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绝对不是权宜之计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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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绝对不是权宜之计
2019-11-30
11月2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在英国留学时，在书店遇到这本书《大国之间的主要条约1814-1914》，这是一部中国屈辱史。我在香港读中学时，已经接触了其中一些条约，但从未阅读全文。因此，我决定买下这本书，花了我在一家中国人开的炸鱼薯条店做大约6小时兼职的工资。
这家店的老板李先生来自广东中山。中国人喜欢问对方的不是他们的出生地，而是问他们的祖籍，广东话是“乡下喺边度？”，普通话是“老家在哪里？”。对我来说，老家是山东省威海卫，一个接近山东半岛尖端，清朝海军基地旁的小镇。我父母十几岁时从威海卫来到香港，父亲当警察，我们住在警队已婚宿舍，距我们单位5个门住的是另一家山东警察，在政治部工作。前面说的那本书中有两个条约提到威海卫，第一条是1895年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根据该条约，日本被允许临时占领威海卫，“以确保（清廷）忠实履行该条约的规定……。”其中包括2亿两的战争赔款。第二条是1898年7月1日（即在香港新界开始“租借”给英国的那一天）签署的“订租威海卫专条”。英国人当时实在动作不少。
这些条约签订之后不久，清朝于1911年结束，我父亲就在那年出生。之后的国民政府只持续了38年。我非常敬佩的母亲出生于民初，但她出生后家乡仍然流行“扎脚”。国民政府派员试图劝止这种残酷的做法，却被当地人赶走，大多数人都主张保留这古老的习俗。因此，母亲在清朝结束后15年开始被“扎脚”。当时大多数人的意愿都是错的，而且错得厉害。威海成为英国殖民地后，英国招募威海人入伍（资料图片）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那年我姐姐出生。至于我，我出生于1954年，是甲午年，上一个甲午是1894年，因与日本的战争而广为人知，因为战败，中国签署了《马关条约》，失去台湾。我的家人很典型，每个成员都和中国历史事件带上个关系。我们这一代毋需别人告诉我们如何做个中国人。
历史是一条线，而不是零散的点。我为大家说了一条相当长的线，但仍只是中国现代史的一小部分，为的是两个目的，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背景，其次要提醒我们，中国及中国人民是如何看待过去及未来。我们希望能够专注于国家的进步，我们不需要报复。但是我经常想：如果这本书中的条约从未强行闯入中国历史，情况又会怎么样？梁振英在英国留学期间，当任中华同学会副会长，组织旅行（资料图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并不容易。深圳是我第一个踏足大陆的地方。那是改革开始的前一年——1977年，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28年。当时深圳没有汽车，人口大约为2万，今天的深圳是大陆人均GDP最高的城市。那次我从香港带了一袋面包作为午餐，因为我没有粮票。1978年后的多年，我经常去深圳讲课。
1979年，我从北京坐长途火车到山西。窗外的景象令人不快：灰暗，贫瘠和令人沮丧。可能只是我的想象，但我以为我看到了战争和政治动荡后的疤痕。
1978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29年，国家启动了改革开放。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历史是由29年的计划经济和41年的市场经济所组成。现在，许多中年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计划经济和粮票。今天，中国已进行了数之不尽的改革，我个人最感兴奋的是1988年的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改革。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市场，吸引了许多外国投资和全球所有主要的顾问公司。卖地收入已成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房地产已成为个人、家庭和企业的主要资产。我们经常忽略了一个事实，所有这些变化都在过去短短的31年内发生。
当我在1980年代开始担任上海市政府的义务顾问并在1988年帮助起草了第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出让文件时，没有人预期这项新的改革能站稳脚根并迅速扩至全国。同年开始的住房改革同样有重要影响和深远意义，现在大陆的房屋自住比率比香港还要高，人均住房面积是香港的两倍。
人们无法想象这些变化如何和社会主义的土地权属切合！答案是我们以典型的中国人务实的方式做到了。土地销售收入可观，地方政府得以重建城市和乡村。我的父母十几岁时因粮食不足而离开了威海卫，如今已是一个非常宜居的海滨城市。我骄傲地邀请大家访问我的老家。也许《Country Life》杂志可以开个威海版？
