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展示了新中国70年的辉煌成就和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团结一心、复兴中华的精神风貌。被誉为东方之珠的香港，从6月开始由反修引渡条例引发的动乱持续5个多月不止，向暴乱发展。香港暴徒四处出击，污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冲击香港议会大楼、包围警察总部、瘫痪机场、破坏地铁、砸毁商铺、袭击路人。大中小学幼儿园被迫停课，爱国议员被暴徒刺杀，正义老人被暴徒焚烧、打死。香港的动乱暴乱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支持。9月和11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先后通过了所谓“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特朗普总统签署了该法案。鼓动暴力，搞乱香港。美国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国人大、政协、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赤裸裸的霸权行径。11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利亚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时，就当前香港局势表明中国政府严正立场：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我们将继续坚定支持行政长官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定支持香港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12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宣布：针对美国执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休整的申请，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香港特区政府、香港警察正在严正执法，止暴制乱，维护社会秩序。香港出现的动乱暴乱，是在香港回归祖国20多年后，在“一国两制”下发生的。使人们疑问：“一国两制”对不对，“香港之治”行不行？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伟大构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高超智慧和强大自信，是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史上的伟大创造。当今世界，发达的美国、英国、法国提出既实行资本主义又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吗？没有！富裕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没有！发展中的印度、埃及、古巴也没有！中国不仅提出，而且在法律上作了明确规定，并且进行了20多年实践。
“一国两制”是毛主席周总理老一代中共领导人创立的，继承了中华民族“实事求是”、“合而不同”的优秀文化，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长远发展考虑的。
1951年10月，西藏和平解放。1956年底，中央人民政府考虑到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宣布在6年内不进行民主改革。但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上层反动集团，在境外敌对势力支持下，坚持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立场，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从1958年开始进行叛乱活动。党中央毛主席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彻底平息叛乱，充分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的决定。在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彻底平息了武装叛乱，维护了国家统一，增进了民族团结，为西藏的民主改革开辟了道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香港成了英国租借地，国际自由港。1949年10月，解放军解放了广州，兵临深圳界河边，却停止了脚步。为什么不解放香港？这是毛主席周总理对香港的深谋远虑，做出原则性和灵活性高度结合的战略决策。暂不收回香港的主权，保持香港的原来的地位，充分利用香港为新中国的战略利益服务，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等。毛主席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周总理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布置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来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前就决定暂不解放香港，这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中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概括起来说，这就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1974年，81岁高龄的毛主席在长沙会见英国前保守党政府首相希思时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希思当即代表英国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毛主席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我们(他指了一下周恩来)就不在了。”毛主席又指了一下70岁的邓小平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轻人去办啦！”。实践证明，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封锁，在香港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香港成了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瞭望塔、气象台和桥头堡，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跳板，为香港长期保持社会安定、经济发达、民生幸福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也为1997年平稳收回香港奠定了良好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继承了毛主席周总理的思想，1997年收回了香港，制定了“一国两制”的具体政策法律并赋予实施。实行“一国两制”，是从香港的实际出发，既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积累经验，创造条件。香港成为一块试验田。
