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警惕疫情引发更大的全球政治与战略危机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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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坤：警惕疫情引发更大的全球政治与战略危机
2021-08-30
一场大的灾难过后，接下来往往就有一场大动荡、大改组，这是人类社会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眼下这场蔓延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堪称是一场大规模的灾难，所造成的危机相当深重，给各国带来空前的打击，尤其美国受创最重，危机最大。越危机越疯狂，这是霸权的突出特征，危机中美国将在政治、军事和战略上更加咄咄逼人，更加将更加尖锐地把矛头指向和扎向中国等国家，将经常性露出了武装獠牙。因此，尽管疫情还在发展，各国还在同病毒搏斗，但人们的眼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病毒本身，更要观察和关注这场灾难将引发什么，世界会因此发生什么。可以说，如何评估和预判这场新冠疫情对全球局势的影响，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了。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全球携手应对、团结抗疫的理想愿景落空了。曾几何时，当疫情爆发之初，一些人以为这是天赐良机，判断在这场全球性灾难危机面前，各国都难以独善其身，新冠病毒是各国共同的敌人，必须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尤其是美国和中美关系，一些人殷切指望疫情危机能有效对冲中美贸易战以及正在发生各种冲突，于是积极活动，掀起了相当一阵子对美释放善意、大声疾呼的浪潮，什么“世界急切期待中美搁置前嫌，携起手来共同抗疫”，什么“不会有一个国家的抗疫斗争能够单独胜利”，还有某著名媒体人物发表评论，声色俱厉地称，“煽动中美冲突的人将受到历史的谴责”，等等。尤其是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曾经表白说，“大家都知道新冠病毒来自中国，但我决定不拿这事大做文章了。我们已经就此大做文章，我想大家都明白了”、“这病毒是从中国来的”，这番话更加鼓舞激励了很多中国人，一时间，“无条件支援美国”，“救美国就是救自己”的呼声再次响彻云霄。这些人指望通过无条件全力以赴救助美国，来换取美国的对华战略上回心转意，高抬贵手，再把中美关系拉回到“不对抗、不冲突”、“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轨道上来。可以说，把疫情危机当做中美关系“重回正轨”的重大契机，相当一些人对此寄予了莫大的期望。现在看来，这样的期望无疑完全落空了，疫情发展蔓延的实际进程彻底粉碎了这等天真理想化的愿望，实际的情形是，疫情危机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团结而是分裂，不是协作而是隔阂，中美关系非但没有因为疫情危机而得到修补或缓解，相反却在新冠病毒的催化下变得更加严峻、更加危险了。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和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实。更重要的是，这个进程已经没有逆转的任何可能，而只能沿着目前的路径继续下滑下行。未来将发展到何种程度，现如今谁也无法做出判断。其次，疫情政治化倾向十分严重，正在酿成国际性的政治危机。因为中国是较早发现新冠疫情的国家，因而病毒政治化倾向也首先出现在中国国内。还当武汉同新冠病毒搏斗之际，就有某些中国人跳了出来，要将其催化成为政治问题：一是叫嚷中国要向世界道歉，二是借此再掀“宪政”舆论，三是推出名扬四海的日记体文献，把武汉描述为人祸之下的人间活地狱。国内的这股歪风迅速得到国外反华势力的响应与支持，他们也急不可耐地将病毒疫情向政治危机方向牵引，说什么“这次疫情是中国近年来面临的最严重危机，因为它既是卫生危机，也是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矛头直指中国的政治制度，把焦点引向东西方的制度优劣，声称“当美国人看待中国为应对这场危机所做努力时，一些人会很自然地将美国制度与中国制度进行比较”，好像美国制度多么伟大高尚一般。他们热切盼望中国能就此发生一场社会大乱，满怀期待地要看一场中国的好戏大戏。但是，让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不旋踵间，西方世界也全部掉进了疫情危机的深渊之中。