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城：“六经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经史观及其方法论启示

【内容提要】经史关系是中国思想史的核心问题，贯穿于周秦以来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即面临自身独有的经史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之“经”与中国实践之“史”的关系，核心命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两个“老祖宗”，毛泽东都十分恭敬，在其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革命实践经历中，使其“化”得彻头彻尾，进而使得中国共产党有条不紊地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党内高度认同的权威意识形态。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六经皆史”处理经史关系的方法论十分相似。而这并非巧合，有其理论渊源：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继承者，建党伊始就自觉从中汲取养分；另一方面，范文澜作为关键人物，成为毛泽东与章学诚二者之间的思想榫卯。就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之际，范文澜抵达延安，其所提出的中国经学史演变之宏论深为毛泽东器重。面对类似的经史关系问题，又有关键人物为思想之榫卯，“六经皆史”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之间，就产生了内生性逻辑关联，极具方法论启示之意蕴。

【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偶然，是由我国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从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内生性演化之结晶，承继了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生俱来有着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质。

一、引言：一脉相承的经史问题意识

清代中叶，面对经学训诂学之兴起与挑战，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这是其历史哲学之核心。他从重建经史关系之视角，意图修正儒生“六经为载道之书”的历史成规与理论偏见，力求为“史”正名，同时给予“经”应有之地位。浙东后辈章太炎承继“六经皆史”说，指出：“百年前有个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意见就说六经都是历史，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无独有偶，师从黄侃，深受章门师法影响的范文澜，对“六经皆史”亦有批判继承：“章学诚说‘六经皆史’，这是很对的。因为六经正是专官们保存了些文化记录流传下来被尊为经典，当初既没有经的名号，也没有特别贵重的意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共产党党内的经史关系，即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经”）与中国历史实践（“史”）之关系。就在此时，1940年刚到延安的范文澜连续三次就中国经史关系作演讲，毛泽东当即去信：“文澜同志：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可见，毛泽东一方面十分关注国民党力倡的尊孔读经复古运动，迫切希望用马克思主义予以批判；另一方面高度重视经学，对当代经学代表人物甚为熟悉。由此，范文澜这位史学“秀才”，被毛泽东这样一位为数不多的对经史问题极为关注的共产党领袖相中，便绝非偶然。毛泽东遂命其编撰中国通史，范文澜也不负重托，于1941年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对此毛泽东高度评价：“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近代中西方遭遇以来，在坚船利炮之下，中国人失却故步，丧失自信。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急迫期望从传统“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甚至是向往“三代”的退化史观中走出来，向西方寻找重建史观的思想资源。虽身处西北小城延安，毛泽东胸中却装着整个天下，深知重建史观是赢得中国革命之关键。在他看来，共产党人无论对待马克思主义、历史文化传统，还是当前的革命实践，都须从理论上给出准确阐释，关键就在于史观之重建。当时的一些史学家对史观问题并未给予足够重视，特别是深受实证主义史学和传统文献学影响的傅斯年、蒋廷黻、陈恭禄等史学家，认为史学研究之基础与关键在于搜集和甄别史料。“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他们避免任何主观偏见和政治立场，目的在于使历史学与意识形态脱钩，进而依据史实进行客观研究，并不注重史实背后的历史哲学即史观之建构。与此相反，共产党的史学家十分注重史观建构，面对严重危机，其史学研究特别是近代史研究都将民族危亡和国家富强作为历史书写的核心议题，关涉重大史观问题。正如范文澜所言：“一般学习历史的人，特别是做‘纯学术’的人，往往以为学历史无须学哲学。……如果不能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末，必然解脱不了实用主义和一切其他资产阶级哲学的枷锁，也就是永远不能不做它们的奴隶。”如没有一套成熟系统的史观贯穿其中，历史即是一堆杂乱无章之史料。由此可知，历史哲学，也即是史观，乃史学之基础。面对共产党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国民党复古运动的严峻挑战，毛泽东一到延安即开始思考共产党人的历史观，要为党史、近代史、中华民族史构建起一套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符合国情的历史哲学叙事。“国共两党之争成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建立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高点，而是一个新的史观。因为有这个史观，毛泽东就可以引领这个民族一步一步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所以他执政就非常有自信，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正因有范文澜这样的既受过经史训练，有深厚经史功底，又经历革命实践，真诚服膺于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之援助，毛泽东在处理党内经史关系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之“经”与中国革命实践之“史”的关系时便得心应手，为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建构起了一套中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叙事（这套叙事与传统循环史观、退化史观的明显区别即在于它是一套基于独立、解放、富强和复兴的面向未来的历史叙事），占领了意识形态与道义制高点，并很快使处于彷徨迷茫之中的中国人获得了思想武器，由此新的“天意”即历史发展规律被共产党人所掌握，他们进而带领人民成功实现了百年来的革命建国夙愿。

二、“六经皆史”：章学诚的经史观

清代中叶，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论。仅就经即史之关系而言，并非其首创，前人早有述及。王阳明曾言：“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李贽更明确讲：“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监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谓《六经》皆史可也。”他们虽都提及经史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但只是蜻蜓点水，直至章学诚“六经皆史”论应时而生自成系统，才赋予经史关系新内涵。如周予同所言：“章学诚‘六经皆史’，才真正成为一种系统学说，有其‘经世’理论。”

【章学诚】

任何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思想学说之创立，都渊源有自。如能重回历史现场，深入思想史脉络中，便会知晓章学诚“六经皆史”并非拾人牙慧，而有其深切关怀。章学诚所处之世为乾嘉考据学兴盛之时，经清初顾炎武，至其同时代戴震的“经学即理学”命题，宣称六经乃载道之书，道毕具于六经，而六经所载文字及典章制度已非后人所能识解，必须借助训诂考证：“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能通其语言。”章学诚所破所立，正基于此。“章学诚与经学家们的根本分歧不在义理与考据的关系，而在六经的位置：在经学家，道自六经出，非由文字训诂而不得门径；在章学诚，六经不足以尽道，他试图在史的范畴中另觅义理的途径。”欲与“经学即理学”针锋相对，章学诚必须自立一套从本体到方法的更为彻底的经史理论，“六经皆史”说应运而生。岛田虔次高度评价“六经皆史”，视其为“中国学术史上最著名的口号之一”。余英时则把它称为清代学术史上的突破性创见。

（一）章学诚的经史论

“六经皆史”乃章学诚经史观之本体论。若想理解其经史观，则须先释“经”“史”之义。而在章学诚的视域中，何为经，何又为史？

何为经？章学诚作独特训解：“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经非尊称，经之兴起势之然也。在章学诚看来，尊经一方面是因有传而始有经：“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另一方面乃因诸子之兴而尊经。官师既分，处士横议，“儒家者流乃尊六艺而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经非尊称，其本义为何？“‘《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经纶本义乃谓“整理蚕丝”，引申为治国理政，即“纲纪世宙之谓”。章学诚如此定义经，乃是与“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一脉相承，六经之迹可依可循，重实践而轻空言。何谓史？章学诚对史学抱负极大：“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他不屑于与大史学家刘知几并论，对名噪一时的戴震则倍感恼火：“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章学诚所言史学，非四部之史部。“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其所言之史，亦非史料，而须具史德，乃“著书者之心术也”。“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下，推明大道……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此笔削之义，其本在经世，能称为史学者，“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由此训解，我们便能深晓章学诚《文史通义》之开宗明义：“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皆先王政典，是治国理政之史迹史录。章学诚重史之地位毫无疑义，但说其抑经却非如此。他非疑经之人，对孔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之旧典”赞赏有加，推崇备至。“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与其说尊史抑经，不如说是尊经之下，纳史入经，尊史为经。其政教合一的三代理想，即以史为经之根柢，让经不再置于空言，而有其坚实基础。由此，六经基于正史，史学内涵经训，经即史，史亦即经。由此而言，章学诚其实经史并治，经史并重。