既然是实验田，就会有成功有失败。用什么标准评价香港这块试验田的成败？《香港基本法》指出：“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家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依据《香港基本法》，评价香港试验田成败的标准就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从香港回归20多年的实践看，“一国两制”的方针是正确的。香港的治理，总体上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持了繁荣和稳定。香港的经济在稳健发展。2018年至2019年《世界竞争力年报》全球第二位， 2019年9月第26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第3位，2019年10月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排名第3位。但是，香港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自从今年6月发生动乱后，香港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混乱，民众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经济遭到重创，出现负增长。据香港有关部门统计，经济损失可能超过5000亿港元。特别是境外敌对势力和香港反中、港独分子猖獗，危害国家主权。辨证地看：香港试验田20多年，结出的果实有好有坏。“香港之治”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败的教训。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动乱暴乱不是偶然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有多种因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从内因看，“香港之治”出现严重问题，是贯彻“一国”不力，执行“两制”中的资本主义过头。按照现行的治理思路、方式和作风，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完整准确有效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繁荣稳定。
主权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标志，包括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经济自主和与别国的主权平等。丧失主权，就会沦为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被英国占领。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主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经过不屈斗争取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对国家主权从不含糊。当年，毛主席周总理在与苏联、美国谈判中，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收回了苏联对大连、长春铁路的管理权。使美国与台湾彻底断交并撤军，粉碎了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在与英国谈判中，邓小平同志坚定地指出：“在主权问题上一分一毫也不能让。”坚持了1997年收回香港并且驻军，维护了中国主权，使英国人所谓“共管香港”、“以主权换治权”等幻想彻底破灭。
行使国家主权，绝不只在香港飘扬五星红旗，而是国家对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实行全面的管辖。“一国两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下的两制，而不是别国的两制。“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
有些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和专家认为，坚持“一国两制”，就意味着前港英当局留下的政治框架必须原封不动。《香港基本法》颁布了，解放军进驻了，五星红旗升起了，主权就回归了。治理实施中，“一国”只是一句口号，过去实行的英国殖民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没有变，反而加强。这种认识和行为对国家主权和香港繁荣稳定造成了严重危害。香港回归20多年，国家主权在外交领域体现比较充分。而在政治法律、经济金融、舆论宣传、文化教育等方面出现许多问题。特别是这次动乱暴乱更突出。《香港基本法》第23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但由于反对派的阻扰，至今没有落实。香港实行“港人治港”，但现在香港地位最高的终审法院22位法官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全部为外籍或者双重国籍。其中有英国籍的15位。终审法院司法常务官也为外籍。香港高等法院法官53位，香港区域法院法官40位，其中大多为外籍或双重国籍，而且基本上是终身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官如香港这般被外籍人士垄断。回归前，香港司法终审权在英国伦敦枢密院的司法委员会。回归后，香港设置了终审法院，而没有放在中国北京。掌握审判权的主要是外籍法官，他们听命于英美西方势力，等于香港法院还是受控于英美。中国虽然在香港基本法第158条确立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对基本法唯一解释权，但并不掌控香港司法的终审权，这导致香港的法院游离于中国司法制度之外。因而，香港法院成为反中乱港暴徒的保护伞。“警察抓、法院放”的怪象在香港乱局中不断上演。2014年的“占中”，乱港分子向警察袭击，警察自卫反击。可最终的判处结果是：16名袭警者的首恶，被法官认定为出发点是“良善的愿望”，仅仅判监5周且被保释，其余均为缓刑；而7名警察，却被判刑2年。