尤其是美国，肆虐的新冠病毒如涛涛洪水，几乎顷刻间淹没了五十州。一时间，整个美国如同溺水的酒鬼一般滑稽地挣扎求生，其各级政府乃至整个统治集团则表现得既无能无耻又无情冷血，他们拿不出有效的应对办法，只是掩耳盗铃地对待病毒，声称就是一个大号流感，从而使美国社会与经济秩序遭受沉重的打击，引发了深刻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到这个时候，他们知道已经没法看中国的笑话，而是他们自己的笑话该怎么解释圆场了。于是，出于霸权帝国的本能，他们立刻把疫情的罪责强加到中国头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出马上阵，污蔑说新冠病毒是“武汉病毒”、“中国病毒”，把中国说成是制造与传播病毒的罪魁祸首，像黑社会一样对中国进行无耻的敲诈，叫嚣要因此起诉中国，向中国索赔，在美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向中国索赔的恶浪。新冠疫情政治化由此被推向危险的不归路。所谓“疫情政治化”，其核心内涵就是将新冠病毒上升成为政治问题，说到底就是罪责与追责的问题，即谁该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进一步如何追究责任。如此这般地处理一场疫情，等同于处理一场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审判战犯，惩罚那些发动这场人间浩劫的人。此次他们所拉开的架势，也是想在有朝一日进行审判，惩罚病毒传播的罪犯和赔偿受害者。也就是说，疫情政治化意味着这场疫情已经由人类同病毒之间的战争转化成为人类之间的政治战争。目前，这场战争已经在中美之间猛烈地进行，中美之间正在为此进行激烈的交锋。从中国国内到美国特朗普，上述这些人在政治上的喧嚣只是疫情政治化的第一阶段，即舆论战阶段。他们还都深深懂得，任何战争（包括不见硝烟的战争在内）首先都必须从舆论战打起，要做足够的宣传铺垫，要首先把敌人与对手污名化，在道德与道义上将其押上审判台，只有做好这一功课，才能顺利地将其推进到下一步。拜登当政掌权之后，中美两国之间围绕疫情政治化而展开的斗争进入第二阶段，即追责问责阶段。拜登比特朗普更加老辣狠毒，他不再满足于特朗普那种造势表演，而要把这场政治战争推向更高阶段，即追源问责阶段。拜登公开宣布，他责成美国情报部门九十天内拿出所谓病毒起源报告，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像当年伊拉克那样，扣上一顶可杀而不可赦的罪名。在拜登政府带领和推动下，美国的一众盟友走狗也纷纷跟进，都不同程度地把疫情危机向政治危机方向推送。不仅如此，拜登还把这一攻势同美国对中国所发动的意识形态攻势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一套庞大、系统和完整的政治战争方案。中美之间的政治斗争走到这一步，病毒真相已经不重要了。美国绝不会承认美国抗疫的政治失败与制度无能，只能把罪责完全推到中国的头上。至于追责问责阶段之后美国下一步将怎样运用，不得而知。可以预计的是，在中美政治战争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中美之间围绕疫情而展开的斗争较量，不会轻而易举地消逝成为过去。美国不会放过中国，疫情政治化是一个很好的抓手，未来还大有文章可做，比如召开踢开中国的全球大会之类。最后，抗疫战略化倾向已现端倪，正在成为全球大变局的重要推手。此次危机对美国构成空前严重的打击，全球发展大势及中美对比态势对霸权更加不利，美国政治失道、经济失血、号令失灵的状况更加凸显。与此同时，中国的地位更加突出了，时、势与义都更加向中国这边倾斜。这种情况必然加剧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霸权打压中国在思想上更紧迫，心理上更焦灼，行动上将更加紧锣密鼓。因此，疫情危机与全球大变局有机结合，这是这场世界性危机一个突出的特征。在这一特征之下，人们不能不承认的是，抗击疫情同战略竞争深度搅合在一起，已经成为大国争衡的有机组成部分，凸显出战略化的倾向。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点：在疫情危机的催化之下，中美战略矛盾没有得以纾解，而是进一步激化。仅仅抗击疫情层面，两国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思想价值优劣、制度模式高下的激烈竞争。美国声称自己抗疫业绩世界第一，挖空心思地贬低污损中国的抗疫质量，而中国则大张旗鼓地弘扬自己的抗疫精神，大张旗鼓宣扬中国的制度优势和社会道路的合法性。表现在全球抗疫的领导地位上，中美两国事实上也构成激烈的竞争，美国不允许中国成为全球抗疫领袖，不管中国对世界抗疫的贡献有多大，美国对此都不能有任何一点容忍，因而必须打掉中国成为全球抗疫领袖的任何可能，为此必须把中国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而中国也不可能接受美国的所谓“领导”，不可能容忍美国的颐指气使，要坚持走中国自己的抗疫道路。