（二）章学诚的认识论

章学诚力图建构一套从本体到方法之经史观，以清算“经学即理学”。前述从本体论作了论述，这里从认识论对其经史观作进一步检讨。“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对此，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要义即严正指出何谓道，进而何以求道、明道。

何谓道？《文史通义·原道》开篇云：“道之大原出于天”，“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道即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与圣人无关。“圣人创制，只觉事势出于不得不然，一似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由此章学诚判定：“孰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他常叹道之不明久矣，而世人不晓，“不知六经皆器也”。道无可见，众人自不必说，圣人又何以求道？道虽不可见，但有一阴一阳之迹即器，道不离器，“知道器合一，方可言学”。圣人藉器以见道。“《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故道于器中方能求之。

何为求道之方？“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道源于天，道作为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历史在实践中向前发展，相对真理亦不断丰富。正如余英时所言：“实斋的本意是说六经但为某一阶段（即古代）之史，而非史之全程。易言之，六经皆史而史不尽于六经。必须如此下转语，‘六经皆史’的全幅涵义始能显现。……实斋以‘道’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展现。六经既只是古史，则最多只能透露一些‘道’在古代发展的消息。至于‘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三代以下之道便只有求之于三代以后之史了。”六经只能明三代之道，即“义蕴之匿于前者”，而“事变之出于后者”则超出六经范围，须“随时撰述以究大道”。章学诚非好古之人，但特别强调贵约六经之旨，对经世致用之道从不怠慢，“至于古而有用，则几于身命殉之矣！”“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以身殉之，可见其分量之重，同时又须随时撰述，不断揭示道之恢宏全体。

后出之大道，六经不能言，则是时会使然。“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气数之出于天者也。”由此，学者不可抱守残缺，舍今而求古，“诵法圣人之言，以为圣人别有一道在我辈日用事为之外耳”。因此，必须与时俱进，经世为本，以时为大，此即“六经皆史”论之精髓所在。三代以前，所习皆在官司典守，“学周公而已”。而后私学勃兴，则出于势之不得已。“‘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也。”对此，章学诚只微批以法律为师，对秦人恢复古制深以为然。同时他又认为不能盲目复古，特别指出“以吏为师”之前提是“礼，时为大”。“《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对法先王抑或法时王，他推崇后者。“把‘六经皆史’说涵义推拓至极，实斋便无可避免地会得到‘贵时王之制度’的结论，因为时代愈近便愈可见‘道’的最新面貌，而时王之‘政典’也必然将成为后世的‘六经’也。”不能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须以时王之制度为本，“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

（三）章学诚的实践论

求道必求于政教典章。其迹，即存于众人不知其然而然，“学于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盖自古圣人，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此乃章学诚方法论之真谛，看似尊奉以吏为师，推崇法时王，主张圣人史观，但并非如此，“故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章学诚驳斥了“圣人与道同体”的神秘观念。“学于众人，斯为圣人”，此语道破玄机，说明其遵循群众路线，坚守群众史观，被侯外庐称为“乾嘉时代的光辉的命题”。

圣人如何学于众人？这又充分彰显了章学诚的实践论。“大道之隐也，不隐于庸愚”。众人虽不能知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作为总体性概念之众人却包含万事万物之当然，不知其然而然即为道之迹，其所含蕴的正是经世之道。同时，“天下有公是，成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圣人莫能异也”。圣人须藉此迹方能见道，“非众可学也，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由此，圣人须对众人的一阴一阳之迹即道之迹进行深度加工，“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按照经世之要求，圣人把众之迹（道之迹）中的“穷变通久之理”进行“经纶制作”，变成六经等经典以垂训后世，即道之器。此道之器非空言，皆取于官司典守，“彼时从事于学者，入而申其占毕，出而即见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学皆信而有征”。六经等道之器经过实践反复检验，又可进行理论提纯，“贵约六经之旨”用以指导众人，变成道之理。余英时曾言其师钱穆对章学诚的“圣人学于众人”甚为推崇，认为这是章氏所持最精义理，并延伸说道：“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不是几个古圣昔贤凭空创造出来而强加于中国人的身上的。相反的，这套价值早就潜存在中国文化——生活方式之中，不过由圣人整理成为系统而已。正是由于儒家的价值系统是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它才能反过来发生那样深远的影响。”由此，我们可清晰梳理出章学诚的认识论亦即实践论：圣人必须学于众人，道之迹（众人之感性材料）——道之作（圣人经纶制作）——道之器（编辑为经典）——道之理（变为指导实践的思想），由实践之深入随时撰述以究大道。正如汪晖所言，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确立了一种理解经史关系的方法论视野”，其“内在逻辑”是“知识应该与实践合一，实践总是内在于制度的实践，制度又总是存在于自然的过程之中；……这就是知行合一，这就是作为伦理与政治的反思的史学，这就是以史学形式出现的实践论”。

在章学诚看来，诸子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必须学思结合，既不能误器以为道，更不能离器而言道，离事而言理，舍今而言古。“夫思，亦学者之事也。而别思于学，若谓思不可以言学者，盖谓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此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习于事乃思之根本，学之大原。汉宋之争只是争名而已，于事无补，于道无益。由此可见，“六经皆史”的实质即道器合一，学思合一，知行合一。“‘六经皆史说’是章学诚的‘经世’理论，是他的历史哲学的核心。‘六经皆史说’是在乾嘉时代汉学盛行、宋学仍占优势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并以之反对‘汉学’、‘宋学’的偏失的。在当时，他有所立、有所破。他大胆地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建立道器合一的哲学，反对风靡一时的‘汉学’和高据堂庙的‘宋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综上所述，秉承浙东史学经世传统的章学诚“六经皆史”之经史观，核心即道器合一之本体论、即器明道之认识论、学于众人之方法论，宗旨为知行合一之实践论。

三、思想之榫卯：从章太炎到范文澜的经史观

章学诚晚年曾言：“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然恐惊世骇俗，为不知己者诟厉，姑择其近情而可听者稍刊一二，以为就正同志之质，亦尚不欲遍示于人也。”他自知多有惊世骇俗之言，不宜刊刻。直至民国初年，此书才渐为人所重视。胡适“很替章实斋抱不平。他生平眼高一世，瞧不起那班‘襞襀补苴’的汉学家；他想不到那班‘襞襀补苴’的汉学家的权威竟能使他的著作迟至一百二十年后方才有完全见天日的机会，竟能使他的生平事迹埋没了一百二十年无人知道”。岛田虔次却认为章学诚“六经皆史”并未沉寂于历史，晚清以来有一清晰的思想传承谱系，即章学诚-龚自珍-章太炎：“龚自珍的‘史’是史官，现在章炳麟的‘史’则是史书、历史（history），它们都源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章炳麟，最饶有趣味的是他既是考证学者又是革命家；而考证学（朴学）与革命之间的媒介则是‘六经皆史’说。”