在今年的动乱暴乱中，头目黄之锋、周庭被抓捕当天即被法院保释。8月14日，警方抓获侮辱国旗的五名嫌犯，法院将一人无条件释放，四人保释候查。相反，8月20日，因在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大门喷涂“中国必胜”而被捕的中国内地男子，法院判处监禁4星期。为止暴制乱，香港特区政府根据《香港基本法》和《紧急情况规例条例》推出“禁蒙面法”。而香港高等法院公然挑战全国人大，越权判决《禁止蒙面规例》无效。该判决作出后，街头暴徒闻讯欢声雀跃，重新戴上口罩走上街头破坏。这次动乱暴乱参与者多数为青年人，有许多是1997年香港回归后出生的。他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却还是英国殖民教育。实行“一国两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是基础。彻底去殖民化，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国家认同感是最起码的要求。近代国家的兴起本身就伴随着在领土范围之内对教育等主权的垄断，通过教育的统一性，形成领土范围之内国民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特质。香港特区政府曾提出增设国民教育及德育课程为中小学必修课，但却受到了巨大阻力。一些人指责增设国民教育就是一种“政治洗脑”，并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最终，导致在香港增设国民教育这一计划搁浅。教育研究人员指出，回归后香港教材还是英国体系，完全没有跟内地对接，中国历史并没有成为香港中小学生的必修课。再加上缺乏教材的监管，隐患便慢慢形成了。一位在香港工作多年的人士，送孩子上中学看了通识教育课本，吓了一跳。通识教育是香港高考要考的四门功课之一，它有一个课纲，但无统一课本，老师可从出版社所出教材里选择或自己编写。各校课本林林总总，但有三个倾向是一致的：一是和内地相关的几乎都是问题，如“疫苗质量成疑”、“港珠澳大桥争议”、“中国威胁论”、“人口老化、性别失衡、人口素质偏低”，连“一国两制”也被污名化；二是分析内地问题时用的基本都是西方媒体常用的观点和论据。如讲到“中国威胁论”，从政治、军事、经济、环境四个角度提供理据，全是西方批评中国的那些话语。三是鼓动反抗情绪，如“占中”事件被描写成“希望透过公民抗命，违法堵塞中环要道，唤起社会关注普选行政长官的权利”。孩子在《通识教育》中拿到的考卷，二十几道选择题，全是揭露内地问题、影射内地制度。由此可见，坚决维护全面行使中国在香港的主权，是贯彻“一国两制”的根本问题。如果主权旁落，香港只是从英国的一个“直接殖民地”变为“间接殖民地”。主权回归只是象征性的。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领导核心。美国是共和党、民主党轮流执政，英国是保守党、工党轮换上台，俄罗斯是统一俄罗斯党执政，印度是人民党掌权，等等。香港回归前，其总督由英国政府派遣，香港治理由英国执政党控制。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雄踞世界之林的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香港地区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港九独立大队开展了抗日后援工作，保护了大批抗日民主爱国人士，发展了抗日武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国抗日斗争的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利用香港渠道，解救、转送许多民主人士回到解放区，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回归前，虽然不是共产党管治，但共产党的力量很强，影响很大。在西方敌对势力封锁新中国的情况下，香港是为我所用的窗口。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老百姓看到香港要回归的大势，向往祖国，向共产党靠拢，为香港平稳回归创造了有利条件。
香港回国后，有些人，甚至有些党和政府的官员认为，落实“一国两制”，保证香港高度自治，要淡化党的领导，党组织不要过多活动，不要干涉香港事情，以免外国和香港舆论批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共产党组织在香港上层活动多，在基层活动少；与大资本家和高层精英接触多，与老百姓联系少；自动削弱甚至放弃了党的领导。现在中共在香港的地位严重下降，被视为“没有注册的非法组织”，连过去“地下党”还不如。从政府机关到学校、各类社会组织，到居民社区，都不允许中共公开组织和开展活动。只要谁和中共有关系，连参选行政官员的资格都没有，连报考公务员都不行。但是那些有外国国籍的，参加美国英国或西方组织的，或者属于什么反共的政治党派都可以。在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共产党还有合法地位，可以参加竞选，怎么到了中国香港，中共连合法资格都没有了。在这次动乱暴乱中，西方敌对势力和港独分子活动猖獗，而看不到共产党组织的作用。人们不禁要问：香港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吗？这样下去严重危害国家主权、安全，严重危害香港繁荣稳定。
现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香港的建设和治理共产党必须参与，香港出了问题中央政府必须干涉。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香港不可能持续繁荣稳定。当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邓小平同志曾一再提醒大家，“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他强调：“应该想到，总会有些人不打算彻底执行。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事实证明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预见性。
面对香港的新形势，要理直气壮地开展共产党组织活动。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共产党对香港的领导。要贯彻党的十九大路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坚定不移全面落实“一国两制”，研究制定实施在“一国两制”下加强党的领导的法律制度、工作机制、工作方法，改进工作作风。
