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美联储推出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
业内认为，美联储此举意在缓解美国国债市场面临的流动性压力，但无法真正避免美国经济衰退问题。
美联储为什么要使用如此“决绝”的政策工具？它能再次扮演美国经济“拯救者”的角色吗？
疫情之下，美元体系的再扩张，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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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构成美联储底色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美联储推出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购买至少5000亿美元的国债和2000亿美元的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每日和定期回购利率下调为零。
此外，为确保市场运行和货币政策传导，美联储还宣布将不限量按需买入美债和抵押MBS。
这在事实上相当于美联储将无限地通过资产购买来稳定市场。
美联储这一激进的刺激政策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市场也并没有给出预期中的积极反应。
那么，此次美联储为什么要使用如此“决绝”的政策工具？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美国影响至深，不仅根本性地改变了美联储对危机和货币政策的看法，甚至可以说，“大萧条”构成了美联储的“底色”。
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在其名著《美国货币史》中认为，大萧条“实际上以一种悲剧性的方式印证了货币要素的重要性”。在弗里德曼看来，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就是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
具体来说，在货币量非常紧缺的情况下，当时的美联储非但没有注资，反而紧缩了货币政策，这造成了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大面积倒闭，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枯竭传导至实体经济，最终演变成一场大萧条。
弗里德曼的这一结论成为了学术界公认的对大萧条根源最有力的解释。时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该书序言中以美联储主席的身份如此坦然地承认，“在大萧条问题上，你们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不会再次犯错了。”
所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伯南克马上开动印钞机，实践其“直升机撒钱”的危机应对理念，伯南克也得到了一个非常形象的绰号——“直升机本”(Helicopter Ben)。
在美联储看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才刚刚开始，后果会十分严重。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如果没有及时有效的救助措施出台，美国将有4700万人因此失业，失业率高达32.1%，超过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的24.9.%。
可以说，此次美联储之所以毫不犹豫、一早就摆出要向金融市场无限制注入流动性的姿态，是美联储深入骨髓的“大萧条记忆”所决定的。
2
民生危机，需要强有力的财政政策
那么，美联储的超常规举措有用吗？
有用，但效果有限。
美联储的政策是要向金融市场传递清晰的信号——不惜代价进行“兜底”，从而遏制住恐慌性抛售行为，避免金融资产的非理性贬值最终打击到实体经济，为经济复苏提供信心和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联储的及时出手是必要的。
实际上，选择总是在坏与更坏之间，而非在好与坏之间。美联储的“决绝”可能是一个“坏”选择，但美联储更难承受“不决绝”所带来的“更坏”的结果。
美联储的救市效果会很有限，因为此次危机的性质与以往不同，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所引发的经济危机，本质上是民生危机而非单纯的金融危机。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新冠病毒几乎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3月1日，美国确诊病例还不到100例，死亡仅2例。一个月后，美国确诊感染人数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美东时间4月6日17时，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362759例，死亡10689例。
目前，50个州当中已有13个州出台了限制民众活动的措施，高达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被要求呆在家中。美国社会经济体系正在遭受疫情带来的全面冲击——数百万人失业，街道和商店空空如也，医疗保健系统不堪重负，经济要素无法流通，正常的经济循环被迫停滞。
在这个大环境下，高盛银行预测美国第二季度经济收缩高达24%，这样的收缩幅度远远超过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季度降幅。
如此一来，仅依赖宽松的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疫情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冲击，需要强有力的财政政策。
虽然美联储迅速出台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开放式”量化宽松政策，但并不被市场所看好，原因就在于为了防范疫情而采取的各种隔离措施会削弱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资金很难从金融体系流入实体经济，再进入个人“钱包”。
这个时候，财政政策的作用就非常重要，所以，包括美国在内，多国政府的经济救助计划里均包含了大规模的、直接以现金对个人进行支付转移的项目。
3
一个排他性的美元体系正在形成
相较于美联储此次“开放式”量宽在金融市场以及各国政策界和学术界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和激烈讨论，美联储在全球金融治理方面的操作则显得异常低调，甚至可以说是悄无声息。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美联储正在根本性地改变着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机制和治理平台。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2013年，美联储、欧洲央行、瑞士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这全球六大央行，把彼此之间临时性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换成了长期协议，而且，任何当事央行都可在自己司法辖区内以另外五种货币中的任何一种提供流动性。这六大央行的货币联盟被称为是“C6”。
这意味着，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一个长期、多边、多币、无限的超级储备货币网络已编织成型。发达经济体央行之间在货币互换平台上的协同一致，这是变相地替代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原有治理机制。
在此次疫情冲击所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中，C6机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从今年3月初开始，随着疫情在全球的迅速蔓延，资本市场悲观情绪升温，欧美股市出现断崖式下跌，全球随即出现了美元流动性紧张的局面。
为缓解“美元荒”，3月15日，美联储联合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欧洲央行和瑞士央行宣布采取协调行动，利用现有货币互换额度为美元流动性提供支持，各央行一致同意将货币互换协议价格下调25个基点。3月20日，美联储宣布，将与上述五大央行的互换操作频率从每周提高到每天。
此外，3月19日，美联储宣布与另外9家中央银行建立临时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其中，美联储与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墨西哥、新加坡和瑞典各自达成不超过600亿美元的互换安排，与丹麦、挪威和新西兰各自达成300亿美元的安排。
此举其实就是美联储将其货币网络在原有C6的基础上向C9扩展。经过两次危机的冲击，以美联储为中心的C6+C9货币网络开始形成，美元体系实际上实现了危机之下的“再扩张”，原先以IMF为中心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出现了分裂的迹象。
这个以美元为中心、以西方国家货币互换为基础的新货币网络已经发展出治理功能，在汇率、货币供应量、金融稳定等领域逐渐形成机制化的合作。
C6+C9本质上是一个排他性的美元体系，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但被排除在外。这无疑会弱化甚至取代IMF为中心的全球多边金融治理体系。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也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安排。
从中可以看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加速制定和推广新的国际规则，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对自身更为有利的、非中性的国际规则来约束或限制竞争对手，力图在中国之外打造出一个制度化、机制化的西方国家间政治、经济和金融集团，同时联合一些发展中国家，重建对西方有利的国际经济政治新规则、新机制。
这是中国需要警惕和面临的真正挑战。
文 | 赵柯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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