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扣东：把握战略思维的基本特性至关重要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学而不思则罔”。任何探讨也好，研究也罢，都离不开思考，尤其是战略研究，更是离不开战略思考、战略判断和战略抉择。而所有这一切，又都首先决定于战略思维方式的选择与运用。西方四大名将之一的腓特烈大帝曾经说过：“一匹在尤金亲王帐下服务的骡，虽曾历经21次战役，但仍不能变成优秀的战略家。”这句话的实质是说，实践固然重要，但思维更为重要。战略判断、战略筹谋、战略抉择、战略行动，如果离开了战略思维，再完美的战略实践也不过有如“骡”一般，仅仅是战地上走一遭而已。简而言之，战略研究之所以为战略研究，战略判断之所以为战略判断，战略筹谋之所以为战略筹谋，战略抉择之所以为战略抉择，战略行动之所以为战略行动，就是因为有特殊的战略思维这个大前提，并能借以回答和解决一般人所无法回答和解决的上述所有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说，战略研究能否真正达到战略境界，战略思维是重中之重。诸葛亮“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无疑是源于他有比较缜密的战略思维，正如杜甫所评价的“万古云霄一羽毛，指挥若定失萧曹”。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内外反动派，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总是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抓住战略枢纽指挥战役，抓住战役枢纽指挥战斗”。许多外国人总是想不通，为什么毛泽东领导的军队总是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从思维角度讲，就是因为毛主席是伟大的战略家，他老人家的思维特点就是一个“大”字。所以，战略研究，尤其需要战略思维，尤其需要气势如虹的战略思维。唯其如此，我们的战略研究才能立足于战略高度出大主意，出好主意。

 

对于战略思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对此，著名军事战略思想家李际均中将在其《军事战略思维》一书中有专门论述。他认为，战略思维是思维科学的重要分支，是军事艺术的最高殿堂，是决定战略的主体头脑中的观念运动，是战略指导者和研究者在头脑中进行的思维比较、思维判断、思维选择、思维决策、思维实施、思维反馈、思维修正、思维总结与升华的全过程。他把战略思维的质量，归结为战略实践经验、战略学术素养、科学的战略认识论与方法论三大要素，并概括了战略思维的政治性、目的性、传统性、整体性、系统性、超前性、对应性、创造性、确定性等九大特性。

 

笔者认为，战略思维的基本特性是整体性、前瞻性、对抗性和底线性，把握这四个基本特性至关重要。本文就此谈一点个人的粗浅见解。

 

战略思维概括起来，主要有四大基本特性。战略思维必须是整体性、前瞻性、对抗性和底线性的统一，这四大特性缺一不可。 

 

第一，战略思维必须是整体性思维。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早就提出：“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实际上早就强调，战略思维绝不能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思考，不能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进行，而必须延伸到政治、经济、外交、金融、科技、舆论等各个领域，今天我们还必须把太空、网络空间、智能技术等等充分地考虑进来。同时，毛主席的关于战略思维的整体性还最早坚定地否定了所谓的“细节决定成败”的说法的。战略方向正确，细节决定不了成败。方向错了，停止就是进步，倒退是更大的进步。方向错了，战略错了，搞得越细，败得越惨。另外，战略思维的整体性，就是重心，就是枢纽，就是关键环节，关键环节必须紧紧抓住不放。

战略思维的整体性，体现在必须立足整体利益、全局利益来思考问题和运筹谋划。比如，在国际斗争中，如果偏离国家利益这个出发点和归宿，则不成其为战略思维。邓小平曾经说过，“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战略思维，而偏离这个最高准则，特别是若以人家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或者以自己个人的、某个阶层、某个集团的局部利益为最高准则，你就谈不上是什么战略思维。

 