特别要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上下功夫。摈弃走精英路线，只靠大资本家治理香港的思想和做法。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宗旨的具体体现，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中国共产党90多年，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其重要因素就是，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了走群众路线。当年，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回归前，香港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下，西方反共势力强大，我们党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工作有声有色，取得了很大成就。香港回归后，党的领导却削弱了，许多工作放弃了。相反，西方敌对势力和港独分子把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接过来了，在学校、企业和社区，利用宗教、社团等组织活动，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渗透、控制，忽悠青少年和普通民众，反中乱港，造成百万人上街游行，数月持续动乱不止。今年11月香港区议会选举，建制派的席位大幅缩小，泛民获得多数席位，反映了反政府势力的作用。事实证明，走精英路线，只依靠资本家治理香港，不是好办法。我们要深刻吸取教训，继承发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作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将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向基层，主动深入基层，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帮助人民群众排忧解难，让基层民众得实惠，树立共产党威信，壮大共产党力量，凝聚民心，团结人民群众，为香港繁荣稳定持续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贡献。
香港回归20多年来，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下，香港的反对派利用媒体有计划有步骤地反中乱港。
——妖魔共产党，抹黑大陆。在广播电视、网络、报刊书籍，从制度到文化，从经济生活到社会事件，逢英美必跪舔，逢大陆必抹黑。利用大陆严惩腐败官员事例，污蔑中共是腐败党。讲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漫画显示，在“中国制造了……”下面，画的是自行车、服装、音响、电脑等等，在“中国不制造……”的下面，画的则是天平、自由女神像、投票箱。批判国家新疆政策，攻击一代一路，丑化大陆民众形象。一位大陆游客在路边给婴儿更换尿不湿，把换下来的尿不湿装进垃圾袋，然后放入了远处的垃圾箱内。一些港媒，拿着人家正在更换女婴尿不湿的照片，大肆渲染大陆民众不文明素质低。用这种极端下贱和卑鄙的手段诋毁大陆同胞，制造港陆割裂。
——渲染所谓“民主自由”，动摇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向香港民众特别是青少年，大肆宣扬西方所谓“民主自由”，把英美制度描绘成人间天堂，污蔑中国政府专制腐败。在这次动乱暴乱中，他们造谣生事，把矛头对准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和解放军。反对派议员在立法会极力阻扰“修例”的审议同时，通过其控制和影响的媒体，大肆进行欺骗性宣传，用危言伎俩误导恐吓香港民众。什么“内地会罗织罪名将批评者引渡到内地囚禁”，什么“修例后朝鲜及其他法治水平极低的国家都可向香港要求移交逃犯”，什么“修例一旦通过，美国会取消给予香港特殊的单独关税区待遇”等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苹果日报》大肆炒作的“修例后，内地想抓谁就抓谁”。驻港部队战士自愿上街清扫卫生，被称为“违法”，叫嚣要港府出面解释和澄清。
——造谣惑众，煽动仇警，鼓动暴动。在占中事件和这次动乱暴乱中，香港的不良媒体和国外敌对势力媒体，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煽风点火、蛊惑人心，发挥了极坏的作用。有研究人员对《苹果日报》在 “占中”事件中的报道进行了分析。一是把“占中”描述成抗击暴政而争取民主的合理合法的民主诉求；二是把“占中”描述成理性、温和、高素质的民主运动，“占中”参与者没有激烈行动，表现克制，而现场的骚乱是由警察暴力清场造成；三是把中央政府描述成集权政府，把香港特区政府描述成“漠视民意”的伪善政府，警察则是过度使用武力的暴力警察；四是宣传“占中”行动一开始就得到了来自香港各社会团体和香港、大陆、台湾以及海外民众的广泛支持，得到国际的广泛关注，成为全球民主事件；五是宣传外部势力没有插手“占中”事件，并特别强调美国没有在背后支持香港的任何人或团体。对今年的暴乱，有的媒体大肆“选择性”报道和评论。有的断章取义，整版都是香港警察“对示威者开枪”的画面和文字，却对暴徒冲击围攻警察、企图夺枪，威胁在场市民的生命安全避而不谈。有的媒体移花接木，只将摄像机对准警察执法，却模糊处理暴徒打砸抢烧，把暴徒当街用易燃液体焚烧意见不同的无辜市民的残忍暴行，刻意剪辑拼凑成“武装警察强势应对和平示威者”的虚假画面。有的媒体倒因为果，不去谴责暴徒不断升级行动的违法犯罪行为，反而援引莫须有的民调称，中央和特区政府应为局势负责。美国彭博社报道承认：香港已被谣言和假新闻淹没，抗议者在用谣言妖魔化警察与港府。据香港人士反映，许多民众受到反对派舆论宣传的欺骗和影响，参加了反对派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
宣传舆论是社会发展中的极其重要因素，关系国家的发展稳定。新闻舆论自由是相对的，是由政治立场决定的。毛主席曾经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去占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宣传舆论工作。在战争年代，毛主席就说，取得革命胜利要靠“两杆子”即“枪杆子”和“笔杆子”。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武装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他不仅抓党的宣传队伍建设，而且亲自为新华电台写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被誉为新华社首席记者。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小到大，新中国能够从弱到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党牢牢把握宣传舆论领导权，用正确的舆论导向，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共同奋斗。