（一）章太炎之经史观

被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深受章学诚影响。“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特别是“六经皆史”论，对其经史观之奠定功莫大焉。对于二章之思想传承，思想界早有共识，梁启超言：“炳麟少受学于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周予同指出章太炎“受浙东史学的影响，兼祧了章学诚、全祖望、万斯同、黄宗羲一派的学统。……浙东史学派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严种族之别，以异族入主中原，为汉族奇耻；其二，是尊崇历史，以历史与民族的兴亡有密切的关系；……章太炎当时就是高举着浙东史学派的这两个火炬，向青年们号召着煽动着”。的确，章太炎治经专尚古文，曾师承谭献。谭献对章学诚推崇备至，曾说“章氏之识冠绝古今，予服膺最深”。因此，不论经由龚自珍，接续浙东史学，还是受谭献影响，路径或兼而有之，结果都是章太炎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极为服膺。“余幼专治《左氏春秋》，谓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语为有见。”“直到近来，百年前有个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意见就说六经都是历史，这句话，真是拨云雾见青天。”但二章所处之世却是大相径庭，基于反清革命之需要，章太炎已对“六经皆史”作出新诠释。因此，讨论二章的“六经皆史”论，既要注意其一脉相承的经史问题意识，又要根据时代来理解其特定内涵。

【章太炎】

首先，章太炎承继了“古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之经史观。章太炎明确指出，经“本来只是写书的名目。……真实可以称经的，原只是古人的官书”。对于六经皆古史，他曾言：“《尚书》《春秋》固然是史，《诗经》也记王朝列国的政治，《礼》《乐》都是周朝的法制，这不是史，又是甚么东西？惟有《易经》似乎与史不大相关”，“似与历史无关，不知《周易》实历史之结晶”。六经虽不能言事变之出于后者，但并非可弃之不用。“经者何指乎？‘大纲’二字，允为达诂。……宗旨曰经。”经者宗旨，“古未必可废，所着重的，在善于推阐。假使能够发挥他的精义，忽略他的粗迹”。六经虽非道之恢宏全体，但有精义在，“经国利民，自有原则，经典所论政治，关于抽象者，往往千古不磨”。忽略粗迹，发挥精义，随时推阐，必能有功于当代。

其次，章太炎对经之范围的界定，超出章学诚之定义。“挽世有章学诚，以经皆官书，不宜以庶士僭拟……学诚以为六经皆史，史者固不可私作。”在章太炎看来，不能以官书为标准，“经不悉官书，官书亦不悉称经”，认为“经之所该至广”。他对章学诚否定私学甚不满，认为“学诚必以公私相格，是九流悉当燔烧”，公私即官私，如按公私相格，孔子亦有僭越之嫌，“准其条法，仲尼则国老耳，已去司寇，出奔被征，非有一命之位，儋石之禄，其作《春秋》亦僭也”。这与事实不符，不利于振兴学术。“古之作者，创制而已，后生依其式法条例则是，畔其式法条例则非，不在公私也。”这种说法既肯定圣人创制之功，又为后生著述开方便法门。“一般人的意见，往往把经学史学，分而为二。其实经是古代的史书，史是近代的经书，二者本来是一致的。……史即经，经即史。”他纳史入经，经史不分，看似将经之外延扩大，实质却已触及经史关系之根本，经史著述由官学渐变为私学，为私学之繁荣奠定了正当性之基础。

再次，章太炎指出，六经非为万世立法，力图还原经学之历史本色。章学诚推崇“以吏为师”，认为六经皆先王政典，肩负教化重任。章太炎却力图突破经学之神圣性。在他看来，既不能像今文经学家神乎其神地尊经，亦不能如疑古派怀疑经之价值，其意图在于还原经学本色，给予经以史之恰当地位。要知晓其经史观，我们可由他对孔子地位之分析窥见一斑。首先，章太炎认为，孔子删述六经非为万世立法：“近世缀学之士，又推孔子制法，讫于百世。法度者，与民变革，古今异宜，虽圣人安得豫制之？”与其说是制法，不如说是制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不足尽人事蕃变，典章亦非具举之。……为汉制惑，非制法也”。他讥儒生欲尊孔子，却不识大体，不得要领。经史无别，不能尊经过甚，“六经无一非史。后人于史以外，别立为经，推尊过甚，更有些近于宗教”。今文经学神化孔子，认为经孔子删述之六经有教化功能。在他看来，此乃妄想，六经只是古代的史，乃孔子之历史学而已。“孔子删定六经，与太史公、班孟坚辈初无高下。其书既为记事之书，其学惟为客观之学。”因此，欲尊孔则须还孔子历史学家之地位：“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不言孔学则已，若言孔学，愿亟以提倡历史为职矣”。

对疑古派怀疑经学之历史价值，欲打倒经学的主张，章太炎予以严正驳斥。“如我学人，废经不习，忘民族之大闲，则必渝胥以尽，终为奴虏而已矣。”他如此重经，在于认为国难当头，必须保持民族性，发扬爱国心。“吾人读经主旨，在求修己之道，严夷夏之辩。”故孔子实非儒家教主。他尤其对康有为成立孔教会，视孔子为教主深恶痛绝，认为中土素无国教，“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已。……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宗，不为教主”。他对孔子再造华夏之功赞不绝口，认为其“功为第一”，而对经学与孔子，应本着历史主义之态度，既不能刻意拔高，于史实不符，又不能妄自菲薄，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他还倡言以治史方式治经方为正途：“今文家所说往往与古文情形不对，古文家将经当历史看，能够以治史的法子来治经，就没有纷乱的弊病，经就可治了。这是治经的途径。”在他看来，经史并重就能减少许多门户之争，方能于历史中见真知。

最后，对于“六经皆史”内含之知行观，章太炎承继其精神实质。“经与史关系至深，章实斋云‘六经皆史’，此言是也。”经史关系之重建，实为一种认识论范式之转化。经史并重，即是把经重新植根于历史脉络之中，让其变得有血有肉，而非仅视之为圣贤之语录与教条。“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此论涵义甚深，正说明经必须从史中出，经的范围小于史，而史却不仅为经，孔子所删定的只有六经，“不是说删定以后，其余的书一概作废，不过这六件是通常讲诵的，其余当作参考书罢了”。更需注意的是，“史就是后世的经”，有一个不断纳史入经的进程。由此，史就不是一般意义的记录，被选出之“经”亦非空洞说教，而有实在之理。

