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下，中央管治需依法而富有智慧地进行，香港本地的自治与自救仍是关键。而历经香港校园民粹化的严重破坏，香港自救的公共理性与集体行动必将更上台阶，而“修例风波”由盛转衰的拐点也必将浮现。
2019年的“双十一”，在全民消费狂欢之际，香港“修例风波”延烧更甚，发生了严重的选举暴力事件和针对内地在港人士的极端袭击行为，一些大学校园沦为“黑暴战场”，香港出现与历史逆向的“大逃港”。
香港校园曾经令内地高材生无限向往，高等教育亦成为香港的核心资产与竞争力支柱，如今正毁于从街头延烧而来的民粹化之火。
连日来，香港黑衣青年人将高校中的内地群体作为暴力袭击对象，并对高校的基础设施实施极端毁损行为。他们仇恨的不是这些香港高校本身，而是其中极富竞争力、建设香港有功的内地优质生源。
黑衣人的逻辑是：这些内地生抢走了他们的“本土”资源，压缩了他们的上升空间，给他们带来了“失败者”（loser）的耻辱感。
然而他们没有看到，这些内地生完全是按照香港的法律法规及公平竞争规则，获得在香港学习与发展的机会，他们视香港本地学生为同胞，视香港为中国的一部分，将建设香港与报效祖国有机结合。但他们遭遇了香港青年本土派的极端暴力，见证了香港社会文明表象下的丑陋与残忍。他们匆忙撤离的背影，是对香港黑暴派的抗议，也传递出香港可持续发展的警讯和危机。
其实，内地与香港的优势逆转早就在发生。2013年辽宁文科状元刘丁宁入读港大不久即退学复读，次年考入北大中文系。这是一个象征性事件，预示着香港教育中的“唯西为上”取向尽管保障了一定的国际化地位，但却潜伏着与中国价值及发展道路的某种“脱轨”趋势。2019年的“修例风波”只是将这种“脱轨”趋势全面暴露而已。不过这一次，很多内地“状元级”高材生不是自主选择离开，而是被香港的校园民粹主义逼迫离开。熟悉香港教育生态的人都知道，内地优质生源是香港高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支柱，尤其是理工科的实验室及社会科学的前沿研究工作。离开了这些生源，如果内地背景的教授再选择离开，香港高校的教育质量必然大幅度滑坡，其国际排名也将严重下跌。更关键的是，经此破坏，香港高校的国际声誉及生源也会大受影响，其教育和研究的国际化水准将面临严峻挑战。 其一，对内地的歧视性思维，即香港一些人存在虚高的国际地位与骄傲感，有“高等华人”的历史幻觉，这是长期以来香港“平台”优势的放大效应，但部分香港人过于以平台为能力，对内地人存在或明或暗的歧视；其二，践踏法治的激进民主文化，即从占中运动“违法达义”以来，香港民主的法治前提与秩序理性遭到内在破坏，违法性与暴力性成为青年社会运动的躁狂特征，对青年群体的行为起到负面塑造作用；其三，青年运动的非理性冲动与破坏性特质，这与青年群体本身的人格发展阶段、理想化气质、个人英雄主义取向及反权威的叛逆心理有关；其四，香港政治文化精英与媒体生态不负责任的超限动员与蛊惑，这就导致青年人是非不分，冲动破坏，危害社会；其五，教育体系的“殖民化痼疾”及教育内容的反国家取向，造成这些青年人国家意识淡薄，本土主义高涨，与西方的联盟连体人格定型难改。因此，校园民粹化是香港民主运动变质异化及教育体系内在崩坏的必然结果。面对校园民粹化，我们看到香港社会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呢？以某些大学校长为例，他们只知一味迁就学生，不敢承担起教育管理者的理性引导与秩序维护责任，不敢坚持法治和道德原则，变相成为暴徒的帮凶。相反，他们对受欺凌的内地学生，对入校维护法治及保护市民的警察，反而是另一种严厉的态度，甚至声言大学禁止警察进入。
事实上，即便大学是自治单位，在公共安全理由下警方有充足的法律依据进入。大学不是法外之地，更无包庇犯罪的特权。进一步，如果校长是为了包庇暴徒，纵容暴力，妨碍执法，则涉嫌违法犯罪。校长的职责不是保护学生暴徒，而是维护教育秩序及法治。不要滥用教育管理者的爱心，也不要与法治及人性底线为敌，否则根本不配承担教育管理者的职责。