香港回归20多年，我们宣传舆论工作不够有力，没有掌握主导权。世上根本没有绝对的“自由媒体”，办媒体是需要钱的，出资方决定了媒体的导向、态度和立场。媒体不为政府管理，就会被私人资本所掌控。一位在香港工作数十年的老同志说，现在，香港的政治生态环境，意识形态阵地，反对派势力依然占上风。香港在殖民时期，无论怎么强调新闻自由，港督都是不能批评的，女皇更是不能碰，英国的制度绝对不允许说三道四。香港回归后，香港正义的声音却不强，爱国主义却没有了市场。相反，反华反共的声音弥漫香港。凡是欧美编辑的反华书刊、视频，在香港大行其道，处心积虑地抹黑大陆政权，煽动对抗，轮子、民运、黑社会以民主自由之名活动，无人敢管。公开反对一国两制，反对一中原则，反对爱国主义的汉奸卖国行为却没有任何法律约束。一些媒体沦为私人资本的打手，造谣污蔑警察，袒护美化暴徒。老百姓长期受这样乌烟瘴气舆论环境影响，加深了与祖国的隔阂。实践证明，落实“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宣传舆论极其重要。我们要积极占领香港的宣传舆论阵地，尽快改变在港宣传舆论的被动局面。加强中央对香港宣传舆论的领导，从法律制度上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对反对一国两制，反对爱国主义的汉奸卖国行为坚决依法惩处。加强在港中资传媒机构的力量，壮大爱国宣传队伍。研究在“一国两制”新形势下宣传舆论的特点规律，加强对媒体特别是互联网自媒体的管理和引导，发挥新媒体的作用，增强宣传的及时性、多样性、灵活性和有效性，扬正袪邪，教育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建繁荣稳定香港。
四、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不能松懈
香港这次暴乱起于今年6月9日，反对派组织“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以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为由，组织了民众集会和游行示威。修订《逃犯条例》源于2018年2月，一名香港男子在台湾杀害了香港女友及其腹中胎儿，抛尸后潜逃回港。香港警方抓获该男子后，因港台之间没有移交逃犯协议，该男子无法移交至案发地台湾受审。受害人父母恳请香港特区政府尽快修订《逃犯条例》，将凶手绳之于法。旧《逃犯条例》，香港与英国、美国、新加坡等20个司法管辖区签有移交逃犯的协议，但其中不包括中国内地、台湾以及澳门。为堵塞法律漏洞，特区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的建议，并在广泛听取民意的基础上向立法会提交了《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立法会原定于6月12日举行会议进行审议，但因示威人群在立法会附近占据道路、聚众滋事，暴力冲击警察防线，会议被迫取消。为缓和局势，特区政府决定中止修例。然而，反对派对此并不满意，因为他们搞垮特区政府、夺取香港政权的目的没有实现。于是，“反修例运动”进入了暴乱阶段。
这不是一般的司法事件，而是英美敌对势力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地操纵港独分子，裹挟普通民众参与，乱港反中的颜色革命。
英国统治香港一百多年取得了丰厚利益，极不愿交还中国。1982年中英谈判，英方先提出只归还租界的新界，九龙和香港岛英国继续管辖，又提出“主权换治权”，香港整体归还，但治理归英国，不许中国驻军。都被中方拒绝。于是香港回归前，英国在在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方面埋了许多地雷。如英国统治香港百年间，从来没有给过香港人所谓的民主、自由。但到香港快要被收回了，他们却突然“好心地”给了民主、自由。过去港督手握立法、行政、军队三大权，说一不二。可是，在彭定康任期最后几年内，他突然把权力分解，行政权给政务司，立法局，变成独立于政府的“立法会”。香港回归后设立特首时，想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难上加难。根据公开的解密文件，彭定康在离开香港前，拟了一份5万人的“白名单”，全是忠于英国的香港社会精英。他们都收到了一个密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的英国使领馆，都能凭密码带着全家人加入英国国籍。这5万人不少是高官富商，其中一些移民去了英国，但相当多人留在香港。有些人成为反中乱港的骨干。过去，依据英国《社团条例》，只要香港总督怀疑某组织勾结境外势力，不需要证据，就可以宣布该社团非法。到1992年，港英政府突然就变“开明”了，宣布解除社团限制，什么人都可以注册，也不再取缔任何组织。香港回归后，“香港外国记者会”就拿着英国人当年临时改的条例为依据，屡次邀请藏独、台独分子来演讲，特区政府毫无办法。在经济上，实行超级地租制度，使香港房价抬高到世界之最，造成了香港鸽子房在世界人居史上的惨剧；实行港币挂钩美元的汇率制度，让港币成为美元的代发币，香港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香港回归20多年来，这些地雷相继爆炸。英国议会部分议员及政客与香港反对派建立了“政治连线”关系，每当香港政坛出现“风波”，都能看到英国政客与香港反对派接触频繁，坐镇“前线”指挥搅乱香港。在“占中”和这次暴乱中，他们走上前台，公开为暴徒撑腰打气。今年9月26日，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就香港问题接受议会紧急质询，表示英政府对香港局势深表关切。
美国是香港颜色革命的领头羊。香港在英国统治时期，美国不太关心香港。上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开始，美国就进行布局了。据研究人员分析，香港颜色革命套路和美国在阿拉伯、乌克兰等国家搞的大体一致。第一步，潜伏人员，加强情报工作。美国CIA在香港，竟然有1000多名工作人员。第二步，发动基本人群，对他们洗脑，攻击甚至‘妖魔化’中国。第三步，准备和预演，5年前的‘占中’事件就是一次预演。第四步，和平请愿和抗议活动。第五步，制造骚乱。第六步，制造罢工、升级恐怖行动，造成城市瘫痪，最后夺取政权。香港反对派和暴力分子公开叫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要求行政长官下台。
美国国会和政府公开干涉香港事务。1984年至2014年间，美国国会共提出60余项涉港法案。1984年5月3日，美国众议院提出第299号共同决议案阻挠香港回归，称“应当尊重香港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如果未征得香港公民同意，任何新政府不得强加于香港之上”。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以国内法的形式确立了美国干涉香港事务的法律依据。国会还通过举行涉港听证会，为启动立法提供舆论宣传，为香港的“民主人士”提供讲坛。2014年12月2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香港问题召开听证会，支持“占中”。2017年5月，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举行听证会，香港反中头目李柱铭、黄之锋到会“作证”。今年港府修订《逃犯条例》工作启动以来，美国国务院、国会、驻港领事馆、香港美国商会及其官员不断发布各种颠倒黑白的报告和言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公开称，发生在香港的示威游行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众议院院长洛佩西等跟黎智英、陈方安生、李柱铭等香港反对派头目频繁会面。