“经者古史，史即新经。远古之事，或不尽适用于今。事愈近者，愈切实用，荀子所谓‘法后王’也。自汉以后，秉国政者，无不参用经史，以致治平。”章太炎明显承继了“礼，时为大”之思想。“夫神化之道，与时宜之，故五帝不同礼，三王不沿乐。”只有不断从实践中汲取人伦日用之道，才能通经以致用。迷信经书，终归只是教条主义的。“历史不是要人一步一趋，都学古人。学棋谱者下棋不能呆照棋谱，必须临机应变。”章太炎强调随时变化，注重从实干中积累经验，以“六经皆史”为基，重建经史关系之方法论，反对教条，注重经典中所内蕴之民族意识与家国情怀。他直言不讳：“辛亥革命排满，就是由历史来的，不是由学理来的。”面对内忧日重、外患日深之局面，他力图以“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由此可见，经史观与历史实践精神密切相关，学术与政治自来即为孪生兄弟。

（二）范文澜之经史观

范文澜与毛泽东同庚，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宗师。早年师从黄侃，深得章门真传，奠定其经史功底。奔赴延安前，范文澜就已出版《文心雕龙讲疏》《群经概论》等颇有影响之作。范文澜与二章同为浙东人，深受浙东学术影响，对二章“六经皆史”论演变脉络了然于心。与章太炎大赞《文史通义》“卓约近《史通》”近似，范文澜亦甚赞“学诚著《文史通义》，与唐朝刘知几《史通》并称历史学两大名著”。他特别看重由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史学传统，认为章学诚深得其思想精髓：“经学可以经世，不通经，便是迂腐之儒，而学经必须同时学史。……章学诚都是传黄学的。……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造诣很深。”他对“六经皆史”论赞誉有加：“章学诚说‘六经皆史’，这是很对的。因为六经正是专官们保存了些文化记录流传下来被尊为经典，当初既没有经的名号，也没有特别贵重的意义。”

范文澜在做报告

在转向马列主义，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前，范文澜以“追踪乾嘉老辈”的好古之学为志业，常被大师“谬奖”，视为可传衣钵之人。“我那时受老师宿儒的影响，想把汉学的训诂考据和宋学的性命义理融成一片，希望做个沟通汉宋的学者，对那些新思想，认为没有多大道理。”不是外敌来犯，料想他定能成经学大家。但他从小受浙东史学传统之教育，特别是民族危机愈发急蹙，令其没有机会安心求学。“‘九一八’以后中国明明祉有抗战一条道路，我虽说是个‘学究’也还懂得不抗战就要亡国。……我细心考察，切实证明了（像两直角等于一百八十度那样证明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言行一致，想救自己免当亡国奴，理应对共产党以及好青年表示亲近。”特别是抗战后经马克思主义初步洗礼后，他对自以为是之“好古”志业大彻大悟，经同乡共产党人引导，范文澜从此变换门庭，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志业：“我读了以后才知道革命不是快意高谈，而是伟大艰苦的实际行动，回头看‘追踪乾嘉老辈’那个‘大志’实在不但不大而且是渺乎小哉了。我毫不犹豫地放弃老营寨，愿意在新时代前面缴械投降。”由于这一思想转变历程，周恩来曾把其树为青年学习之榜样：“‘五四’那天，我看到范文澜同志写的一篇文章说：当时‘五四’运动的人有些浮躁。的确许多人也是有些浮躁。那时他就专门研究汉学，学习旧的。但是范文澜同志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到达延安后，范文澜备受礼遇，毛泽东亲笔去信鼓励其用马克思主义史观清算经学。从早年的《群经概论》，到延安时期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特别是对“乾嘉老辈”之自觉批判，意味着对传统“师法”之背叛，由此范文澜所秉持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发生深刻转变，他愈加坚定了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诠释传统经史之立场。

首先，范文澜继承“六经皆史”之基本内涵，强调六经皆古史。他指出：“《尚书》、《春秋》、《三礼》记载‘言’‘行’‘制’，显然是史。《易经》是卜筮书，《诗经》是歌诗集，都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材料。所以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对于何为经，范文澜从唯物史观予以阐释，认为经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套“天经地义”的永恒真理，用以证明其地位“万古不刊”，从思想上巩固政权，谁敢“非圣无法，谁就该死”。但是，“经两千多年，经学本身起了无数变化和派别，每一变化和派别，都是适应当时政治上的需要而发生的。所以不了解经学，很不容易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柢”。在他看来，封建社会本身变动着，经虽已写定，但要适应社会发展，必须依靠经学。而儒生之重任即不断释经，使经能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因此，同样的经，解释不同，就发生不同之作用，此即经学。“所以经、儒生、经学是三位一体的东西，缺少一个，其余两个就成为无用之物。统治阶级表面上教人尊圣、读经，实际上教人尊迎合君主的儒生，读改头换面的经学。”同时，“五四”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响颇大。新起之史学研究者，一面继承章太炎的观点，即六经非为万世立法，还经学之历史本色；另一面又突破章太炎之观点，即经本身就是信史（包括严夷夏之辩，保存难能可贵的民族主义意识），而认为六经只是“待证而后信”的古史研究材料，进而以“六经皆史料”来重释“六经皆史”。正如章太炎弟子朱希祖所言：“然先师之意，以为古代史料，具于六经，六经即史，故治经必以史学治之，此实先师之所以异乎前贤者。且推先师之意，即四部书籍，亦皆可以史视之，即亦皆可以史料视之，与鄙意实相同也。”此论严重曲解其师本意。“六经皆史”的前提是皆以经为信史，这与受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影响的“六经皆史料”有本质差别。后者认为六经只是史料，只有整理后才能辨别其真伪。范文澜确受了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影响，曾明确提出“经本身是古代史料（六经皆史）”，认为经学保留了大量古代史料。将经视为史料，看似贬低经之地位，但作为史料的经却不能像疑古派那样“丢到茅厕里”，反而有很高价值，“经学里面多少含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尤其是讲做人道理的格言，可采的更多。还有些封建统治阶级的‘嘉言懿行’，按其本质是反动的，如果移植到无产阶级文化中来，一样可变为有用。例如宋儒所说‘节烈’……孟子所言大丈夫，也只有无产阶级具备这种品质，能够发扬这种精神”。范文澜认为可以用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进行甄别，创造性转化，即能从经学所保存的丰富史料中汲取营养，丰富共产党人所需之精神信仰。

其次，范文澜让“经”获得了新生——“变经学为史学”。贬经为史料，经之神圣性瓦解，经学之价值崩塌。这对于脱离旧经学窠臼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史观的范文澜而言，已无传统士人“非圣无法”般之思想负担，他指出应让经回归其史料的本来地位。“章学诚有‘六经皆史’之说……有他的道理。清儒讲汉学，也讲宋学，都把经看作神圣的书，章学诚却说经都是史，把经从神圣的地位上拉下来与史平列，这是有意义的。另外，章学诚反对‘离事而言理’，就是反对宋学的空谈。章学诚偏重古文经，主张实际的考察和治史，所以有六经皆史的说法。”这显然与章学诚对经之地位的维护背道而驰，亦与章太炎还经学历史本色的定位不符。在范文澜看来，不能如儒生那样把六经当成神圣教条，而只能当成古史并须经考索方可古为今用，“经作为古史来研究，问题自能得到适当的解答，经作为‘圣训’来背诵，死教条成为束缚思想的桎梏”。孔子以来的经学家之任务是把“古史变成圣经”，由此而未进入其视野的原本保存完整的旧史料渐遭废弃，导致古之信史奇缺。同时，经学本身又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经学依封建主义而萌芽，而发展，而没落，而死亡”。“经学家如果不放弃‘旧窠臼’，不别寻新的康庄大道，‘末路’的前面摆着是‘死路’。”“五四”后之新时代，经学发展“新的康庄大道”即是“变经学为史学”，“如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还有人幻想着继承‘道统’，企图用‘读经’方法麻痹青年，放弃革命。这类人毫无疑问一定的是封建残余分子或者是投靠帝国主义的奴化分子。……所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必需改变经学为史学，必须反对顽固性的道统观念”。由此，经学虽走下神圣宝座，范文澜却纳经入史，使经学在历史实践中走向新生。

