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顾海良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探索，有过两次重要的概括：一次是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在主题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讲话中提出的；一次是在党的十九大之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这两次概括交相辉映、结为一体，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最新成果，开拓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的新境界。
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习近平首次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基本内容作了六个方面的概括：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坚持新发展理念，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四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五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六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这六个方面内容的概括，凸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建的最初成就。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不久，2017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新概括中，凸显了这一思想在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上的创新。这一概括在对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的深刻把握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以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提出了“七个坚持”的理论要义，形成了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和核心立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支柱、根本方法和战略思维三个方面的体系框架，提升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境界。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以坚定不移地推进新发展理念为主导，进一步形成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理论，拓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涵，集中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发展主线、战略支撑、根本途径、必由之路和制度保障等五个方面及其内在的总体性关系上。
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主线。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向上，着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上，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着力创新，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本途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盘大棋，要把这盘大棋走好。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基础工程。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同时协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要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要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以坚定不移地坚持新发展理念为主导，从发展主线、战略支撑、根本途径、必由之路和制度保障五个方面及其相互联系上，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的阐释，展开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新的内涵，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结构和体系作出了新的探索，开拓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新境界。
(文章在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19年第3期上转载，原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18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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