香港反对派长期得到美国的资助。据媒体披露，美国资助香港反对派有两个渠道：一是美国国会拨款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据统计，从1991年至2018年，NED资助在港项目的金额高达1064万美元。二是通过《壹传媒》老板黎智英资助。黎智英获得美国关照在缅甸炒地牟利后，在过去三年向9个反对派政治组织及14名人士提供了4080万元黑金。
美国人指导培训香港暴徒。利用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堂培训反中乱港分子，为暴徒提供物质装备和休息点。示威者准备充分，统一服装，带手套、口罩和黄色头盔，准备了很多攻击性凶器，并在暴动地点附近安置了一系列的补给站，也有清晰的撤退路线，还准备零钱买单程票，避免留下痕迹，有“抗争手册”提供法律支援路径。行动中，一些暴徒能够熟练地把警方的铁马翻转过来，并迅速把三个铁马捆在一起，形成一个三角形的铁架，不仅以此布阵堵塞交通，更以之为武器，攻击警方防线。媒体拍摄到美国驻港人员密会见“港独”头目黄之锋、罗冠聪等人的照片。一些人直接打出了美国国旗。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顾问的白邦瑞，对记者公开承认：的确有不少美国领事馆人员策划在香港推动运动（其实是暴动）。针对中国推动颜色革命，搞乱中国，是美国政府坚定不移的国策。
台湾的台独分子是香港颜色革命的帮凶。香港出现政治风暴以来，“港独”与“台独”遥相呼应。公民党反对派议员杨岳桥、谭文豪窜到台北，与台湾陆委会及“法务部”代表会面，攻击条例修订。台湾领导人蔡英文和陆委会声称可以为港人提供“人道援助”。鼓吹“台独”的“台联党”到香港驻台经贸办事处外，声援香港暴徒。“时代力量”成员公开在社交网站上为香港暴徒筹集物资，宣称“港人冲前线，台湾做后勤”。
香港暴乱充分证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上世纪50年代，美国在抗美援朝战争失败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对中国的颜色革命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国改革开放后，全面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主要老师。有些中国人，特别是一些有相当地位的人，对美国是顶礼膜拜。认为，美国是老师，老师爱学生，老师只能帮学生而不会打学生。放松了美国对我颜色革命的警惕，吃了不少苦头。1989年的“政治风波”、2014年的香港占中事件和今年的香港暴乱，就是颜色革命的爆发点。
美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变的。他们认为强大的中国损害美国利益。必须遏制中国。美国以为，中国改革开放会按他们设计方案走。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全方位与中国合作，企图以此影响中国改变颜色，成为第二个苏联。可是，从邓小平到习近平，领导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不仅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第二，而且政治军事文化都越来越强，与美国的意愿差距越来越大。这样下去势必影响美国世界霸主地位。因此，必须制裁中国，限制中国发展。从去年开始发起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制裁华为、中兴等中国高科技企业。今年又利用香港问题发动颜色革命。同时在台湾和南海问题上一再挑战中国主权底线。这一套组合拳的目的就是，搞乱中国，遏制中国。今年11月美国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就向世界表明：美国公开为香港暴徒撑腰。美国已经将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上升到破坏中国发展的战略。
我们必须牢固树立忧患意识，警钟长鸣，不能放松与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
在改革开放中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在斗争中求团结求发展。世界是在矛盾中发展的，有矛盾就有斗争。坚持斗争团结则存，放弃斗争团结则亡。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经过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才能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合作共赢。要积极应对西方敌对势力的颜色革命，依法严惩颠覆我国、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组织，对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坚决反制，维护我国的主权，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有些人，包括有的政府官员认为，坚持“一国两制”不动摇，就意味着前港英当局留下的政治框架法律制度必须原封不动。回归后，香港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社会等各项制度没有大的调整变化，连殖民主义色彩浓厚的地名、路名也都得到保留。实践证明，这种认识和做法是错误的，不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香港的繁荣稳定。
法律制度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才能促进社会进步。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都随着形势的发展做相应调整。我国宪法是1954年制定的，几十年来修改多次。刑法、民法、经济法等各类法律制度也随着国家的发展及时进行修改。