不仅校长，更有“黄丝”媒体、公知及反对派政客们颠倒是非黑白，诬陷内地背景学生、教授及镇暴警察，纵容校园民粹化向恐怖化方向发展。在这些对香港社会具有关键影响力的所谓“精英们”的蛊惑、纵容与狡辩之下，黑衣青年人被成功地洗脑转化为破坏“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秩序、持续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暴徒，并被成功地送上了香港法律制裁的审判席，必将付出惨重的人生代价。
黑衣暴徒们也可能错误相信了美国涉港法案许给他们的“美国梦”，从而不惜破坏香港，身陷囹圄，却不知所谓的“美国梦”只能偶尔赐给那些极少数的、仍有利用价值的骨干分子，却不可能照顾到暴徒的多数。所以，香港青年的“自我暴徒化”与“美国梦期待”之间并不成比例，他们只是今日的“棋子”，明日的“弃子”。
不过，在香港校园民粹化及恐怖化的黑暗时刻，我们也看到了香港教育重建与爱国力量重组的闪光及希望：
其一，在黑衣暴徒袭击校园最激烈的时刻，香港爱国爱港力量义务集结，冒险护送内地学生脱离险境；其二，深圳及广东其他城市启动应急预案接收撤离的学生，“来了深圳就是深圳人”让我们有一种“历史大逃港”的重演感，只是这次不是“逃向”，而是“逃离”；其三，香港各高校启动在大湾区内的机构接收方案，给内地学生提供援助；其四，香港越来越多的阶层人士清醒过来，积极发声和行动，加入止暴制乱的护法行列。这是香港社会展开的自治与自救运动，也是香港社会自身核心价值与生命力的危机重建。随着经济寒冬来临，香港社会必然会出现更多的理性人群与集体行动，那些“观望族”群体的“隔岸观火期”结束了。
因为香港持续的动荡与自我损毁已经逐步伤及了香港核心价值与竞争力，更波及各阶层的共同利益。香港是平台经济，平台社会，其繁荣离不开香港近代以来的东西枢纽地位，“一国两制”延续了这一枢纽地位。黑暴派为一己一地之私极限攻击“一国两制”底线，是对其生存性“平台”的自我损毁，是愚蠢至极的非理性行为。总之，香港校园民粹化与走向恐怖化是其民主文化恶化、社会运动激进化及教育体系内在缺陷所致，是整体性的反国家与反法治运动的一部分。他们妄图以极限破坏行为显示力量，阻断“一国两制”下的中央管治权与特区自治权，以恐怖化手段胁迫选举，夺取政治权力，进而谋求违背基本法的“完全自治”或“港独”。这些暴力与失序令人忧虑。“一国两制”本立足于实现一个主权秩序内的两种社会制度和平相处，探索终结冷战世界观与冷战秩序的和平之道，战略可谓深沉，理想可谓高远。然而香港反对派不解其妙，心无国家，仅从一己一地之私极限对抗，借助欧美“新冷战”西风狂魔乱舞，在自我损毁的同时亦严重危及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造成香港回归以来甚至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所面临之严重的管治危机。“新冷战”西风不减，香港街头难平，而香港教育及管治基础深染“殖民痼疾”与机会主义积习，难以从此番长线化的“新冷战”成功突围及融入发展，对大湾区机遇亦难解风情，难有建树。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全盘评估与优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同时，对“一国两制”及香港制度完善提出若干关键性判断及安排，是应对香港危机的中央管治思路。但“一国两制”下，中央管治需依法而富有智慧地进行，香港本地的自治与自救仍是关键。而历经香港校园民粹化的严重破坏，香港自救的公共理性与集体行动必将更上台阶，而“修例风波”由盛转衰的拐点也必将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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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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