战略与目标、完善制度与机制、调整政策与策略。工业化的八大衡量标准是避免“伪工业化”的矫正器。由国有资本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应对国内外潜在的系统性危机、推动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的制度选择。中国的经济政策必须锁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防止“伪工业化”，同时避免经济政策背离“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的制度约束与制度优势，而把资本主义制度中过度市场化、过度资本化、过度国际化的毒素当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色。需要在“目标-制度-政策”的框架下，调整和制定科学与技术发展政策、人民币资本化与金融自主政策、国内市场对等开放与适度保护政策。建立人民币资本化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拒绝美元纸币在中国境内的资本化和债务化。保护中国本土市场，利用本土市场发展中国的核心技术、核心产品和关键产业。面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技术封锁，中国应该出台对等的强力反制措施。

历经40年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财富，也积累了矛盾。随着美国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并对华展开全面围剿，国内经济领域的各种潜在问题开始全面凸显。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我们需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研究新的对策。“目标-制度-政策”是一个宏观经济的分析框架。目标、制度、政策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互为条件的关系。我们需要从历史角度和全球视野出发，进一步明确战略与目标、完善制度与机制、调整政策与策略。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金融领域的诸多问题主要起因于目标定位失误、制度表述不清、经济政策缺乏预见性、长期性和系统性。我们曾经用经济数量指标代替了经济质量指标、用“伪工业化目标”代替了工业化的追求；我们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却没有令人信服地阐明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特色究竟是什么。在此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缺乏预见性、协调性和稳定性了。

在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我们需要系统性思考来应对未来的系统性风险。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自1840年以来，推进工业化与国防现代化始终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目标。没有工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因此，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建设独立自主的现代工业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国防体系，确保国家的独立、自主与安全。但是，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对外开放、招商引资、追求GDP增长，也不等同于“世界工厂化”、“经济特区化”、“开发区化”、“房地产化”、“城市化”等等。这些都属于“伪工业化”。

通过分析英、法、美、俄、日等国家的工业化状况，可以将工业化的内涵与衡量标准归纳为以下八个方面：
1、各个产业的龙头企业由本国资本控制，本国资本控制着各个产业链的主要部分和核心技术环节，并拥有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产业发展的主导权不受外资控制。

2、本国装备工业部门和核心工业软件可以为各行各业提供所需要的核心装备和核心技术；这些核心装备、核心技术和核心工业软件不受外国政府和企业的控制。

3、本国所有的工业部门和龙头企业拥有强大的可持续发展的技术创新能力，并拥有全球技术创新主导权。

4、本国产业部门的主要企业拥有国际和国内各类原材料采购的控制权和产品销售的定价权，他们牢牢控制着国际和国内的各层次流通渠道；各种流通渠道和商品定价权没有被海外资本所控制。

5、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创造的财富以利润、工资、利息和税收的形式主要由本国资本、劳动者、金融机构和政府拥有，而不是由海外资本和海外组织所拥有。

6、本国资本控制的工业企业具有良好的国防装备生产能力；民用工业与国防工业之间拥有较强的转换能力；国防工业实力强大。

7、金融监管部门、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可以为国家推进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金融服务效率高，金融监管能力强大。

8、本国政府牢牢掌控着国家经济的“顶层权力”；本国的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不受外国政府和金融集团的操控。

对照上述标准，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可见，中国仍然在追赶发达工业化国家的道路上。

新中国成立之后，无论计划经济制度还是市场经济制度，推动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始终没有变化。但是，历史的进程总是充满曲折。有时，人们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迷失方向，把美国、欧洲、日本等工业化国家在中国的产业链延伸当作中国自己的工业化，甚至把跨国金融资本和外国产业资本占领中国市场、挤压本土产业、攫取国民财富当作中国的现代化。

当特斯拉占据上海郊区三千亩农田、享受数百亿低息贷款而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推下悬崖的时候，人们看到的却是美国新能源汽车版图的扩大和美国人股票财富的飙升；当美国停止供应先进芯片和工业软件的时候，人们发现中国的信息产业“缺芯”、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缺魂”；当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一夜之间卷走中行客户300多亿财富的时候（中行“原油宝”事件），人们会发现决定资源配置的不仅有市场，还有市场背后的金融大鳄和产业大鳄。

头脑简单的特朗普总统粗暴地点燃了中美全面冲突的烈火，并烧光了中国主义所有新自由主义分子的华丽外衣。此时此刻，裸奔者也许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真正内涵。工业化的八大衡量标准是避免“伪工业化”的矫正器。

二、制度升级：必须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组织性

在“目标-制度-政策”的框架下，“目标”是“制度”与“政策”的指南。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经济制度的选择、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以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为导向，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于工业体系的全面现代化。

因此，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织性就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具体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包含“市场经济”、“组织化”和“社会主义”三大要素。三者相互结合，构成三位一体的有机整体。