《香港基本法》是根据“一国两制”方针，适应当时中国国情和香港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当年，在起草香港特区《基本法》过程中，一些亲英人士、西方的代理人鼓吹搞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立法主导，想操纵香港政局。邓小平指出：“香港不能照抄西方议会民主的那一套，而是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治制度。”“现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今后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经过20多年实践，香港现行的法律制度，总体上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繁荣和稳定。但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五年前的“占中”事件和今年的动乱暴乱是问题的大暴露。如，按照“一国两制”，首先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香港的政府官员、司法人员都必须热爱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法律制度对此没有明确具体规定。香港实行“港人治港”，但法律制度却允许外籍人当法官，而且基本是终身制，并掌握终审权。现在香港法院大部分由外籍人担任。在“司法独立”的幌子下，一些毫无廉耻的洋人法官，在中国的土地上胡作非为，多次上演“捉放曹”的闹剧，实际给暴徒们壮胆。现行的经济制度使特区政府在经济上不介入初次分配，不采取宏观调控主动干预，大资本家垄断，打造了“交租经济”，致使严重的贫富分化。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群众，并没有分享到香港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这是香港社会弥漫不满情绪的根源。现行的宣传文化教育法律制度，基本上是英国殖民主义的一套。香港特区对于新闻媒体发布淫秽信息有法律制裁，但是对于公开反对一国两制，反对一中原则，反对爱国主义的汉奸卖国行为却没有任何法律约束。香港实行“港人治港”，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不错，对香港稳定民众有积极作用。但经过20多年实践，逐渐暴露不少问题。表面上信任港人，实际限制了香港管理人才的交流优化和中央对香港的有效管控。当年新疆西藏和平解放，也没有搞疆人治疆、藏人治藏。中央派出优秀干部到新疆西藏工作，同时大力培养提拔本地区本民族的干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各地区、各部门、各民族干部广泛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优化了人才队伍，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如果长期坚持“港人治港”，使得香港社会治理人才匮乏，变成了“矬子里面拔将军”， 势必影响香港治理水平提高，不利于香港持续发展和繁荣稳定。还有，将来台湾回归，“一国两制”，是否实行“台人治台”？
为了完整准确有效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必须根据香港回归20多年实践的经验教训，全面审视和完善现行的法律制度。以宪法为依据，以“一国两制”为纲，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标准，进行修改、增加、废止。从这次动乱暴乱暴露的问题看，有这几方面要加强完善。一是维护国家主权。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必须全面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性质，体现“一国”政策；必须全面彻底清除殖民主义内容，真正落实“两制”政策。二是明确中国共产党能够在香港有公开存在并发展组织、开展活动的合法权利，加强共产党对香港治理的领导。三是明确只有爱国的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国籍的公民才能参选和担任香港官员和司法人员。四是改革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促进经济可持续稳步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低层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五是加强宣传舆论、文化教育的管理，让爱国主义的正能量成为香港社会主旋律。
六、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香港回归20多年的实践，特别是这次动乱暴乱，给全国人民上了一堂生动现实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对中国人民来说，还是社会主义好，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才能发展中国，才能让老百姓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上的香港只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小渔村。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被英国侵占，百年间没有多大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香港成为大陆与西方世界交易的特殊通道。作为国际自由港的香港步入发展的快车道。香港回归后，祖国给予香港全力支持帮助。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出：中央政府全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繁荣发展，始终高度重视香港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在谋划和推进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时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开展交流合作，为香港保持繁荣稳定提供坚强后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保证香港金融稳定发展。中央政府和各省市地方政府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和措施，支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发展和旅游、零售业及内地港资企业发展。受自然环境限制，香港所需的淡水、蔬菜、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资主要由内地供应。自20世纪60年代初内地开通供应香港鲜活冷冻商品的“三趟快车”并建设东深供水工程以来，中央政府和有关地方全力保障对香港食品、农副产品、水、电、天然气等的供应。自1994年起，大亚湾核电站向香港供电，每年供电量占全港电力总消耗的四分之一。现在，香港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香港的崛起和繁荣，有香港自身的努力奋斗，更得益于所处特定历史时期，中西方角力的地理位置，也离不开祖国的全力支持和帮助。但是，由于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殖民主义的根基深厚，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在的矛盾不断发展，问题越来越多。