再次，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经学之态度。20世纪30年代，伴随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而来的是文化复古思潮，国民党高举尊孔读经大旗，大肆进攻左翼思想阵营。国共双方在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愈演愈烈。要想取得民族文化方面之主动权，经学解释权是国共双方不容回避的核心问题。

第一，范文澜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经学。就在其发表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前言中，范文澜谦逊地说批判经学之武器即马列主义，自己还未能窥见途径，更谈不到正确运用，希望学界友人能给予批评指正。对乾嘉学派内含之形而上学思维方法，范文澜批评道：“乾嘉考据学正是这样的一种学问，它在训诂名物方面，确有丰富的成就，可是当涉及较大的典章制度需要作一些历史的说明时，便显得无能为力，更不必期待它能发现什么历史发展的规律了。”也就是说，考据学缺乏一种历史观。特别对胡适等人所谓的纯学术态度，范文澜尖锐批评指出：“一些人守住‘纯学术’的堡垒，以为考据是学术、是史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只是一种政治论文或宣传文字，不能算是学术。这是完全谬误的想法。作如是想的人，无疑是中胡适毒甚深。”实事求是地讲，此时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水平与党内其他“大秀才”如陈伯达等人相比还不算太高，但他已逐渐脱离旧学窠臼，并开始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力图运用唯物史观来系统阐释传统经学。

第二，范文澜对清末民初的经学家进行了严肃批评。对毛泽东信中提及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范文澜都一一作了回应。对叶德辉以“世道人心”为己任，范文澜批评其实际行为恰是不讲“世道人心”的拥护封建统治的土豪劣绅。相比而言，康有为、梁启超等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利用今文经学改革政治，只是康有为以“保皇”“复辟”被人唾骂而终其身，梁启超则以“政客”“官僚”“教授”了却一生，亦不能逃脱失败之命运。而胡适、吴虞等人，虽都是“五四”新秀，但要么厌弃经学而别有主张，要么解甲归田，私下已与“孔家店”讲和。范文澜对廖平评价较高，认为其是新文学大师，对经学作了六次大变，但最终仍不能挽救经学颓势。至此，范文澜认为经学已穷途末路。而对师尊章太炎之评价，范文澜却怀有两难的矛盾心态。首先，范文澜高度肯定章太炎的革命性：“江浙学人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创办的《国粹学报》，以排满复汉为宗旨。”但他又强调其“反满”革命并非来源于俗见之古文经学，而是源于黄宗羲以来一脉相承之浙东史学传统，认为“古文学派中最后的一个代表人物是章炳麟。他是清末古文经学的代表。古文经学是学而不思……引伸出政治上革命的思想来是很难的。章太炎虽然是革命分子，但他的革命思想与古文经学没有关系，他主要是受黄宗羲浙东学派反满思想的影响”。同时，范文澜对革命元老在进入民国后的表现非常不满：“章炳麟入民国，政治上碌碌无所表见，学术上反对甲骨文，反对白话文，那末，他依然保守着他的封建顽固性。”甚至将其视为晚节不保：“近世革命运动中，章太炎曾经革过满清的命，但是晚节不终，不能算是真正革命者。”从古文经学家法变换门庭，走入马列主义阵营中的范文澜，对章太炎革命不彻底性之尖锐批评自在情理之中。

第三，范文澜认为，共产党人须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待经学。国民党用政治高压推行尊孔读经，结果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在范文澜看来，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态度研究民族历史文化，要有史观：“一般学习历史的人，特别是做‘纯学术’的人，往往以为学历史无须学哲学。”史观问题对于共产党人而言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是实践马列主义的政党，它不会利用封建文化来欺骗青年，也不会无视历史事实而一笔抹杀。它要用马列主义的尺度，估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批判地采取优秀部分来丰富中国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可见，他特别注重从数千年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

与此同时，对二章“六经皆史”的历史演变脉络，范文澜晓然于心。首先，范文澜继承了二章关于“礼，时为大”之思想。他说：“学古代史的读了近代史，学近代史的读了古代史，如果不读今天的历史，那还是坐在‘禁闭室’里。今天的历史，主要就是《人民日报》。在《人民日报》上，党中央的文件和重要的社论，自然是解决中国当前具体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认为《人民日报》就是当代中国的典章政教，这让人容易联想到章学诚“六经皆先王政典”之观点。其次，对章学诚的“随时撰述以究大道”，章太炎的“关于抽象者，往往千古不磨”，范文澜亦把其与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融会贯通，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界。他对二章方法论之总结堪称精辟：“我们要从经典著作里学习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要从今天的历史里学习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把学经典与实践结合起来，认为学习马列主义经典，一定要区别普遍规律与个别结论：“学习马克思主要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学习理论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这是伪马克思主义，是教条主义。”最后，对浙东史学“知行合一”之宗旨，对二章注重实践之传统，范文澜亦一以贯之。这从他对清初朴实学风之服膺，与对乾嘉学派脱实向虚之不满，可窥见一斑：“人心不死，民族有复兴的一天。所以清初期学风，注重经史，读书与抗满联结，著述与实践（致用）一致，可称考据学派的启蒙时期。乾嘉两朝，学者为考据而考据，学术完全脱离实际生活。”因此，面对近代中国深重之民族危机，范文澜始终坚持不能为学术而学术，因为学术内生于政治，在中国问题之语境下，政治与学术始终是孪生兄弟。因此，范文澜的经史观始终坚守学思结合，心系民族危亡，不离实践。“《论语》中有两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汉学是学而不思，死记师说，不知其义。宋人则思而不学，光去空想，不读书。王阳明坐在竹子旁边格物，结果格出病来了，就是典型例子。清人想把学与思结合起来。顾炎武讲经学，黄宗羲讲史学。一是清代经学的开创者，一是清代史学的开创者。他们做学问，可以说是学、思结合，为救亡而读书。”由此可见，范文澜虽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但因深受浙东史学传统影响，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经史论融会贯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理论进程，最终把它落实于抗战建国的革命实践之中。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的“经史观”

就在范文澜抵达延安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空前棘手，同时面临两条战线：既要反对党内日益严重的教条主义，又要应对国民党掀起的复古思潮。前者是要面对党内“经史”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经”）与中国历史实践（“史”）之关系；后者是要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经史正统的解释权。尤其前者，关乎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如何能使党内的经史问题得以正确恰当地处理，亦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能在党内生根发芽，成为党内共识，进而统一思想，凝聚人心，这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这一重任无疑落在其领袖毛泽东身上。