市场经济制度是基于当下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选择。在新的历史时期，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竞争特征、法制原则不仅要全面体现于经济的组织化过程，而且要深刻地渗透到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群体的管理模式与授权模式之中。

市场经济区分为“初级的、无序的、非组织化的市场经济”和“高级的、有序的、高度组织化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形成了国家资本、海外资本和民营资本并存的经济结构。这构成了中国市场经济的1.0版。当前，在严峻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下，中国不仅需要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且需要经济制度的升级。中国经济制度亟需再次飞跃和变革，即由“市场经济1.0版”升级为“市场经济2.0版”；由“初级的、无序的、非组织化的市场经济”，升级为“高级的、有序的、高度组织化和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并通过建设高度组织化和法制化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的农民、农业和农村需要再组织化，意味着中国的工业需要再组织化，意味着中国科学与技术发展体系需要再组织化。

中国经济的再组织化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但在历史过程的终点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经济组织者会形成不同的结果。在此，必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究竟应该由谁来充当中国市场经济的组织者和主导者？

究竟由本土资本（包括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还是由海外资本来充当中国经济的组织者和主导者？这决定着中国经济是独立自主性质的经济体还是对外依附的殖民地性质的经济体。如果中国“有组织的市场经济”是由海外资本和跨国垄断企业（比如特斯拉、德国大众等）充当产业组织者的角色，由美国政府、美国国会和跨国金融组织掌控中国经济的顶层权力（即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权、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和人民币资产定价权），那么，中国必然沦落为对外附庸型的殖民地性质的经济体，中国一切现代化的努力必将成为泡影。由海外资本和海外政治势力主导和组织起来的“有组织的市场经济体系”，只能使中国沦为拉美化和殖民化的国家，无法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事业。可见，中国市场经济只能选择本国资本来充当市场经济的组织者和主导者。

中国的本国资本根据其权属关系可以区分为公有资本和私有资本。究竟由公有资本还是由私有资本充当中国市场的组织者和主导者？这是区分中国市场经济制度属于社会主义性质还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分水岭。

在现阶段，中国多数私有资本的单体规模、技术水平、管理能力都远远逊色于公有资本；私有资本的竞争力也远远落后于海外资本。如果中国民营资本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还不足以主导中国经济，那么，中国就不具备发展由私有资本主导的的市场经济的客观条件，而只能选择由公有资本来主导和组织中国市场经济这一制度模式。而由公有资本主导的的市场经济，必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

在民营资本实力还不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情况下，面对对外开放所迎来的全球跨国资本的竞争压力，只有国有资本具备与国际跨国垄断资本抗衡的实力。由国有资本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应对国内外潜在的系统性危机、推动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的制度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特色”就是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制度。

三、在“目标-制度-政策”的框架中制定经济政策

在美国联合其盟国开始全面围剿中国的国际背景下，中国除了胜利，没有其他出路。因此，加快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超越美国，战胜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只有明确国家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依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织性，才能突破封锁，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方法论上，必须明确经济政策是经济目标和经济制度的双重载体，并接受后者的双重约束。中国的经济政策必须锁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防止“伪工业化”；同时，必须避免经济政策背离“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的制度约束与制度优势，而把资本主义制度中过度市场化、过度资本化、过度国际化的毒素当作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色。

目标与路线一旦确定，政策与落实就是生命。为此，需要在“目标-制度-政策”的框架下，调整和制定科学与技术发展政策、人民币资本化与金融自主政策、国内市场对等开放与适度保护政策。这三大政策需要相互协调，彼此衔接，缺一不可。

第一，进一步完善国家的科技发展政策，自上而下地建设一个强大的科学进步、技术创新、产品升级三者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科技创新体系

（1）基础理论的突破是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前提。如果没有华为研究院数学家在数学理论与算法方面的突破，就无法形成华为5G技术的全球优势。但是，由企业来投入巨资从事基础理论研究是不合理的。这本该是政府设立的研究机构的工作。遗憾的是，多年来，我国对基础理论人才队伍建设和研究资金投入重视得不够，许多基础理论研究人才转向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由此导致科技发展缺乏后劲。人才培养是大学的主业，科学研究服务于人才培养。大学可以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但不应该代替科学院和工业研究院。

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出台支持基础研究的专项政策，像重视扶贫一样重视中国基础研究的贫困。通过增加资金和扩大编制，壮大国家级科学院，有所侧重地组建地方科学院，大力吸引海外科学家特别是华裔科学家到中国从事基础研究。

在人才政策上，应该把低素质的外国人请出去，把高素质的科技精英请进来。在美国歧视和打压华裔科学家的背景下，中国应该加快壮大各类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大力吸引美国的华裔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从事科学研究。

