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 随着国际恐怖主义的复兴，“东突”势力的活动趋向综合化、国际化、周边化，逐渐形成了一条国内、周边、国际三个层次明暗结合、内外联动、互为支持的发展脉络。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看， “东突”势力活动的内在逻辑主要包括两种动员、三种框架建构及四种手段。“东突”势力进行共识动员和行动动员，以获取国内外支持为主要目标。诊断式框构、预后式框构、促动式框构构成“东突”势力进行动员的完整过程。东突”势力还将桥接、渲染、扩展、转变等四种手段融合进诊断式框构、预后式框构、促动式框构的过程中，编织出一整套以“分裂”“独立”为主框架的谎言， 借此歪曲新疆的历史与现实。针对“东突”势力活动的新变化，应准确认识“东突”势力的双重本质，有效应对“东突”势力的共识动员和行动动员， 着力开展针对“东突”势力的反叙事框构，大力压缩“东突”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
20世纪以来, “东突”问题一直是危害新疆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而且对国家的统一与安全造成了极大伤害[1]。近些年，“东突”势力在国内外的活动愈演愈烈，严重危害了新疆的长治久安， 影响了民族团结与国家稳定。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恐怖势力聚集的背景下，“东突”恐怖势力打着“迁徙圣战”的旗号偷渡出境，辗转西亚和中东等地区参加国际恐怖主义战争， 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2]。整体来看，当前理论界对“东突”势力的研究集中于起源与发展、活动特征与成因、打击与治理等方面。既有研究未对“东突”势力活动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思考。作为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的一部分，“东突”势力与境外反华势力及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有密切联系[3]。2014年以来，“东突”势力在国内外的活动更加综合化、国际化、周边化，呈现出内外联动、明暗结合的特点。2019年4月, 斯里兰卡发生惨烈的连环暴恐事件。这一事件不仅折射出国际恐怖势力与国内宗教极端势力之间的勾连, 而且为世界各国恐怖主义治理敲响了警钟。
一、“东突”势力活动的新特点
“东突”即“东突厥斯坦”的简称。“东突”势力指的是打着“东突厥斯坦”旗号， 炮制“东突”分裂主义理论, 企图运用各种手段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裂出去， 以建立“东突厥斯坦国”为目的的各种组织的综合。“东突”是近代以来才出现的概念, 原意仅为地理概念， 指代中国新疆南部地区。但伴随英俄在中亚地区的竞争与扩张， “东突”的地理范围被不断扩大化， 用以指代整个新疆， 而且在“双泛”思潮的影响下逐步政治化[1]。冷战结束后, 中亚五国的独立、阿富汗塔利班的上台、“基地”组织的崛起等都刺激了“东突”势力的发展， 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 (以下简称“东伊运”) 为代表的“东突”势力不断在新疆地区制造暴力事件。然而此时对“东突”势力的划分尚不十分明确。“9·11事件”之后, 以“东伊运”“东突伊斯兰解放运动” (简称“东突解”) 等为代表的恐怖团伙遭到国际反恐联盟的沉重打击。此后， “东突”势力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 即“东突”分裂势力主流开始与“东伊运”为代表的“东突”极端势力“划清界限”[4]。21世纪初，“东突”势力的活动有两个特征：一是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 境内“东突”势力的实力大大减弱、暴恐事件大大减少；二是从境外看, “东突”势力分化为两股力量, 一股声称主张所谓“非暴力”手段, 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 (简称“世维会”) 为代表, 另一股则仍旧主张暴力恐怖活动, 以“东伊运”为代表。2014年, 伴随“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的迅速发展，“东突”势力借助国际恐怖主义浪潮加紧活动，在境内外不断制造事端，并表现出综合化、国际化、周边化、内外联动、明暗结合等特点。