也就是说，在已有诸多项目、诸多领域激烈竞争的基础上，中美“战略竞争”又发展出现了新的博弈焦点与斗争热点，中美战略竞争激化了。百年未有大变局在疫情危机的催化之下加速发展，总体上有利于世界人民，有利于人类社会主义事业，这是长期效益。但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在疫情危机之下，民粹主义、单边主义，民族保守主义等愈演愈烈，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陷入危险的动荡不安状态，南非、埃塞俄比亚、缅甸等第三世界国家未来堪忧；地区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大，矛盾进一步激化，中东的战争危险进一步加重，阿富汗局势变化给中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带来新的变数，等等。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看到，疫情期间，全球老热点更热，新热点频发。照此趋势，病毒危机持续发展，一些本来就很脆弱的国家，未来很可能要陷入朝不保夕的危急境地，由此引发的混乱将带来难以预计的各种危险威胁。灾难引发动乱，这是人类社会一条基本规律，蔓延全球令2亿人感染400多万人死亡的巨大灾难之后，接下来所发生的，很可能是此起彼伏大面积连续不断的动乱与冲突。在疫情危机的沉重打击之下，所谓“全球化”正加速退场，不久之后即将烟消云散。人类各部分之间联系日益密切，这是无可否认的基本趋势和发展方向，但这同所谓的“全球化”没有必然和直接的联系。事实上，此前甚嚣尘上的“全球化”，不过是冷战之后西方世界挟胜利之威席卷全世界的全球化，是政治浪潮、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浪潮和军事战略扩张浪潮，是西方集团主导下的全面和全方位的全球化，而经济贸易不过是扮演了前哨与探路者的角色而已。中国的一些“专家”、“学者”将“全球化”解释成为“经济全球化”，以求为我所用，这是人为的割裂。人类历史上历来都没有单纯的经济全球化，任何形式的全球化，总是同一定政治与军事趋势相联系，总是一定政治战略力量驱动下的产物，人为将经济政治割裂开来，好像只有经济全球化而无关乎政治一般，那是无稽之谈。不讲政治，单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其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在，西方所推动的政治全球化搞不下去了，战略全球化亦即霸权体系覆盖全球的战略扩张也搞不下去了，他们要退场了。于是，所谓的“经济全球化”自然而然也就要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整体上这一轮的“全球化”也要成为昨日黄花、过眼烟云，依然对此寄予厚望的人，必将落得个竹篮打水的结果。伴随全球化退场，随着而来的就是世界重归集团化、对抗化。美国霸权要运用和发挥其联盟体系的力量加强其全球领导地位，打压战略竞争对手，为此在谋求重振美国的同时，还要重振军事战略联盟，这就要重回冷战那种集团化世界政治状态，就要把世界重新推向分裂，加剧不同势力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可以预计，伴随疫情持久深入，或者疫情危机过后，世界必将加速分化和分裂的进程，世界上一切国家都面临着站队、选边、择路等新的战略抉择，全球战略秩序将开启新的裂变重组过程。美国现在已经在为这个进程发力，美国拜登总统及其以下高管们当政以来马不停蹄、四处奔忙就是在忙乎这个，就是首先要将中国、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对手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立陶宛事件不过是风起青萍之末而已。将对手孤立包围起来是最后打击并战胜对手的基本条件，这是连非洲草原的狮子、鬣狗们都懂得的基本道理。当然，这样的进程并非是新冠疫情促成，原因不在这里。但疫情危机显然催化和加剧了这个进程。美国与西方充分利用全球抗疫这个契机，以此为抓手为平台，加速推进全面围剿中国的步伐。可以说，现如今在美国在战略逻辑中，抗击疫情与抗击中国两个概念已经完全耦合、同化，都一并成为最高战略项目。蔓延全球的疫情灾难还在荼毒人类，这场危机究竟将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将发生什么惊人的事件，都一概不得而知。