（2）重建和完善国家级的应用型工业研究院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级应用型工业研究院曾经对中国工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大部分研究院成为改革的对象，或者并入国有企业，或者被化为私人公司，服务于企业的短期盈利目标。正是这失误导致了芯片、工业软件等诸多领域与国际差距日益加大。电子、信息、机械、化工、冶金、能源、医药等领域的国家级研究院，是落实国家工业化战略与政策、引领企业科技进步与产品升级的重要桥梁，也是支撑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脊梁。为了有组织地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我们必须壮大现有的国家级行业研究院、恢复各类关停并转的国家级工业研究院、新建新兴产业的国家级研究院，并鼓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产业发展需要组建地方工业产业研究院。通过增加编制、增拨资金、加大投入，筑巢引凤，吸引大批海外科技人才回流国内，打造一个强大的应用型科技研究与创新体系。

（3）通过政府采购和税收政策，继续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同时，做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企业生产之间的衔接，搭建好理论研究与生产应用之间的桥梁。

第二，建立人民币资本化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推动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

作为经济大国的央行，可以在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生产环节投放基础货币，通过人民币资本化，为我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资本。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人民币基础货币的资本化职能，显得尤其重要。

为了建立人民币基础货币资本化的金融机制，相关部门可以联合组建“国家工业化产业投资基金”。该基金可以向央行发行长期债券募集资金，也可以由央行直接认购基金的份额。“国家工业化产业投资基金”可以作为风险投资机构直接向新兴产业和高科技公司投入资本金，也可以借助资本市场选择有关产业领域的龙头企业和上市公司，直接购买该类企业的股票和债券。这样，央行的基础货币发行不再与美元纸币挂钩，而是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科技创新的需要挂钩。这既是法国经济腾飞时期的历史经验，也是日本央行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实做法。

在中美之间成为战略对手的形势下，中国必须拒绝美元纸币在中国境内的资本化和债务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只是纸币而不再代表黄金。随着美国对华实施全面技术封锁，美元资本不再代表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力。泛滥的美元纸币在中国的资本化和债务化已经成为破坏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掠夺中国资源与财富的金融手段。在此形势下，中国经济金融应该及时切断美元纸币借助人民币在中国境内实现其资本化和债务化的渠道；同时，通过组建“国家工业化产业投资基金”等投资平台，把人民币基础货币转化为企业股权和债权，实现人民币基础货币的资本化。

只要建立起人民币资本化的金融机制，中国就不缺资金与资本。在未来新的科技与产业浪潮中，培养出类似于腾讯、阿里巴巴一类新兴经济体的风险投资资本，不应该还是美元，而应该是人民币。

我国必须高度警惕国内某些单位和个人，他们一方面引用各种错误的金融理论捆着人民币资本化的手脚，另一方面打着对外开放的旗号大开产业门户和金融门户，让泛滥的美元纸币充斥中国的各个领域，帮助美元纸币实现其在中国的资本化，不断提高中国对美元资本的依赖度，不断提高外资股权和债权的比重，以此阻止中国自主科技体系和工业体系的发展，最终达到侵蚀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目的。

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不能依赖美元纸币在中国的资本化。没有人民币的资本化，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而只有经济殖民化和政治附庸化。通过调整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投放机制，实现人民币的资本化，提高公有制资本的比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是推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制度前提与金融前提。

第三，保护中国本土市场，利用本土市场发展中国的核心技术、核心产品和关键产业

市场经济的常识是：没有市场就没有经济，但是中国并非处在平等的国际市场经济秩序之中。中国履行了WTO义务，开放了本土市场，提高了西方高科技企业在华的市场占有率，客观上把西方发达国家推向了更高水平的工业化和信息化，但是西方国家仍然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没有给予中国平等的投资与贸易地位。在不平等的国际市场经济秩序中，如果我国单方面开放本国市场，那么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在中国产业的科技水平仍然总体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在美国及其盟国对华实施先进技术封锁的国际局势下，保护本土市场，以本土市场培育本土的高科技企业，显得尤其重要。

面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技术封锁，中国应该出台对等的强力反制措施：（1）只要美国在任何一个高科技领域打压中国，中国就应该把该领域的美国企业赶出中国市场，并规定10-20年不得重新进入中国；（2）任何听从美国指令，配合美国制裁中国的其他国家企业，中国应该将赶出国内市场，并规定10-20年不得重新进入。上述反制措施甚至可以通过经济立法的形式向全世界庄严宣示。中国应该迅速提高法律武器的射程，并用好法律武器。

四、结束语

中国不仅拥有人口众多的巨大市场，而且拥有全世界人数最多的工程师队伍。多年来，中国所有遭遇西方封锁的领域都得到很大发展，从而缩小了与西方的技术差距，有的甚至赶超了西方，而放任西方国家进入的领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甚至扩大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目前日益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中国必须重新聚焦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制定好科学与技术发展政策、人民币资本化与金融自主政策以及国内市场对等开放与适度保护政策，扭转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力争在一切科技领域和产业领域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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