第一, “东突”势力的活动在近些年逐渐表现出综合化的趋向。最突出的是“东突”势力由此前的两股力量划分, 逐渐呈现出“三个方向、两种方式、一股势力”的特征。伴随国际恐怖主义浪潮的出现，“东突”势力的活动重点侧重于三个方面：一是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重点的中国境内， 二是国际恐怖势力波及的中亚、中东地区；三是以“人权”“自由”等为旗号的国际舆论。尽管侧重的方面有所不同， 但“东突”势力活动的方式仍以暴力、“非暴力”两种为主。近些年， 以“东伊运”为代表的极端“东突”势力积极参与全球恐怖主义活动, 以彰显自身存在, 而以“世维会”为代表的非暴力“东突”势力则积极在国际社会运作、活动, 试图干扰国际舆论的判断, 混淆是非。“东突”势力看似有“东伊运”与“世维会”两种组织, 实际上二者的最终目的均为分裂、建立“东突厥斯坦国”，在本质上属于同一股势力。正如罗瀚·古纳拉特纳所言，“东伊运”与“世维会”联系紧密，“世维会”中有众多“东伊运”的同情者和支持者[5]。
第二, “东突”势力的国际化倾向已十分明晰。一方面, 以“东伊运”为代表的“东突”极端组织依托国际恐怖主义浪潮, 借机壮大自身实力， 彰显自身存在价值。自“伊斯兰国”崛起以来，“东突”极端势力不断鼓动疆籍极端分子赴中东参加“圣战”。在2016年的几个月内, “东伊运”制作的网络宣传视频和材料就超过30份。借助国际恐怖主义浪潮的有利时机，“东伊运”在意识形态方面做了积极调整。2010年以来, “东伊运”自称对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进行了较重大的调整，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更趋激进。其过去更多强调以暴恐手段对抗中国政府以达到分裂的目的, 而现在其目标更具全球化特征。在宣传中，“东伊运”极端分子往往号召全球穆斯林加入对抗西方国家的“圣战”[6]。另一方面, 以“世维会”为代表的非暴力“东突”势力积极在国际社会运作，鼓动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以“人权”“自由”等为武器对中国政府的国内政策进行“批评”。非暴力“东突”势力不仅利用人权观察组织等歪曲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去极端化和预防暴恐的措施[7], 而且利用一些学术、媒体等机构发表一些抨击中国人权的言论[8]。此外，非暴力“东突”势力还利用美国等国内反华群体对中国的新疆政策横加指责[6]。种种迹象都表明，“东突”势力正在全面走向国际化。
第三, “东突”势力的活动呈现出周边化的特征。2014年前后, “东突”势力在我国境内的活动十分猖獗, 在新疆莎车制造了“7·28”暴恐袭击事件, 在昆明火车站制造了“10·28”暴恐袭击事件。2016年8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出台《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 将反恐维稳工作推进到常态化、法制化的轨道之中[9]。最近几年, 在国内反恐措施的压力下, “东突”势力的活动开始向与中国利益相关的周边扩散。一方面, “东突”势力开始在周边国家制造恐怖事件, 以凸显自身存在, 如2016年发生在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的“8·30”恐怖袭击事件等。另一方面, “东突”势力依托与“基地”组织的密切关系, 加强了在中亚地区的活动。据报道, 2015年8月, “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 (简称“乌伊运”) 宣誓效忠“伊斯兰国”, 并与“基地”组织与阿富汗塔利班断绝关系。此后, “乌伊运”在中亚的实力遭到削弱, 而与其存在一定竞争关系的“东伊运”则是获益者[6]。
综上所述, “东突”势力的活动越来越趋向于综合化、国际化、周边化, 本质上呈现出一条明暗结合、内外联动的发展脉络。明暗结合指的是“东突”极端势力与非暴力“东突”势力之间在国际国内相互呼应。一是以“世维会”“美国维吾尔协会”等为代表的非暴力“东突”势力不断以“人权”“自由”等为旗帜, 在国际社会歪曲新疆治理的成果, 鼓动维吾尔族同胞对抗中央政府。二是以“东伊运”为代表的极端势力私下招募国内外“圣战”人员, 谋求在国内外进行暴恐袭击, 以实现“分裂”新疆的最终目的。尽管二者之间看似已经出现了分化, 但究其实质, 这两种“东突”势力之间其实是“一明一暗”、相互呼应、相互支持的关系。内外联动是指“东突”势力在国内、国际之间的相互动员。在国内, “东突”势力招募潜在的极端分子, 或在境内发动袭击, 或鼓动其出国参加“圣战”。例如, 在“伊斯兰国”的宣传视频和材料中, 新疆元素屡见不鲜, 它们不断鼓动“受压迫的新疆穆斯林拿起武器、奋起反抗”[10]。在国际上, 不仅以“东伊运”为代表的“东突”极端势力积极参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 而且以“世维会”为代表的非暴力“东突”势力不断将新疆问题政治化、国际化, 鼓动国际舆论对中国内政进行“攻击”。基于此, “东突”势力借助国际恐怖主义浪潮, 逐渐形成了一条国内、周边、国际三个层次明暗结合、内外联动的发展脉络。