毛泽东在延安给陕北公学学员讲课。

毛泽东自幼接受经史教育，曾说：“我熟读经书”，“我过去读过孔夫子，五经四书，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加之深受湖湘文化影响，他对传统经史之演变虽谈不上有深入研究，却也并不陌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彻底实现，既需要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理论素养，又需要中国传统经史之深厚功底，以及对国情之切实把握，而这三者在毛泽东身上无疑是兼备的。正如好友萧三所评论的：“他是中国优秀文化之集大成者。……假如没有对中国历史文化最深刻的了解，没有对中国民族文化最好的修养，和假如没有丰富的中国社会知识与丰富的斗争经验，就绝不能很好地、创造性地接受马克思主义，领会它，精通它，并使它系统地中国化。”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两个“老祖宗”，毛泽东都十分恭敬，在其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革命实践经历中，使其“化”得彻头彻尾，进而使得中国共产党有条不紊地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党内高度认同的权威意识形态。刘少奇曾称赞：“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一）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的“经学观”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尊为经典（类似儒生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孔所传道统奉为圭臬，将六经奉为经典）。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假，尊奉马克思主义为“老祖宗”更是真，但他并不迷信老祖宗，提出“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在历经大革命惨败后，毛泽东觉察到党内出现了教条主义倾向，当即写就《反对本本主义》。此文虽不失一剂猛药，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伴随“左”倾机会主义日趋严重，共产党在城市工作中苦心经营之家底和在农村地区来之不易的革命根据地几乎被败光。形势异常严峻，在领导红军顺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开始系统思考共产党应如何对待自身的“经”即马克思主义之问题。

【1964年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将《关于调查工作》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首先，毛泽东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后，终生不渝。他曾同斯诺谈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并明确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新中国成立后，他仍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用一生革命斗争实践真正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崇高地位。

其次，毛泽东并未把马克思捧上神坛，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历史地位。毛泽东并不迷信马克思，并非如宗教徒对先知、教主那样去对待马克思。他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同时，马克思主义亦非宗教：“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毛泽东一生有着鲜明的叛逆个性，始终保持革命理想主义，斗争精神十足，虽然马克思等人成就伟大但仍非先知先觉的圣人，所以他始终把马克思当成历史人物看待：“马克思没有做过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不是造神似地把马克思神化，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历史地位。“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是毛泽东眼里的历史巨人，但巨人亦只是人而非神。

再次，毛泽东认为不可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具体字句结论，而要知晓贯彻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旗帜鲜明：“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他致信范文澜，嘱其“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强调这是“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原因在于经学方法统治中国思想界数千年之久，贻害甚大。更为隐蔽致命的是，经学方法流毒传到党内，特别是自称“理论家”的人，用儒生对待六经的思维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根源所在，是经学方法穿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借尸还魂”，此即毛泽东最为担心之处。他曾尖锐指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能公式化地背诵词句，要从立场与方法着眼，教条主义者的实质是不动脑筋：“抄是要抄的，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同时，个别结论亦非普遍适用，马克思主义是指导革命实践的科学，而非为学术而学术的象牙塔中脱离实践的高深学问。“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1942年毛泽东就鲜明指出：“‘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即使是党内“圣经”，亦可结合实际进行创造性阐释。马克思主义之精髓即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最后，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未结束真理，而是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是行动的指南。“不要硬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话，就是它的基本原理，也要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当作教条。”这即是毛泽东“经学观”之核心。在对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员讲话时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空前意味着开辟了人类发展新方向，不绝后意味着并非封闭而是开放的理论，伴随实践深入而不断发展。社会实践过程无穷决定认识过程也无穷，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任何伟人都身处特定时代，都不可能掌握绝对真理，只能是认识绝对真理过程中的一部分、一环节。“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经史并重，强调实践才能不断出真知，这即是毛泽东之真理观。

（二）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毛泽东的“史学观”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毫无疑问，毛泽东一生最重史观问题。无独有偶，《毛泽东选集》最后一文即《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把唯物史观在中国语境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将这篇文章作为毛泽东生前亲自审定的选集的收官之作，毛泽东自有其深思熟虑。“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这可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思想总纲。其核心问题意识即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问题相结合，有三个具体方向：一是中国社会条件的需要。因为当时人们病急乱投医，向西方寻找各种真理但总不见效，甚至有重回老路之危险，急需解决中国问题之药方，以求药到病除，实现革命建国之夙愿。二是与中国革命实践相联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中国人民正在进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诞生的。三是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能掌握。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实现彻底自由解放的革命学说，人民是主体，而中国数千年历史传统中所蕴含之民族精神如大同理想、天下为公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思想铺垫。三者兼备，这正是唯物史观落实于中国大地之上的纲领性方针。

首先，中国问题意识是毛泽东唯物史观的中心。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从洪秀全、严复到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以至陈独秀、李大钊等，都致力于中国问题之解决，毛泽东自幼即受其影响。他也曾是康德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信奉过唯心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只知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了。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都用不着。”十三年即指六年旧学、七年新学，虽然不能对毛泽东改造中国社会有直接用处，却培养了其一生的中国问题意识和中国革命精神。因此，要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他异常清醒，请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就是要解决中国问题。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问题就是一种工具。“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服从共产国际，崇尚国际主义精神。但毛泽东深知，如不顾国情，革命将难以取胜。形式上虽有此上级，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中却和盘托出：“说到共产党，那末，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毛泽东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这其中就含有源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屈服于外来势力的民族精神。对中国问题之把握，毛泽东坚持中国主体性：“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他认为应把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作为原则确立下来，“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

其次，毛泽东善于从实践中总结新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毛泽东反对用形而上学看待马克思主义，由于党内思想长期被教条主义占据，党的理论在应对中国革命问题时显得苍白无力，对此他忧心忡忡。他把列宁作为榜样，目的是鼓励中国同志，“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由此，毛泽东创造了一系列（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在内）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总纲的中国理论。毛泽东对此十分自觉，认为必须从中国实践中产生出中国理论，再以此进一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再次，毛泽东把中华文明作为方法，纳入社会主义之内容。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深受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理论的影响。斯大林对东方各国民族解放曾提出要求：“我们是在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这完全是对的。但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它在被卷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人民中，依语言、风俗等等的不同，而采取了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这同样也是对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走向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化并不取消民族的文化，而是给它以内容。反之，民族的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给它以形式。”毛泽东深受此影响，突出表现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他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根据特殊国情，他只是把无产阶级的内容换成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但对这样的简单内容加形式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颇觉隔膜。有一段话我们耳熟能详：“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这段话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有两处重要改动：一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后本来还有一句“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二是“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后还有一句“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所删原文至关重要，它反映了毛泽东一生关注的中国方法论问题。中华民族本身“有它的发展法则”，继承中国文化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至为关键，表明中华文明并不仅仅是民族形式，而是关涉民族历史发展规律，其本身即为中国社会主义内容之重要部分。“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毛泽东深知民族特点之于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虽从延安时期以来，直至苏共二十大全面批判斯大林前，毛泽东碍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特别是忌惮于斯大林权威，尽量不提“中国化”之类口号，甚至一度连毛泽东思想也不再提及，但他对内容加形式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不满，力图有所突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表明与西方理论（马克思主义）一样，中国之学含有水平毫不低于西方的基本理论，“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他最后风趣地指出中国化必须要“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如驴马交配后之新物种，即非驴非马之“骡子”。