就目前而言，如何有理有力有节地应对并反制美国及其帮凶们对中国的以经济为主导、以科技为主轴、以军事威慑为辅的世纪性战略围堵、战略遏制和极限剿杀，就是中国的最大战略问题，特别是面对美国整合欧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反华势力，尤其是进一步做实美日澳印“印太版北约”、美日、美韩、美印同盟等严峻态势，中国唯有适时择机“两翼牵制，中间突破”——慑住强敌，稳住周边，以武促统，才是打破美国迟滞乃至遏止中国崛起步伐的最现实的选择。这是当今中国寻求战略主动地位的战略重心、战略枢纽和关键环节所在。

 

第二，战略思维必须是前瞻性思维。

著名军事战略专家姚有志将军曾经说过：“战略需具备四大要素：全局全面覆盖、前瞻长远通视、对抗竞争运筹、重心重点明确”。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感悟到，战略思维离不开前瞻性思维，否则，就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的前瞻性，关系到一定阶段乃至一定时期的战略指导，必然包含战略预见和战略预置。恩格斯说，只要自然科学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战略思维即战略预见的前瞻性，是思维着的军事科学的发展形式之一。前瞻性思维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或然性、概然性和不确定性，但它在战略指导中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战略指导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都源于战略思维的能动性和前瞻性。前瞻性的战略思维，是战略预见中最难把握的，又是最需要的。孙中山先生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作过独到而科学的预断：“逆料将来的潮流，国际间的大战是免不了的，……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这便是世界将来战争之趋势”。毛主席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进攻”三个阶段及对解放战争发展进程的科学准确预断，并据以确立的战略方针，更是创造了战略指导和战争指导上的范例。

 

战略预见如果缺乏前瞻性，就必然减弱其战略指导价值，而在现今决策空间大为拓展，决策内容和决策环境更加复杂的情况下，尤为如此。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辨别清楚，就是战略预见也可以称之为战略预断，它不完全等同于战略判断。战略判断是就当前战略形势所作出的现实结论，而战略预见或者叫战略预断，则是对未来某个阶段或某个时期推理认识的结论。战略预见或战略预断的困惑在于难以准确判定若干必然性因素在客观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以及这些因素将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偶然方式出现。正如摩根所说，“对于那些试图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目前的迹象来判断未来的人来说，世界事务充满了意想不到的东西”，“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问世的书籍，难道有任何一本能帮助人们预料本世纪第八个十年中，国际政治到底会怎样？”也正是基于此，我始终坚持认为，在战略思维的前瞻性问题上，我们不能对某种战略预见或战略预断，过多地求全责备、吹毛求疵，须知不完善的创新，比完善的继承更可贵。

 

第三，战略思维必须是对抗性思维。

一提到对抗性思维，我们一些人总是不习惯、不适应，因为往往我们喜欢和谐，喜欢双赢，不喜欢对抗。但是，战略思维本身是一种谋取优势、谋求主动的思维活动，因此，矛盾和对抗必须也必然贯穿于整个战略思维过程。其实，我们今天的一切战略思维活动，都是在力图追求优势地位，这就必然决定了其中的对抗是难以避免的，甚至你今天的所有的准备都是为关键时刻的实力对抗作准备的。我们今天坚定地坚持早日武统台湾，一战定乾坤，实现“中间战略突破”，就是为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更为激烈的战略博弈这一终归到来的关键时刻的实力对抗提早作战略预置和战略造势的。 

 

在战略思维过程中，始终要面对威胁评估，始终要筹划力量的运用，始终要考量优劣的转换，始终要在矛盾和对抗中谋求优势并争取主动，所以，战略思维的对抗性无疑贯穿于整个战略思维过程的始终。

 