过去70年来的成就非常丰富多样。我不想用GDP增长数据，反而我将指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变化。今天的中国更加开放，双向地开放。2018年，中国大陆有7125万人到外国旅游，是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同年，有66万名中国大陆学生在海外学习。这些数字的含义当然不仅仅是为旅游和教育部门带来收入。同时自1963年以来，中国外派医疗队为71个国家的2.8亿患者提供了治疗。
在政治方面，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成就，最近的一次是十月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决定。在之前的一个月，中国举行了《政协》成立70周年的第一次中央会议。习主席在会上强调“人民政协作为实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政治和组织机构的作用.....”。西方媒体较少报导中国许多重大政治发展的重要内涵，部分原因是缺少英文文本。
过去几年，在加强和改进人民政治协商工作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中国实行的多党制，是非对抗性的和非全民投票式的制度。政协是协商和凝聚共识的专门机构。政协的全国委员会成员中有60％不是共产党员。政协定期举行小组会议，深入讨论诸如环境，共享经济，医疗保健和消除贫困等议题。政协成员，外部专家，持份者以及高级官员参加会议。
会议没有抢夺眼球的动作，没有“拉布”或激烈的争论，没有戏剧化的看点，但它能找到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并且向前推进的办法。
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愿景中有很多议题，在共产党内部、人民政协和群众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涵盖了深化改革开放，扶贫灭贫，科技发展到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各自角色等。西方的中国观察家需要追赶上中国的发展。我本人也有一些愿望，其中一个是有更多其他国家的青年人能够过来体验中国，自己形成对中国的看法。
中国做到这些成就是一回事，被国际社会承认为成就，又是另一回事。在过去的70年中，中国一直受到来自西方的，不涉及双边关系的许多不请自来而且大多是毫无根据的批评。其中一部分已经变成惯常的“抨击中国”。这些评论员认为，他们较中国人优秀，对中国和中国的过去知得更多。恕我直言，我这个算是对西方有丁点了解的人，这些年来，也一直弄不明白为何西方人总是养成对其他国家随便开口的习惯，好像他们已经妥善处理好自己国家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西方国家将香港视为中国的代表，也是一个攻击中国的软目标。西方人将香港纳入新疆、西藏一列。西方人一直在告诉中国“一国两制”下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应是什么。不知何故，这些评论员从来没有以同样标准来评论亚洲其他地方的同样问题，这是否因为其他地方并不属于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中间点，即1984年，中国和英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这是历史性的、朝着完全统一中国的目标迈出的第一步。
采取“一国两制”的原则统一中国，绝对不是权宜之计。确实，在四中全会的决定中，“一国两制”被视为中国的制度性优势之一。因此，我并不认为，也看不到有需要在2047年后放弃“一国两制”，前提是“民主派”人士及其西方支持者不破坏这一原则。我们应该注意到香港已经被允许把土地年期超越2047年，今年卖的土地的年期将在2069年届满。
我在1984年至1997年间与中央和其他官员的无数次会晤中，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香港的回归不仅仅是收复一千平方公里的领土，而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屈辱的终结。《基本法》的序言在第一段中就是这样写的：“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占领。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从而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愿望。”
1988年4月28日，基本法第一稿傍晚在北京获通过，梁振英工作到深夜（资料图片）当时上海等城市负担了国家开支的大部分，但当《基本法》草案在这些城市作咨询时，尽管内里有豁免香港向中央政府缴税的条文，但这些城市仍然毫无保留地赞同该草案。香港在很多方面对中国都是有用的，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愿望”是压倒性的。过去在香港外国记者会作演讲的嘉宾，应该反思这一点。
香港有非常特殊的政治架构和同样特殊的选举程序。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常想仿效其他国家的模式，而没有考虑到香港不是一个国家。如果我们想寻找可比较的，我们应该和其他城市比较，例如伦敦、纽约、巴黎或东京。
这些城市有普选，其中央或联邦政府不负责任命选举产生的市长，但是与香港行政长官相比，这些选举产生的市长的权力非常有限。我敢肯定，如果香港行政长官的权力只有与上述市长一般而有限的权力，北京将立即给香港开绿灯，在没有其参与的情况下进行普选。
