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古典哲学中，都有一个度的问题。
中国古人讲“过犹不及”。马克思主义讲量变引起质变。列宁说，真理往前迈进一步就是谬误。度过则质变。那么，在我国70年的发展中，在所有制改革中有没有度的问题呢？毫无疑问是有的。超过了这个度，事物就走向反面。在前面三十年过分讲究一大二公出现了不少问题，在后面三十多年，就没有问题吗？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也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本文认为，相互联系在于两个时期都承认所有权安排事关国体，区别在于后者实际上在理论上承认一定比例的私有制成分的合法性，并在实践上走得过远。可以说，只有通过深入研究所有制改革之度，我们才能把两个时期贯穿起来、统一起来，才能为今后的所有制改革提供清晰的理论说明。
一、所有权安排事关国体
围绕所有权是否重要的争论本身就是一场斗争。如果所有权不重要，就不存在围绕所有制改革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了。那么，所有权是否真的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不重要的呢？
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都把所有权作为其法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兰盖提出“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的见解，
【1】韦伯、梅因等思想家也把所有权看作现代文明的第一基石，蒲鲁东“把私有财产的实质问题看做对（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和法学生死攸关的问题”。
【2】马克思说：“一无所有的人也就是极其卑微的人”，
【3】“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动机就是要揭示所有权的自由本质如何走向自我异化，并探讨这种异化自我扬弃的可能性。
【5】
无论是从这些古典思想家，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看，现在一些人所说“所有权不重要”，都是睁眼说瞎话了。一个有钱有资产的人面临被剥夺的命运时说所有权不重要，可能意味着他愿意把自己的资产拱手交给社会，是觉悟很高的表现。当他还没有面临这种威胁时说这种话，则可能是有产者的沾沾自喜，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一个有钱有资产的知识分子说这种话，只能主要是为了麻痹无产者，以解除无产者剥夺有产者的威胁，或者让无产者所拥有的社会资产进一步转移到他们的名下。康德、黑格尔的理论如果有错误，也多半是无心之失，他们都与资产阶级划清了界限，没有让自己的知识被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污染。在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中，也许，只有萨缪尔森、缪尔达尔、奥斯特罗姆等人有这样的节操。这样，披着知识分子外衣的资产阶级乏走狗就定有不少了。
缺少理论素养的人可能会说，不能认为马克思等人说的什么就是对的，其他人说的就是错的。那么，从如下事实就可以看出，马克思等人关于所有权重要的观点确实是对的。
在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建立起初始的资本所有权后，资本家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得到利润，从而能够得到远比普通工人、农民为多的收入，从而导致社会收入分配进一步两极分化，就是因为他们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当资本家把自己一部分资本转变为劳动力时，他就由此开启了自己的总资本增殖的过程。资本家对自己的商品具有所有权，并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占有别人的商品，这就是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从单个过程来看，无论资本家向工人支付工资多么及时，表面看起来多么公平，资本家还是获得了剩余价值。资本家通过劳动力的买卖，占有了工人生产的全部产品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这被称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就是由于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和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所决定的。
资本家不仅从生产过程还通过股票市场取得对新收入、新财富的所有权。股份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企业所需资本，股票持有者通过购买股票（以高于或低于面值的发行价或二级市场价）成为股份公司股东，其所有权依据其所占股份比例确定。股票是一种标示资本所有权的工具。在此所有权下，持有者可以得到股息收入和因股票价格涨跌而产生的损益的所有权。在股票生产正常的情况下，大资产的所有者一般都能从股票市场得到正的收益。即使在股票市场非正常的情况下，大资产所有者也可能从股票市场得到正的收益。这对于其它金融市场也是适用的。
资本家不仅从生产过程、股票市场，还通过土地市场、住房市场取得对地租、房租这种新收入、新财富的所有权。地租等租金收入也是土地所有权来决定的。有人说，错，中国土地地租收入是由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决定的，因而使用权重要所有权不重要。这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土地所有权确实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当个人得到这些土地的所有权时，原来内含于所有权的使用权和某些收益权就让渡给个人了。这类似于西方国家资本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但西方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后，依然称为资本主义，资本所有者依然保持着资本的控制权。所以，即使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使用权也是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使用权决定蕴含在所有权决定之中。使用权重要并不证明所有权不重要。而且，有谁见过美国军工资本集团把资本的使用权转移给其他集团呢？有谁见过华尔街把其资本的使用权交给其他集团呢？其他财团呢？