第四，战略思维必须是底线性思维。

敌对双方构成战略博弈和战争较量的整体。当今时代，战略博弈和战争双方的对抗不仅渗透于战略博弈和战争行动过程中，即渗透于围绕双方诸如政治、经济、科技、金融、外交、舆论、太空、网络空间、智能技术尤其是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攻防较量的一切活动中，而且渗透于双方的各种战略谋划和战争计划中。战略谋划和战争计划固然是己方意志的表现，但在这个意志中包含对敌方的估量，包含对进退取舍的选择。故而，任何战略谋划和决策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风险性，如何有效控制风险则至关重要。一个科学的战略思维，既要瞻前，又要顾后；既要有远见，又要有卓识。那就要求在战略筹谋过程中，能够始终把握住关键性原则，坚持正确的方向，守住核心利益的底线，把风险控制在不翻船的范围内。也就是最高领导所说“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这是一个致命性的重大原则。

 

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在战略思维、战略预见、战略判断、战略筹划、战略行动中要切实做到底线性思维，一般情况下要把握住两点：

 

第一，界定好核心利益底线：一是国家主权；二是国家安全；三是领土完整；四是国家统一；五是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六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以上六点是2011年国务院《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展示出的。随着中国国家利益不断拓展的客观形势的发展，个人认为有必要在战略思维与战略谋划中把“确保战略通道畅通和获取战略资源”和“阻止敌对势力控制战略屏障区域”也列为国家核心利益即底线思维范畴。

 

而我国与美国打交道时，尤其在台湾问题和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上，必须清晰明确地向美方阐明我国的原则和立场，必须让美方明白无误地知道我国的底线所在，必须毫不含糊地昭告美方不得触碰。再比如对于朝鲜、巴基斯坦、缅甸、柬埔寨、老挝、泰国、蒙古等国，绝不可生战生乱，更不能为敌对势力所控制。

 

第二，把握住核心利益底线。一切战略方针与措施都是针对敌方的对抗制定和部署的，己方采取的一切措施都会引起敌人的反措施，战略谋划和战争计划不单纯是考虑己方怎样做，而且要同时考虑敌方会怎样做。如果不牢牢抓住己方的核心利益底线不动摇，并善于把握敌对双方这两个战略环节和战争系统的基本要素及其矛盾关系，要想确保核心利益底线不被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就当今中国周边军事安全而言，个人拙见，立足于风险评估的底线战略思考如下：

台海方向：拟总的方略——慑住强敌，稳住周边，以武促统。具体设想——设定时间表：争取谈，避免拖，准备打；下金马，取澎湖，扫外围，以战逼和；隔慑并举，立体登降，斩首瓦解，擒顽抚良。

 

东海钓鱼岛方向：宜未雨绸缪，审时度势，有效战略预置，有效封控掌控，力避势态失控。拟可视势态发展完善实施“六化方略”——即主权法律化，岛屿国有化，巡防常态化，军演例行化，靶场固定化，战备经常化。

 

南海方向：宜继续取强军备战与岛屿建设并举，自主开发与合作开发并重，威慑与反应适度，惩戒与分化并进，巡防与驻守并行的总方略。 同时针对美日等反华势力以静制动，取“蘑菇战术”、“零敲牛皮糖战术”等，巧用“十年老山”之妙，同其打一场持久战和消耗战。

 

朝鲜半岛方向：战略上要有效预置，有效封控，有效震慑，有效反击。当前尤其在策略上，要迫使韩国不得接受部署美国的中导系统，要让韩国从上到下、从政府到国会、从官方到民间，都真正痛切地感受到：其部署中导系统和已经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所要付出的安全与经济上的沉重代价要远远比将要获得的安全收益大得多。与此同时，还要正告韩国任何重启半岛战争的行为，都必然导致中国在战略反击前先行摧毁韩国的一切军事设施包括中导系统和“萨德”反导系统。

 

中印边境方向：着眼于地理环境特点和实际威胁程度以及美印联盟情况，拟应确立“针锋相对，寸土不让，准备最坏，争取最好，不惧冲突，不怕打大”的方针。

总之，只有立足于底线性思维的战略思维和战略筹划，才会避免战略上不犯颠覆性的错误。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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