政治上搞所谓民主自由、三权分立，不仅不利于形成社会共识，反而容易造成社会撕裂。许多议案议而不决、好谋无断。“泛民议员”谋求私利，不支持对社会发展有利的政策。董建华的“八万五”住房计划、梁振英的填海增加土地供给、林郑月娥提出修改逃犯条例，他们都反对。在“司法独立”的格局下，洋人掌握司法权，支持反中乱港分子，无法监督。打砸烧杀，危害社会的动乱持续数月无法制止。文化上乱象横生，殖民主义、利己主义弥漫社会，反共反中大行其道，崇洋媚外盛行，爱国主义受打压。经济上被大资本家集团垄断，“交租经济”造成企业的生产要素价格畸高，极大损害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扼杀了新兴产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香港多发展所带来的财富，绝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前几十名地产富豪的手中，大多数的群众没分享到应收的红利。据港特区政府公布，其2016年基尼系数就达0.539，创45年以来新高。2017年香港的贫困人口达101.8万，占整体人口的19.6%。而据《福布斯》杂志的数据显示，全香港最有钱的50个人2016年所掌握的财富达到了1.38万亿港币，是2016年香港特区政府可动用财政储备的1.37倍。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香港回归后其经济主要依靠房地产业畸形发展，导致其它实体经济凋零，整体经济出现衰退，失去往日的繁华。广大底层市民，尤其是年轻一代，生活压力巨大，住房负担使其感到特别痛苦，对香港社会现状十分不满。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对港的优惠政策和举措，仅使少数资本家获益，而广大老百姓却没得到多的实惠。加上殖民主义的惯性宣传和西方敌对势力的捣乱，许多底层民众对中央政府和大陆的形象看法不佳，对中央政策有抵触情绪，造成众多市民特别是青年卷入动乱暴乱。实践证明，香港现行社会的制度和发展模式不彻底改革是没有前途的。纵观整个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在相当长的年代，中国站在世界的前列。只是到了近代才逐渐落伍。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封建专制清王朝的大门，逼迫中国签下了上千件不平等条约。中国被割去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掠夺数亿万两白银。中国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成为“东亚病夫”，人民坠于“华人与狗”的深重灾难之中。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复兴中华，前赴后继不懈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走上了既不搬苏联模式，又不同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中国70年来，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打破美苏的封锁，打败外国侵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建立了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制造了两弹一星、神舟飞船、嫦娥探月、北斗卫星、高铁机车等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温饱走向小康。昔日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欺辱的“东亚病夫”，如今成为雄踞世界的东方巨人。昔日“华人如狗”的中华民族，如今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
中国有句俗语：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有比较，才有鉴别。实践证明，香港的资本主义不是老百姓的天堂，不是中国的出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才是中国人民的康庄之路，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深圳毗邻香港，上世纪70年代末还十分贫穷落后。改革开放给深圳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如今，深圳经济发展已经超过香港。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发布消息称，2018年香港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453.17亿港元，折合人民币24000.98亿元，按照深圳公布的数据，2018年深圳市GDP为24221.98亿元。这意味着，2018年，深圳GDP首次超过香港，高出221亿元左右。深圳超越香港并不令人意外，2008-2018年，香港经济增长年平均为3%，深圳经济增长年平均高达11%。香港在滑坡，深圳在爬坡。
当然，中国现行的制度并不是十全十美，中国的治理也存在不少问题。还有许多老百姓不满意的地方。党和政府已经看到，正在解决这些问题。只要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坚持走群众路线，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中国的路会越走越好。人类社会在螺旋式发展，波浪式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苦探索走出来的。“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也要经过艰辛探索才会成功。“一国两制”中的主体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不是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或模式。“一国两制”中的另一种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所谓的民主政治制度。香港回归22年实践，特别是这次动乱暴乱的经验教训，是付出的学费，是难得的一笔治国理政的财富。我们要耕耘好香港这块试验田，种好苗，施好肥，锄好草，灭好虫，结出丰硕果实。完整准确有效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为解决台湾问题，统一祖国打下良好基础。（作者系解放军某学院原副政委；来源： 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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