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所有权公有的制度）基础上的按劳分配才能达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分配制度所无法达到的平等程度。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特别是不承认有人能够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拿到利润、租金、股息，也不允许有人拿到巨额利息。每个人都只能作为劳动者而获得彼此相差不多的收入。这意味着剥削已经被消灭。在这个意义上，它确实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进步。真正实行按劳分配，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平分配关系。
主要由所有权决定收入的结构在每一个社会和一个社会的每一个阶段都适用。正是由于所有权在收入分配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在现实中，依然处于待稳定状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重要的改革、运作都是改变，或者变相改变所有制、所有权。因此，在收入上出现大问题一定是所有权的配置出现问题，反过来，收入上存在的问题都一定要主要由所有权的（重新）界定来解决。当所有制改革超过一个度时，就意味着重新界定所有权达到了一个质变的程度，就意味着社会改革，甚至社会革命。
二、中国所有制改革的生产关系后果
1978年前的中国所有制改革是加强公有制，有时候可能加强过度了。但原有的社会主义所有权已经让中国建立起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证明了这种所有权安排的有效！更何况，期间还经历了许多人认为对生产具有极大破坏作用的大跃进、文革。据此，可以设想，中国在1978年后即使没有对既有的社会主义所有权进行改革，生产力依然可能会在30多年中有大发展。比如，中国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就生产出了自己的汽车、飞机甚至计算机，那么，只要发展它们的生产，中国GDP会增长多少呢？因此，中国生产力在所有制改革后有巨大发展不假，但有巨大失误，认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也不假。这样来看，在用生产力评估中国的所有制改革时，很难得到令人信服的结果。那么，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框架，只有用生产关系来衡量中国的所有权改革的社会后果了。一旦用生产关系来衡量，就可以发现，我国1978年开始的所有制改革在取得令世界瞩目的生产力成就之外，也出现不少严重问题。
第一，雇佣劳动力已经成为或趋于成为中国劳动力的主体了。2018年，一种名为“五六七八九”的数据（即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出现在工商联和一些官方部门宣传的资料中。这些数据虽然并不准确，但也反映出中国劳动力的结构了。
第二，中国收入分配已经从改革前的世界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仅仅过了三十多年，中国亿万富豪的数量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如果不加以克服，未来更是可能占人口百分之一的富有者占有全社会百分之十、二十甚至三十的社会财富，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劳动大众所占社会财富大致相当。西方经验表明，这种格局甚至连瘟疫也难以消除。
【6】
第三，除生产力巨大但又非充分发展外，中国经济运行出现诸多不虞后果。改革的“初心”本来是改革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是基于对计划经济运行机制的不满意。然而，在所有制改革后，私有资本日趋增多，许多单个资本日趋增大。这种本质上无计划的扩张导致低水平产能过剩。这不仅表现在中国房地产大量积压，少数人占据大量房产，房价居高不下，而且表现在中国多次出现内需不足引致危机的情形，而且表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多年都未能实现上。私人资本为了追求利润的扩张必然以越来越大规模地牺牲环境为代价，从而导致环境、生态遭受严重污染和破坏。当环境生态因污染、破坏而不适宜居住时，少数富人可以移居它地，甚至移居海外，普通老百姓则无钱可移，只能呆在原地，身体饱受环境的侵蚀，长期高负荷劳动，有的罹患癌症，经济发展对于他们成为黄粱一梦。
第四，中国出现了一个高收入集团，经济开始受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双重支配。民营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性质的经济，就是私人经济。当这种经济形成后，中国必然出现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就是凭借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权得到私人利润的群体。由于私人利润远远高于工资，因此，抛开环境污染等不谈，中国必然出现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这个时候，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主人翁作用就被大大削弱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种格局不可能稳定，必然导致周期性发生经济危机，最终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这不是一个巨大的折腾吗？相比这个折腾，如果文革是折腾的话，那也是小巫见大巫。
综合以上，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1978年后的中国所有制改革是否如1978年前的所有制改革一样，都有一个度的问题呢？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
三、中国所有制改革的上层建筑后果