实际上，无论以哪种方式产生行政长官，根据《基本法》，北京在产生行政长官过程中，都具有一定角色。原因很简单，香港行政长官必须通过中央政府的任命，才拥有中央政府的额外授权，才可以拥有高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市长的高度自治权。大家对香港拥有高度自治权，耳熟能详。在《基本法》的160条条文中，香港拥有很多高度的而不是全部的自治权，中央，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在其中保留了未赋予香港的权力。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保留“批准”任何修改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权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本身也是一个要点。
陈方安生在2014年7月2日在外国记者协会这里致辞时说，“北京搬（普选）龙门”是明显错误的。根据纪录，她当时说：“如果你看《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一表示如果需要在2017年或当年写的2007年（即2007年之后）修改行政长官的选举办法，则必须获得三分之二的立法会议员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向全国人大备案。请注意是‘备案’，没有提及我们必须征求中央政府的批准。”
“2007年以后各任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如需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成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我对陈方安生为何在演讲中删除“批准”一词，以指责北京“搬龙门”，以及当日的听众为何不纠正，感到非常困惑。当然，香港很多人都被误导。
陈方安生并非唯一例子。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在2019年11月21日的法案通过会议上说：“毫无疑问，中国已不再遵守对香港享有完全自治的诺言。多年来，全世界越来越看清香港人民被剥夺了完全的自治权，其自由正被残酷地镇压。”就在上个月，即10月15日，她在众议院讲话时，她还说：“1984年，在英国将香港移交给中国之前，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给香港实行高度自治……”。在5个星期内，她搬了龙门——高度自治权变成完全自治权，中国因而“破坏承诺”而需要负责。
在大西洋彼岸，2019年11月17日，英国的西敏寺香港之友的联合主席，本内特女男爵（Baroness Bennett）也帮腔。她说：“行政长官控制了致命武器，并以此来对付要求落实《中英联合声明》内保证的民主和‘自决’权利的示威者。”
《中英联合声明》并不保证“自决”。至于民主，《中英联合声明》说：“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因此，即使我们进行协商而不是选举产生行政长官，也不会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我们可以相信，英国当时不是闭着眼睛签署《中英联合声明》。香港民主派人士及其西方盟友的愚不可及，使协商的可能性更大。
中国按照“一国两制”原则和平收回香港及澳门，容许两地人民保持生活方式不变并且保护外国投资者，是一项杰出成就，但这成就现在正在被扭曲，中国被视为违反承诺及威胁居民的自由和权利。
我们可以有一个不涉及北京的程序，而该程序将产生一个具有类似于其他市长权力的行政长官。或者，我们可以根据《基本法》中规定的程序，赋予香港高度自治权，而北京则在产生行政长官过程中具有一定角色。
如果我们贪图两者兼得，即在未经北京批准的情况下普选产生行政长官，或者在否定北京不任命权的情况下选举产生行政长官，这就等同分离运动。2014年的雨伞运动正正是要求这一点。现在，黑衣运动的“五大诉求”中的最后一个诉求，是一个翻版。
一些民主派人士一直在试图迫使北京就范，他们当中的激进分子想向北京叫阵，令北京的反应被外界视作“一国两制”的失败。
一位居住在香港的美国人最近写信给他的国会议员，我引用他其中一封信的话：“世界没有看到香港的真相，而你只是在延续谎言。世界只看到由一个国家创造的半真相的外表，其唯一意图是破坏另一个国家，以期制止该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持续崛起。从那些希望摧毁其父母的人的眼中，世界看到了香港事件的单一观点，唯一可能的结果是完全牺牲了孩子。”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中国已从外国侵略、屈辱、外国瓜分、饥荒、贫困和“竹幕”时代中走过漫长的道路，大家应该实事求是地看中国。今天的中国是自信的，开放的，快速变化的，并且正在与世界融合。它也是一个幅员辽阔和拥有深厚文化和传统的国家。我对中国人的身份感到骄傲，对有机会服务国家感到荣幸。
我邀请大家亲身去走访和体验，高铁九龙站距离我们这会所只有不到半小时的车程。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原载“大公文汇全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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