二、“东突”势力活动的内在逻辑
“东突”势力的活动并非是毫无组织、杂乱无章的, 而是一种有组织、有预谋, 并且最大限度利用国际恐怖形势的系统性活动。理解“东突”势力活动的内在逻辑，需从其如何鼓动特定人群参与分裂活动入手, 需要从其如何编织“疆独”谎言出发, 进行系统性、理论性分析。
从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看, “东突”势力活动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为两种动员、三种框架建构以及四种手段。两种动员是指共识动员和行动动员：前者指促使他者接受并支持其观点的过程，意在凝集共识、获得外界的关注、接受和支持，后者指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参与行动的过程，意在推动人们参与行动[11]。三种框架建构指的是诊断式框架建构、预后式框架建构和促动式框架建构。框架建构是指用一个概念框架去塑造和建构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解读这样一种行为和过程[12]。框架建构的视角意在揭示一种社会现象, 即对林林总总的社会现实, 人们总是有一个解读过程的, 即便是同一种遭遇, 人们在不同框架的作用下也可能有不同的解读, 而这种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特定过程的反应[13]。诊断式框构、预后式框构、促动式框构即是某一群体对特定事件进行特定解读、建构的过程1。在“分裂新疆”的活动中, 为实现共识动员和行动动员的目标, “东突”势力在框架建构的过程中还使用了桥接、渲染、扩展、转变等四种手段。“东突”势力依托其对新疆历史与现实的桥接、渲染, 歪曲新疆的历史, 以“人权”“自由”等进行掩饰, 不断对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进行恶意攻击, 试图引起周边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关注、支持, 以将新疆问题进行区域和议题方面的扩展与转变。获取国内外支持是共识动员和行动动员的重要目标, 而这三种框架建构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过程。
首先， 获取国内外支持是“东突”势力进行共识动员和行动动员的重要目标。从形式上看, 当前“东突”势力的活动划分为暴力活动与“非暴力”活动两类。二者之间不仅最终目的是一致的, 且其内在动员逻辑也是“相互呼应”的。以“世维会”为代表的所谓非暴力“东突”势力主要通过共识动员的方式来获取国内外群体的支持, 而以“东伊运”为代表的暴力“东突”势力则主要以行动动员为主来获取国内外群体的支持。从类别上看, 依对待某一运动的态度, 我们可以将公众大体划分为支持者、反对者、旁观者三种。由于不同群体对动员的意义不同, 将旁观者转化为支持者就成为共识动员的主要作用。非暴力“东突”势力在国内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 因而其共识动员主要体现在国际动员方面。近年来, 针对中国政府帮助新疆贫困人口而采取的职业技能培训等相关政策, “东突”势力不断在国际上组织示威、游行等活动, 意在获取国际社会对新疆问题的关注, 进而换取更大范围的国际支持。据报道, 相关海外人士计划在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在内的14个国家举行示威活动, 以抗议中国政府在新疆开展的大规模技能培训计划, 反对所谓同化政策[14]。此外, “东突”势力还借助人权、自由等旗帜, 博取西方国家的同情, 以换取更大范围的国际支持。例如, 2018年9月, 加拿大和美国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提出子虚乌有的中国新疆穆斯林的“人权”问题[15]。当然, 以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为攻击点是“东突”势力进行共识动员的主要方式。“东突”势力在此过程中通过媒体报道、相关国家表态、自身活动等, 试图影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穆斯林群体。例如, “东突”势力通过地下讲经点等向目标群体灌输“分裂”思想, 弱化其国家认同, 强化其族群认同。