除了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及其构成的经济基础概念，马克思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即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一般分为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我国思想上层建筑上面临的问题已经开始得到解决，本文第一部分所处理的也可以看作是思想上层建筑问题。因此，本文这里只揭示出中国所有制改革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后果。因为如果我们把政治上层建筑的问题厘清了，思想上层建筑上依然存在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毫无疑问，在公有制不断加强的1949-1976年，我国的上层建筑是高度稳固的。而从1978-2012时期，我国的上层建筑则呈现了令人担忧的趋势。
第一，所有制改革使得中国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大大缩小，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被严重削弱，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极大扩大和发展，致使宪法确定的公有制主体地位有被私有制所取代的可能。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六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第七条）。一些数据即使有问题，也反映出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大大缩小，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被严重削弱，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中国过度发展，宪法确立的公有制主体地位遭到极大的威胁！如果所有制改革不悬崖勒马，不经过革命，就难以回头是岸了。
第二，所有制改革所产生的官僚-资本的结合，非下重拳难以根治。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官倒。官倒就是资本与官僚的二位一体，这种二位一体比资本与官僚的勾结更严重。好在随着中央政策的调整，也随着“价格双轨制”的昙花一现，官倒也趋于消失了。但官倒趋于消失后，取而代之的就是资本与官僚的结合了。一些资本掌控者成为了高级官员的座上客。有的政府官员的资本座上客有许多。后来，更出现了以高级官员为核心，以次级官员和资本为主要成员的这个会那个会，这个集团那个集团，也出现了看似远离政治仅由中国顶级富豪组成的这个会那个会，这个资本那个资本。有观点认为，中国最大的腐败不是官员腐败，而是私有制，私有制本身就是腐败。这种观点一语中的。如果中国对于资本实施严厉的控制，官员的腐败不会那么严重。因为仅仅凭借挪用公款、贪污公物是难以积累巨额资本的，也是比较容易治理的。而一旦允许私人资本发展，官员可以入股，官员就可以积累私人资本了。即使官员不入股，由于私人资本的利润驱使，也会得到来自资本的巨额贿赂。私人资本如果发现了一个纯收入10亿甚或100亿的一个市场（一个房地产项目即可净赚50亿），为了得到这个市场，从经济“理性”看，它甚至愿意贿赂9亿或90亿。在这样规模大范围广的贿赂之下，资本主宰经济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大，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越来越滋生，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主人翁作用被严重削弱。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的历史让中国出现类似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可能性极大。
第三，所有制改革使得中国面临更加危险的国际环境。中国生产力发展让西方倍感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试用各种办法让中国自毁干城。在此过程中，如果让有产者掌握了政治权力，要么它继续保持中国资产阶级早就表现出的软弱性，要么与西方资产阶级为争夺国际市场、国际原料而发生战争。后一情况一旦发生，就不仅是在前者情况下广大工人农民被作为雇佣奴隶饱受奴役，而且是数百万人民数千万人民生灵涂炭了。即使不发生战争，国际争夺也会非常激烈，中国所占优势并不明显，甚至会因西方的团结而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中国再一次面临命运的选择了。
政治上层建筑出现上述问题进一步表明，1978年后的中国所有制改革有一个度的问题。不承认这一点，新时代的所有制改革就不能明确正确的方向。
四、结 论
所有权是重要的，如果所有权不重要，围绕所有权的制度安排，即一个国家的所有制就不重要了。从这个逻辑就可以发现，
所有权不重要的观点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能被真正接受的。所以，这种观点在任何国家和一个国家的任何时期都只能被理解为一种惑众的妖言。
任何所有制改革，不管是公有化还是私有化，都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改革开放后的多种所有制并存是对之前的一大二公的一种逆向而动，那么，当我国的生产关系我国的上层建筑都面临在改革开放前所不可想象的威胁时，新时代的所有制应该向哪里而动，不就非常清楚了吗？这应该是回顾所有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
注 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7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8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7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8页。
【5】 萧诗美、肖超：《马克思论所有权的自由本质和自我异化》，《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6】 沃尔特·沙伊德尔：《不平等社会》，颜鹏飞、李酣、王今朝等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
【相关阅读】
《王今朝：科学回顾所有制改革的意义和方法 ——庆祝建国70周年回顾和建言所有制改革之一》，昆仑策网：
http://www.kunlunce.com/gcjy/jingjijinrong/2019-07-22/135281.html
（作者系武汉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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