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前，我的论文《我国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及其应对》获得全国商务发展研究成果奖；当时，一位从国外回来的老同志读这篇论文，刚读两三页就连声称赞“这篇文章写得相当好”。13年过去，我国对外经贸无论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国投资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不少项目实现了数倍乃至数十倍增长，跨境人口流动也达到了此前难以想象的规模。相应地，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对我们的潜在杀伤力也放大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分析、判断其发展新趋势，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重要任务。甚至能否准确判断国际经济、政治宏观全局大势，相当程度上也要取决于能否正视和准确评估这些政治性风险。
尤其突出的是，作为现行全球经济体系基石的西方国家社会出现了可能颠覆整个社会的系统性风险，且日益膨胀；某些政治性风险披上了“政治正确”的外衣，从而难以如同此前常见的那些政治性风险一样容易凝聚共识加以应对。对我们更加危险的是，在应对某些政治性风险方面，我国国内相关研究的所谓“主流”存在不容忽视的系统性偏差，可能误导政府和公众，埋下深远后患，甚至给我们国内制造颠覆性风险。
（黑人在广州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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