对于毛泽东的中国方法论，刘少奇可谓其知音。“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刘少奇强调中国规律本身亦是重要的理论准备，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等量齐观。其实，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对民族特点与民族形式已有过隐晦含蓄地区分：“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两个老祖宗缺一不可。“不论是近百年的（昨天的）与古代的（前天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列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只会记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库中，两个“老祖宗”都是共产党人思想体系的重要来源，解决中国问题就要正心诚意当好两个“老祖宗”的小学生。胡乔木曾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不讲这个不好，只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不完全。它有一个历史背景，有一个文化背景。这本来很明显。”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历史文化有其内生性关系，不容回避。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中华历史文化与中国社会实践本身即具有一种方法论意义，能够以此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三）向群众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湖湘文化主张经世致用，特别是业师杨昌济尤重力行，“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毛泽东的知行观明显受其影响，学生时代曾言：“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习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中国哲学之精华即“知行合一”，在毛泽东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毛泽东注重实践与调查研究。“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强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他通过系列调查研究，逐步形成了一套解决中国革命的方针策略。“‘左’倾教条主义，根本不研究中国特点。在农村十年，根本不研究农村土地和阶级关系。不是到了农村就懂得农村。”学习不只是读书，实践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作为诗人的毛泽东，身上充盈着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但他却主张：“革命精神应与实际精神统一，要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革命精神不是与实践相脱离的，而是与实践相结合的。”因此，为解决中国问题，他不赞同改良，而是主张大规模改造：“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中国问题本身就是世界问题之一部分，中国问题之解决必须与时代潮流相契合。

其次，毛泽东指出，人民是历史创造者，要以小学生的态度向群众学习。毛泽东一生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已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少年时他就发现书中描写的“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立志要还原历史舞台上的真正主人。在延安看京剧《逼上梁山》后，他给编导去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因此，对于人民这一历史的创造者，必须先当学生，再当先生。“工农是最有知识的人，他们的知识比我们丰富得多，实际得多。你们出去，不要先当‘老师’，应该先当‘学生’，了解情况，调查明白。”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回答外宾提问时重申：“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工农最有知识，这个知识不是写在书本上的，而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药方，也许工农本身对这种知识并没有自觉，并不自知，还需要知识分子和有文化的共产党员俯下身子去认真发掘并加工提炼，进而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用以指导中国革命。是否愿意且实行与工农相结合，成为在中国独特历史境遇下衡量知识分子革命性的唯一标准。“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对此毛泽东深有感触：“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老百姓才是知识的不竭之源：“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唯一的源泉。”毛泽东曾这样与全党同志共勉：“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他深信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始终把老百姓当成力量之源，甘拜百姓为师，甘作百姓的“小学生”。

再次，毛泽东与时俱进，以国情为一切革命问题之根据。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亦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虽是马克思主义，但须根据客观情况调整主观认识。初抵延安，毛泽东即开始分析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中国民主革命一百年，毛泽东认为可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分水岭即五四运动。无产阶级于“五四”后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他深知共产党既不能犯右倾错误，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犯“左”倾错误，须分阶段按步骤进行中国革命。“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根据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中国化之纲领性理论——新民主主义，既区别于托派所坚信的中国革命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革命之论断，又不同于早期领袖认为中国革命仍与先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区别之观点。新民主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毛泽东十分看重，以至于晚年仍念兹在兹：“《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个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如何认识国情，如何正确判断中国革命运动的特点，这都是共产党人随时应注意的大课题，“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在毛泽东看来，“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认识中国之前提，还是改造中国之目的，其主体自然都是中国，必须立足于国情。

毛泽东虽十分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他深知要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知晓国情，包括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革命实践等，要把实践中不断发展之规律提炼出来，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方法论。这集中体现在延安整风运动之中，实质就是党内的经史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中国化，“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内部的整风运动，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的。这种成效，主要地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整风运动解决了共产党党内的经史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彻底中国化。“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在毛泽东看来，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共产党人既要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炼出来指导革命，不至于犯教条主义错误，又要根据中国革命实践之史，不断总结提炼新规律，纳史入经，使中国革命在正确处理经史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进程中，彻底解决中国问题。

五、尊经重史：经史观之方法论启示

1944年，美联社记者斯坦因参访延安，对毛泽东提出一个尖锐问题：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对此，毛泽东回答得掷地有声：“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诞生于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文化进行艰难的思想性创造，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作为中国特点重要组成部分的内生性思维逻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贯穿中国历史进程的经史关系方法论，特别是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处理经史关系问题的“六经皆史”方法论，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得党内思想得以统一至为重要。有学者指出这其中的内在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历史主义方法获得了很大发展。如果说，浙东史学主张即事而求道，进化论者提出明变而求因，那么唯物史观则进而要求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中来揭示发展的真正根据，把握矛盾发展的全过程。毛泽东很重视方法论的研究。”“六经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同样面临处置自身经史的关系问题，其内在的经史思维逻辑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极具方法论启示。

（一）反对教条主义：尊经之地位，重史之作用

章学诚认为六经并非道之恢宏全体，体道、识道、弘道须以经世为本，以时势为大，不可抱守六经以为教条，须注重经世之史学，纳史入经，这即“六经皆史”之要义。同时，又要不断从“史”中总结提炼新道。纳史入经，尊史为经，这既可达到尊经之效果，亦可提高史之地位，避免将经学教条化。章太炎亦指出“经者宗旨”。“古之作者，创制而已，后生依其式法条例则是，畔其式法条例则非。”后人只需师取其“式法条例”。“古未必可废，所着重的，在善于推阐，假使能够发挥他的精义，忽略他的粗迹。”对此，范文澜将其与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相结合，融合二者，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界。“我们要从经典著作里学习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更要从今天的历史里学习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克思主义亦如此，“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学习理论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神似。貌似是不管具体实践……是教条主义。”

这与毛泽东思考党内经史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经”）与中国革命实践（“史”）关系有着极相似的方法论。通过范文澜作为二章与毛泽东的思想桥梁，毛泽东从章学诚那里汲取了“六经皆史”所蕴含的经史观这一浙东史学精华。毛泽东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共产党人的“老祖宗”，一生尊奉。但他深知解决中国问题，须知晓国情，即“事变之出于后者”之史，要把新规律不断提炼出来，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方法论。这集中体现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实质就是党内的经史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的问题。通过整风运动解决党内的经史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彻底中国化，由此才能既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炼出来指导革命，不至于犯教条主义之错误，又能根据中国革命实践之史，不断总结提炼新规律，纳史入经，使得中国革命在经史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彻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二）经世致用，注重实践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力图以经史关系之新视角贯彻浙东史学经世致用传统，针对汉宋之学流弊指出“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学思结合，既不能误器以为道，更不能离器而言道，离事而言理，“此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六经皆史”宗旨即知行合一之实践论。章太炎曾言：“经与史关系至深，章实斋云‘六经皆史’，此言是也。”《论语·先进》载：“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孔子认为治民与事神皆为国之大事，要接受教育方可入仕，否则必会慢神而虐民。章学诚认为此章可作别解，学非只有诵读一途，如不是针对子羔为宰而言，子路之言未必为非。“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夫子斥以为佞者，盖以子羔为宰，不若是说，非谓学必专于诵读也。专于诵读而言学，世儒之陋也。”故“必见于行事”，方可为真学。章太炎亦如此看：“以前子路说过‘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这话并未讲错。从古到今，有一种人痛恨俗吏，痛恨官僚，但是自己讲论政治多年，一旦担任职务，往往不能及到他们。这个原因，便是一在空论，一在实习。所以，我以为讲到实用，学问不过占三分之一的力量，三分之二的力量，是靠自己的练习。子路的话，并未说错，不过略嫌过分一些罢了。”可见，深受浙东史学经世传统影响之二章，皆颇重视实践之作用。