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在危机的催化之下加速裂变，有利于世界人民，有利于人类的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有利于新时期中国的全球战略博弈。总体上说，我们手里的杠杆越来越多，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道路越来越丰富，社会主义模式再现勃勃生机，这些都是有利的一面，是长期的趋势。借助这一契机，我们要充分发挥优势，加强科技自主研发，加快实现经济双循环的步伐，加快全球政治引领的力度，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进一步全方位做大做强自己。但在看到有利一面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充分估计霸权疯狂活动所带来的挑战，充分估计全球形势严峻的一面，要把各种不利的因素考虑得多一些、透一些和重一些。目前所可感知和预测的，就是疫情引发全球政治与战略危机的可能性急剧增大，美国还在疫情政治化的道路上顽固飞奔，还借助疫情在搞新的战略扩张。对于这样一种不良态势，中国理所当然地予以反对，中国反对将疫情政治化，也反对把疫情当战略工具，借疫情危机强化和激化战略竞争，一如既往地主张世界各国应该携手迎接诸般全球性挑战。但是，中国的反对没有用处，改变不了严酷的现实，善良的愿望也打动不了霸权，更改变不了其侵略扩张的本性，关键是要做好应对的准备：疫情危机遥不见底，世界经济贸易前景堪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只能降低不可再涨，首先要做到经济体系抗危机抗冲击能力有切实的保障。政治上也是这样，疫情政治化的喧嚣短时间不会消退，还可能出现新的高潮，中美之间发生政治危机的风险日渐加大，必须为此做好相应的准备。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的国际大环境将明显恶化，主要推手就是霸权的疯狂。这个进程从特朗普还未上台就开始了，疫情危机的催化之下更加严峻。虽然目前还不好说将从根本上动摇所谓的“战略机遇期”，但挑战与机遇的关系必将发生变化，挑战可能在有的时候、有的领域和有的方面要大于机遇，甚至可以说只有严峻挑战而没有什么机遇。为此必须做好思想理论准备，不能人为地粉饰太平，再搞那种“世界各国纷纷倒向中国”的马屁把戏。在思想理论拨乱反正的基础上，还要做好全面和全方位的应急准备，各种地区或大面积的突发事件都有可能不期而至，其中包括边境交战和局部战争冲突。霸权已经陷入危机重重的时代，内外危机之下如何权衡取舍，按照霸权帝国的一贯本性，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转移矛盾、转嫁危机，美国霸权在这方面更是充满冒险精神。美国本来就是世界上最大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在中美矛盾冲突日益激化的背景下，在新冠疫情经久不息的打击下，其执政当局寻找出路的办法，将越来越多地把眼光聚焦在发动侵略战争上来。最近一个时期美军高官频频放话，说美国“并不寻求对抗，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冲突”、“我们希望防止与中国的战争”等等。有人信以为真，据此认为中美之间不会爆发武装冲突。笔者的感觉恰恰相反，西方政客们历来口是心非，总是假慈悲，他们嘴上经常表白念叨不想同中国发生战争的时候，恰恰证明他们在处心积虑地准备同中国的战争。事实上，美国的对华战争准备已经达到很高临战水平，其最近的全球大军演就是一次临战演习。因此，在未来中美关系更加严峻，全球战略环境更加严酷的大背景下，中国必须把应对霸权转嫁危机、对中国进行发战争冒险的可能性估计到位，把这方面的应对准备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万不能掉以轻心，也来不得任何一点疏忽大意。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在制造紧张空气，而是全球的战略空气已经紧张了起来。当然，上述这几个方面的准备很不全面，也完全不够，对中国而言，万全之计是要有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做到有备无患，向最好的方向努力，做最坏的打算。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那样，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面向未来，我们仍然需要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备战备荒、众志成城，迎击并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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