共识动员并非“东突”势力活动的全部, 更重要的是进行行动动员。在非暴力“东突”势力的共识动员基础之上, 暴力“东突”势力更侧重于行动动员, 即推动人们参与到制造暴力事件、分裂新疆的具体行动之中。克兰德斯曼等学者认为, 行动动员一般需要经过四个步骤:识别、瞄定、激发、参与[16]。某种程度上, “东突”势力近年来的活动与行动动员的四个步骤是较为契合的。伴随中国政府在新疆反恐、反极端工作的加强, “东突”势力在新疆地区的破坏活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东突”势力行动动员的终止。2014年后, “东突”势力借助国际恐怖主义的高潮, 鼓动疆籍极端分子出国“圣战”。在此过程中, 东突“势力”往往首先选择那些自认为受到歧视或被边缘化、心存不满的维吾尔族群众。这些自认为受到歧视或被边缘化的人“不仅与国际恐怖势力并肩作战, 而且可能会回到中国, 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17]。“东突”势力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锁定为下一步动员的目标, 利用诱惑、灌输、吸引等手段推动他们加入“东突”活动, 最终经过对这些人的培训、指导, 唆使他们在国内外进行暴力活动。2015年“东伊运”的活动范围开始从中亚向叙利亚扩展, 他们积极参与到叙利亚内战之中, 据悉, 叙利亚的疆籍“圣战”分子可能已超过1 000人[18]。可见, 为获取国内外支持, 非暴力“东突”势力与极端势力分别进行了共识动员和行动动员。两者看似有所侧重, 但实质上互为支持:共识动员是行动动员的基础, 可以为“东突”势力吸纳新成员提供帮助;行动动员是共识动员的强力保障, 制造暴力事件不仅可以彰显“东突”势力的存在, 而且可以“强化”他们“受压迫、进而奋起反抗的形象”。
其次, 诊断式框构、预后式框构、促动式框构是“东突”势力进行动员的完整过程。从过程看, 框架建构有三个任务, 即问题的识别与归因、提出解决方案、论证自己代表的合法性。这三个任务分别对应诊断式框构、预后式框构、促动式框构。诊断式框构的第一步是确认问题的存在, 即识别;第二步是指认“加害者”, 即归因;第三步是论证自己有资格代表那些“受害者”, 即建立合法性。“东突”势力往往歪曲历史, 将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新疆视为“入侵”、视为对“东突厥斯坦国”的“吞并”[19]。这种对历史与现实的歪曲, 是“东突”势力诊断式框构的主要内容。其目的一是通过否认历史、歪曲事实, 博取国际社会对新疆问题的关注;二是将歪曲历史与现实的责任强加于中国政府。此外, “东突”势力还视1933年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其现代国家的原型, 认为现代新疆维吾尔族认同根源于此, 以此为“东突”的存在及其“诉求”寻找合法性来源。通过这三步, “东突”势力不仅实现了对新疆历史与现实的曲解, 而且将自己伪装成所谓“受害者”的合法代表, 鼓动人们积极参与“圣战”。
预后式框构指的是提出一个面向未来的构想, 以对解决该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及现实路径等进行说明。预后式框构与诊断式框构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 即做出什么诊断就会开出什么药方[12]219-220。但是两者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即相同的诊断式框构并不必然导致相同的预后式框构。就新疆问题而言, “东突”势力在歪曲新疆历史、诋毁中国政府政策、将自己视为维吾尔族的“代言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 但在这种“诊断”基础之上, 不同势力之间开出的“药方”却不完全一致。以“世维会”为代表的非暴力“东突”势力的处方是“渐进疆独”, 即采取渐进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策略, 妄图实现“独立”的终极目标。以“东伊运”为代表的暴力“东突”势力的处方则是“圣战疆独”, 即从属于“基地”组织的“东伊运”主张以武力、“圣战”等吸引疆籍极端分子参与, 在新疆或中国周边地区从事恐怖活动, 最终在全球“圣战”的大趋势下实现“分裂”“独立”目的。