毛泽东虽未谈及此章，但在实践中学习的精神则一以贯之。“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延安时期，无论是留学苏联的马列教条主义者，还是留学欧美的洋学说教条主义者，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党史和近百年史皆不甚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传染到党内就变成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学风，“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毛泽东痛批这只是“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通过革命实践创造新理论之责任。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对外宾说：“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毛泽东特别看重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哲学知行合一观深度融会贯通而成的《实践论》。正是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中国古典经世致用的经史传统融会贯通，内化为革命理论，并外化于革命实践，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理论求索，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实现了建国夙愿。

（三）向群众学习，走群众路线

《周易·泰卦》云：“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中庸》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王阳明更明言：“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中国圣贤及经典始终重视愚夫愚妇，走上下相交的群众路线。章学诚高度重视经典谱系之传承，明确指出“学于众人，斯为圣人”。否认圣人史观，走的就是群众路线。其实，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既来源于唯物史观，又有中华文化的内在历史渊源。此思想谱系亦为章太炎、范文澜一以贯之。章太炎曾言：“夫史之记载，多帝王卿相事，罕有言及齐民。”他倾向大众之道德价值观，“农人于道德为最高，其人劳身苦形，终岁勤动……知识愈进，权位愈伸，则离于道德也愈远”，对知识人道德品格甚不满。范文澜继承发展了人民史观，在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时曾言：“本书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把旧型类历史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否定了。”他之所以得到毛泽东赏识，与在其著作中贯穿群众路线的人民史观甚相关。

毛泽东始终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立志还原历史舞台上的真正主人。其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史观与“学于众人”文明传统相结合，此即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与章学诚说的“学于众人”极相似。将群众意见集中起来，即“道之迹-道之作”；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化为群众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即“道之器-道之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则把群众路线发挥得淋漓尽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重申其群众史观。1964年他在与人谈话时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与章太炎褒扬群众道德观相似，毛泽东亦言：“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要想真正向群众学习，必须走群众路线。“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如未具备群众感情、工农立场，便学不好也掌握不了真正的马列主义。“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这鲜明体现了毛泽东的人民史观与群众立场。

（四）以时为大，与时俱进的真理观

章学诚认为官师相分乃“时会使然”。不能抱守残缺舍今求古，须以时为大，经世为本，这即“六经皆史”之要义。章太炎把六经视为可征信的古史材料，而非为万世立法之经，消解其神圣性。他跳出经学思维模式，改变传统“读书得知”的看法，向客观世界求道。在范文澜看来，“经”不能当成神圣教条，“经作为‘圣训’来背诵，死教条成为束缚思想的桎梏”。经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五四”后之新时代，经学发展“新的康庄大道”即是“变经学为史学”，“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必需改变经学为史学，必须反对顽固性的道统观念”。经学虽走下神坛，却纳经入史，使经学在丰富的历史实践中走向新生。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并非“万古不变的教条”，并未穷尽真理。他虽然强调要尊重历史，但不是颂古非今，而是用唯物史观给予历史以科学解释。“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这即是毛泽东的真理观。社会实践过程无穷，决定了认识过程之无穷，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任何伟人都身处特定时代中，不可能掌握绝对真理，只能是认识绝对真理过程中的一部分、一环节。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之“经”，成功运用于中国之史即革命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得以持续推进。与此同时，毛泽东坚持与时俱进地认识国情，“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阐释其与时俱进的真理观：“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这里所言“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与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内涵“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可谓一脉相承。毛泽东深知社会主义建设在不断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亦要不断发展，追求真理的过程无穷无尽，共产党人如不能坚持与时俱进的真理观，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六、余论：道事之间——经史关系中的历史与信仰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在中国经史传统中，道与事始终是其核心议题。无论是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经史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要面对自身经史关系中的事与道即历史与信仰。“中国有个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或者说，历史乃中国精神世界之根基。……历史所以成为中国精神世界之本，其根源在于经史一体，所谓六经皆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六经来自于有制度实践支撑之古史；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立基于丰富的中国革命实践之中。二者的确都是经史一体，以事载道，以史释经，历史与信仰就在实践发展之中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在章学诚看来，六经皆先王政典，切合当时人事，经即古史，史即新经。“六经皆史”看似尊史抑经，而章学诚非疑经之人，对经即道之信仰，可谓笃信不疑。“损益虽曰随时，未有薄尧、舜而诋斥禹、汤、文、武、周公而可以为治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章学诚是在尊经的前提下纳史入经，尊史为经。“六经皆史”内含其高亢的三代理想，即以史学作为一切经典之根柢，让经即对道之信仰具有了史学基础。由此，经之地位更加巩固，同时史又被抬升到作为经即信仰的合法性基础的地位。曹锦清指出：“中国是一个历史感很强的民族。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中国的史学承载着西方史学、哲学和宗教三重责任，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章学诚讲‘六经皆史’，我觉得非常深刻。”因此，经非空言，史非材料，信仰基于正史，历史亦有经训。“在复杂变化的历史关系中，坚持礼制的形式主义是无用的，一味考据古制和经书的礼义也是不够的，重要的是通古今之变，从活生生的生活实践内部来理解世界，从‘自然’之中理解‘不得不然’。这就是章学诚的历史观。”由此，道立基于源源不断的制度实践之事，历史成为信仰之坚实基座。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举世瞩目、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其核心问题意识是处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经史关系，即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经”）与中国历史实践（“史”）之关系。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之“经”，“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尊经是前提，但又不能迷信本本，变成教条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并非“万古不变的教条”，并未穷尽真理。社会实践无穷，认识真理之过程亦无穷，任何人都不可能掌握绝对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理观。马克思主义并非空言著述，而是不断经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特别是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逐步与中国革命发生紧密关系进而中国化后，一次次被实践证明是革命的科学的真理。

毛泽东一生最为重视的就是史观问题，其《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把唯物史观在中国语境中发挥得淋漓尽致，这可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思想总纲。问题意识即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历史文化、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作为“经”，已经过中国革命实践之史的检验，通过历史沉淀，信仰已变得清晰。有了真实历史支撑的信仰就不再空洞，丰富的历史过程本身，经过“随时撰述”，其自身就已凝练成为新的信仰；有了坚定信仰指引的历史就不再迷失方向，科学的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进程的客观反映。“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由此，在丰富的实践发展过程中，历史被提升为一种历史哲学，事即道，史即经，历史化为了信仰。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编发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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