诊断式框构、预后式框构的最终目的都是要让人们加入某一运动之中, 但二者不足以完成该目标, 还需促动式框构说服人们采取实际行动。“东突”势力在促动式框构中往往通过强调问题的严重性、采取行动的紧迫性、有效性以及适当性等, 论证自身的合法性, 以此来促动潜在的极端分子付诸行动。早在2006年, 中东某网站上就出现了一段长达一小时的视频“东突厥斯坦圣战”, 鼓动全球“圣战”[20]。近些年, “东突”势力不断在网上发布鼓动“圣战”的信息、视频等, 试图营造一种紧张氛围, 以此论证其“圣战”的紧迫性与有效性。“东突”势力还宣称参加“圣战”是每一名“突厥人”的“责任”, 以此来为其破坏活动建构个人道德上的正当性, 并将自己伪装成“突厥人”的“合法”代表。2015年, 泰国政府向中国遣返109名维吾尔族穆斯林。相关报道指出:“这些被遣返的维吾尔族同胞承认他们受到了‘世维会’和‘东伊运’的煽动。”世维会副主席欧默·卡纳特在接受采访时声称:“这完全是谎言, 所谓的激进分子是那些希望逃离中国, 在一个安全、自由的国家过上稳定、有尊严生活的人。”[21]此外, “东突”势力通过国际人权组织等指责新疆的人权状况, 以此来说明新疆状况的严重性及其“圣战”活动的紧迫性。比如, 美国国会的一个两党议员小组就称目前中国新疆“正在发生人权危机, 并希望白宫采取行动”[22]。
再次, 桥接、渲染、扩展、转变是“东突”势力活动展开最常用的四种手段。“东突”势力在进行框架建构、动员的过程中, 势必要对历史事实、现实状况等进行歪曲, 以为其“分裂”新疆的行径建立“合法性”。从框架建构的视角看, “东突”势力活动的主框架是建立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国”。为实现对主框架的谋划, “东突”势力不得不对新疆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歪曲与粉饰, 即通过桥接、渲染、扩展、转变等手段实现对主框架的充实与论证。
桥接指的是将两个或多个意识形态上相互吻合但在结构上又互不关联的框架连接到一起[23]。从本质上看, “东突”势力是一种融合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思想, 以“分裂”新疆为目的的极端恐怖组织。为寻求其活动的“合法性”, “东突”势力将不得不对新疆的现实与历史进行桥接, 如使用“东突厥斯坦”的名称、编织“新疆不属于中国”等说法。“突厥斯坦”一词其实是中亚南部对其北面操突厥语诸族居住地的泛称, 是个不规范、宽泛和模糊的地理概念[24];而“东突厥斯坦”一词则是19世纪由尼基塔·比丘林创造, 用来指代清朝新疆西南部的塔里木盆地地区, 以取代“中国突厥斯坦”一词[25]。使用“东突厥斯坦”一词一方面试图歪曲“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事实, 另一方面试图加强与“西突厥斯坦”的联系, 为其诉求寻找合法性来源。
渲染是对既有价值和信念的美化、润饰、显化和激发。“东突”势力使用渲染的手段, 一方面为自己所从事的恐怖行为进行粉饰, 另一方面美化自己的“受害者”形象, 将责任强加于中国政府。比如, 自2008年起“东伊运”信息中心就制作了一本名为《伊斯兰突厥斯坦》的在线杂志, 2016年5月的一期中就刊载了诸多反华、“圣战”的文章。该杂志还持续关注新疆穆斯林的状况, 使用诸如“东突厥斯坦是中国镇压下的沸腾”“穆斯林的苦难史”“中国采用有争议的法律打击恐怖主义”“东突厥斯坦的伤口”等带有粉饰色彩的标题[6], 以达到渲染紧张氛围、掩饰最终目的的效果, 为其主张和意识形态披上“华丽的外衣”。2016年7月, “东伊运”发布的一段名为《我的渴望》的视频中, 突出展示了维吾尔族“战士”在叙利亚战斗、与中国军队斗争的照片, 并在最后的维吾尔族歌曲中写道“我们要成为真正的穆斯林, 并对异教徒发起‘圣战’”[6]。
扩展是指扩展自己的框架, 以便塑造容纳更多人群的框架。转变是指改变人们原来的某种理解, 创建和代之以新的理解和意义。20世纪90年代, “东突”势力在极端主义、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影响下, 以恐怖暴力为主要手段, 在中国新疆从事分裂破坏活动, 甚至公然宣称恐怖暴力是实现其目标的唯一途径[26]。此时, “东突”势力活动主要集中于新疆, 整个90年代在新疆制造了数十起暗杀、爆炸、袭击警察和政府机构、纵火等恐怖活动。随着国际反恐力量的不断增强与中国政府反恐决心的增长, “东突”势力在中国新疆的活动空间不断被压缩, 不得不通过扩展和转变框架的方式谋求生存和发展。一方面, “东突”势力内部开始走向分化, 以“世维会”为代表的所谓“非暴力”派开始抢占国际舆论高地, 利用国际人权组织等对中国政府施压。另一方面, “东突”势力的活动范围开始越来越区域化、国际化, 如积极招募中南亚国家的极端分子、参与叙利亚内战等。“东突”势力的分化是其框架转变的重要体现之一。与此前坚持暴力恐怖的途径有所不同, 以“世维会”为代表的所谓“非暴力”派开始采取“渐进疆独”的策略。此外, “东突”势力开始与国际恐怖主义对接。这种扩展不仅可以为“东突”活动获取更多外部支持提供便利, 而且对其影响范围的扩大、实力的增强等也有帮助。
三、应对“东突”势力活动的新思路
从短期来看, 应对“东突”势力活动需着眼于两个层面:明确“东突”势力的本质, 密切关注“东突”势力的动员情况。从长期来看, 应对“东突”势力活动需要更宏大的视角:一方面, 针对“东突”势力的框架建构, 要建立有针对性的反叙事框构, 尤其是应重视对新疆发展的宣传, 以打破“东突”势力歪曲新疆历史和现实的框构设计;另一方面, 在“一带一路”等重大倡议的基础上, 要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大国关系, 压缩“东突”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
第一, 准确认识“东突”势力的双重本质。“东突”势力的“分裂”活动早在19世纪末就断断续续地出现了, 但其极端化在近20余年体现得尤为明显[27]。伴随国际分裂势力、恐怖势力的发展, “东突”势力以暴力手段, 企图“分裂”新疆的本质逐渐显现。尽管在“9·11”事件后“东突”势力内部出现分化, 但这种分化只是“东突”内部的一种策略调整, 即采取所谓的“两条腿走路”策略, 规避国际社会的压力[27]106-107。分化出的“世维会”“东突信息中心”等尽管宣称走和平道路, 但实际在暗中支持“东伊运”等恐怖活动。此外, “东突”势力的分化为自身增加了粉饰, 加剧自身成为西方国家反华的重要工具。“东突”势力适时打出“人权”“自由”等旗帜, 契合西方国家反华的需求, 借此获得西方国家的资金援助、国际舆论支持等。比如, 美国的“索罗斯基金会”“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就一直在资金上支持“世维会”, 其中前者通过吉尔吉斯斯坦的网络与“东突”保持着密切联系[28]。美国政府资助了臭名昭著的“新疆工程”, 打着学术研究的名号, 为“东突”分裂活动和“疆独”进行辩护, 将其歪曲为民族问题和“内部殖民主义”问题[29]。
第二, 有效应对“东突”势力的共识动员和行动动员。要重点关注“东突”势力在国际层面的共识动员和国内层面的行动动员。尽管“东突”势力的共识动员、行动动员在国内外均有体现, 但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 应重点关注“东突”势力在国际层面的共识动员和国内层面的行动动员。“东突”势力的国际共识动员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国家反恐的“双重标准”密切相连。这种“双重标准”着重体现在西方国家对本国恐怖事件和他国恐怖事件态度上的不同。“东突”势力巧妙利用西方国家反恐话语的“双重标准”, 精心打造以“人权”“自由”等为旗帜的共识动员, 其目的就是迎合西方国家反华的需求, 以获得支持。对此, 我国应在国际层面重点突破西方国家的人权议题, 揭示其反恐“双重标准”带来的危害。此外, 要在国内层面重点防止“东突”势力的行动动员。当前, 我国已经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反恐经验, 进行了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的有益尝试与积极探索, 加强了对相关人员的引导和教育, 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免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伤害。正如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新疆职业教育培训中心等问题的回答:打击恐怖主义和去极端化是世界性难题, 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消除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中方的做法与英国、法国、美国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反对在反恐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 希望有关国家正确认识和理解其他国家依法采取的有效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的努力[30]。
第三, 着力开展针对“东突”势力的反叙事框构。反叙事框构是打破“东突”势力对新疆历史和现实歪曲的关键一环。近年来, 依托框架建构的内在逻辑, “东突”势力借助“伊斯兰国”发展的有利契机, 积极参与叙利亚内战, 四处招募维吾尔族“战士”, 借此壮大自己。据悉, 2013年“东伊运”部分成员加入了“伊斯兰国”, 与两个乌兹别克人团体一并成为“努斯拉阵线”的一个派系;2016年在叙利亚西北部的中国籍、中亚籍的“东伊运”成员超过2 000名[6]。然而, “东伊运”始终没有宣布效忠“伊斯兰国”, 因为实际上它仍是一支从属于“基地”组织的恐怖势力。借助“伊斯兰国”掀起的国际恐怖主义浪潮, “东伊运”在与“乌伊运”的竞争中占得了先机。“乌伊运”宣布效忠“伊斯兰国”, 逐渐失去了“基地”组织和阿富汗塔利班的支持。与此同时, “东伊运”逐渐在中亚地区占得了优势, 并依托此地, 大量散发反华的视频、资料, 以壮大自己的力量[6]。这也是近些年“东伊运”日渐活跃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此, 应着力开展针对“东突”势力的反叙事框构, 从意识形态、内容、逻辑上打破“东突”势力对新疆历史与现实的歪曲。“东突”势力企图切断新疆各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血脉关系, 妄图将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据此, 开展针对其框架建构的反叙事框构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多元一体, 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 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优势。”这是我们正确认识新疆历史问题的大逻辑、大前提、大道理[31]。在此基础之上, 揭露“东突”叙事框构的谎言与险恶用心, 对新疆的长治久安意义重大。“东突”势力使用“突厥”概念, 意在混淆“语族”和“民族”的概念, 从而否认“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民族融合形成的, 是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一员”等事实[32]。
第四, 大力压缩“东突”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压缩国际生存空间也是打击“东突”势力活动的重要方面。“东突”势力的活动空间一方面来自其内在的框架建构, 另一方面来自国际社会中反华国家的背后支持。对此, 应积极展开与相关国家的外交, 妥善经营大国关系, 使相关国家了解中国发展、认清“东突”势力的邪恶本质。这不仅可以有效压缩“东突”势力的国际活动空间, 而且能为我国国际形象的塑造提供助力。近年来,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新疆问题的公开指责, 伊斯兰世界并未参与其中,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一带一路”等使相关国家越来越了解了中国新疆的发展, 从而在新疆问题上的发声更为谨慎。更好地展示新疆的新面貌、新形象, 使各国透过新疆了解中国的发展, 对揭露“东突”势力的谎言十分重要。2016年, 英国将“东突”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承认“东突”是一个恐怖和分裂组织[33]。此外, 土耳其对中国新疆问题一贯敏感, 近年来也没有参与到指责中国政府政策的行列之中, 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一带一路”等的推进[34]。只要我国坚持发展与相关国家的友好关系, “东突”势力活动的国际空间必将不断被压缩。
四、结语
“东突”问题的形成既有国内因素, 也有国际因素, 是多重因素长期、复杂、综合作用的结果。“东突”问题从最初的局部问题演变为全疆问题, 从新疆问题演变成国际区域性问题, 折射出了该问题的紧迫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对此, 我国应有清醒的认识, 不仅要从理论层面加强对“东突”问题的剖析, 重视对其活动内在逻辑的把握, 而且要加快自身发展, 积极发展与相关国家的关系, 打破“东突”问题中的国际“人权困境”, 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注释略
作者简介：靳晓哲,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靳晓哲.“东突”势力活动的新特点、内在逻辑及其应对[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04):74-83.本公众号推送供学习研究。学术引用请参阅刊物纸质稿，请尊重作者和杂志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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