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民：对台武统还是和统，历史将如何抉择？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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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民：对台武统还是和统，历史将如何抉择？
2020-08-30
上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和统方案。此后，和平统一便成为了我们国内宣传包括国民义务教育的标准与基石。我们不断强调“台湾宝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以及“两岸一家亲”等和平观念，我们不断惠台示好，希冀对岸的“同胞”终有一日可以回到“祖国”的怀抱，梦想当大陆发展起来对岸会自然地归顺……岁月涛涛，伟人联袂而逝。沧海桑田，功过与论春秋。大陆已不是那个大陆，而台湾还是那个台湾。我们付出了无限的努力，但所获甚微，彼岸的世界已经与我们渐行渐远。我们没有道理去非议当年提出的和统方案。基于对岸对于一中原则的高度认可状态下，以一种不流血的方式达成同一民族的统一具有无与伦比的胸襟与创造性，更是一种对于往昔血海深仇异见者的伟大包容。无论是共产主义抑或是三民主义，其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牺牲。虽然代表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在北伐后便陷入了日益加深的派系斗争及体系腐败，但其原初以孙中山、宋教仁等一批老革命家为代表的开拓人物具有极高的奉献精神及维护国家主权独立的自觉性。这些事实，人们不会遗忘，而中国当今的执政党也给予了较为客观的承认。也正是基于对中华文明整体维护的共识，方才有了和统的提案。不幸的是，和统方案随着蒋经国的离世，以及国民党在台湾势力的整体衰落已经变得十分渺茫。民进党上台后实施了十分强烈的反中去中教育宣传，导致台湾年轻一代“绿化”严重，对于一中的认可程度直线下滑。加之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干预操控，对岸的自愿回归已几无可能。在这种前提下，和统窗口期已经关闭，我们也理应顺势做出相应的战略及心理调整。在考量武统方案以先，首先需要将和统的两种较为占势力的观点进行剖析：其一，认为随着中国发展、经济腾飞、愈发开放，台湾会自愿回归。这种理论的一种先天性缺陷在于其假定台湾人民可以公正地看待大陆发展，而不会受到当地绿媒及海外宣传攻势的影响。然而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大陆的宣传力量在台湾远远没有达到能与西方媒体分庭抗礼的程度。在民进党当局强力摒除一切亲中力量的攻势下，岛内可以反映大陆的正面声音已寥寥无几。讽刺的是，以言论自由和人权标榜的台湾，反而经常产出一些近乎弱智和丧失人性的观点和时评（如大陆人只能吃竹鼠，三峡大坝要崩堤淹死上亿人等）。如果我们已经失去了舆论话语权，一切发展都可以被对手进行污蔑歪曲，而以发展谋统一的目标也将无从谈起。从更深层次上分析，国家认同感是一种非物质关联的精神产物。虽然不乏有人唯利是图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于自身国家身份民族身份的认可是从小文化教育等等诸多因素形成的。正如无论是黑龙江人还是海南人，再穷再弱也不会否认自己是中国人这个基本事实。退一步讲，即便通过物质诱惑等方式吸引了部分人的身份回归，但只要台湾当局仍然存在，并仍在进行台独教育，台湾社会便将永远存在极大的身份疏远感。这通过简单的物质诱惑是无法扭转的。香港便是典型案例。即便深圳、广东、乃至内陆在改革开放后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深圳的GDP、基建、科技研发也都领先香港，但是由于香港公民教育权利并没有回归，其殖民政府还以新闻媒体教育司法等种种形式存在，香港的身份认可便一直存在问题。 这也再次警告我们，对于身份认可的问题，不寄托教育而寄托于某些物质上的诱惑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且从实际而言，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较高高度，期望在此基础上可以更高一筹而吸引岛民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其二，认为和平是最善的，和统可以减少流血降低统一代价。人类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自然是无争议的。但对于和平的向往绝非畏惧战争的借口。中国早有“忘战必危”，“居安思危”古训。中国历史上不乏追求和平的朝代，但下场则是愈求和平愈求之而不得。宋朝不是一步步退让求和平吗？清朝不是一步步忍让求苟存吗？然而退让与容忍实质带来了什么？是带来了富强还是尊严，抑或是无限的伤痕与屈辱？虽然我国《反国家分裂法》已经非常明确的列出了触发武统的六大条件，然而除第六条“台湾岛内发生大规模动乱”具有较为松动的解读空间外，其余条件几乎都是基于客观事实的描述。这也就意味着统一台湾的实质仍然由中美的博弈决定时间，而并不会基于其余五条客观条件（其可能是开战的借口，但不会是原因），因为台当局不会愚蠢到明知故犯地去触碰大陆底线。如果中美乃至多方利益的博弈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实质，那就说明针对反国家分裂机制的触发最终不将由台湾来完成。这便产生了利益交换的空间。如果对于武统有一种天生的畏惧和由于对战争根本的厌恶而对武统完全排斥，那和统支持者需回答的一个问题便是和统的底线是什么？忍让的底线是什么？如果已经将和平定为了不可触犯的底线，在当今国际格局剧烈竞争的大势下，对手便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敲诈触碰，以切香肠的方式不断进行试探，最终中国也将重蹈二战前英法靖绥主义的覆辙。而假设在此期间，美军完成了进一步的对台军售或驻军（目前，美国已经在考虑驻军并已同意F-16战机军售），那是否意味以武力统一伤亡将会更大，是否更应延后？那此种退让究竟要到何时？而在这种漫长博弈的巨大变数中，假使台湾一朝装载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统一也将成为南柯一梦。如果上面两种观点已被证明为不具备可行性，而统一又必然要实现，那在容忍间就必须主动选择一个决断点，否则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自从1648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订立以来，国际政治的一个基本准则便是制衡原则。无论地区秩序原则与此原则相悖，抑或参与国对于现有体系不满或企图进行修正，大国与地区之间的博弈基本是在此原则上进行的。当前的世界秩序基础是二战结束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与苏联解体形成的一种以“一超多强”为本质的世界平衡。无论是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制定抑或是苏联解体后的瓜分，中国都并不是明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和平崛起完全是在现有世界体系中完成的，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该体系的合理性——允许国家在体系内沉浮并进行基于最大共识准则下的竞争。是以尽管中国因为崛起体量巨大的客观事实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国际秩序也已经相应地做出了反应和调整，并趋向一种短期稳定状态：中俄联合与五眼联盟国相互制衡，欧盟、印度持观望态度。在这种背景下，收复台湾毫无疑问将会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对国际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如果台湾解放后，美国的第一岛链将宣告破产，美国藉台湾威胁中国腹地的战略计划也将失败，而世界“一超多强”的局面也一定会进入“两超并存，多强角力”的新格局。在此基础上，一个非常合理的结论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五眼联盟绝对不希望中国收复台湾，因为这等于宣告美国独霸的终结。而中国要想获得国际上的支持就必须拉拢中立国及现有战略伙伴。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国际政治的基本准则是国家利益，而不是仁义和忠诚。但我们同时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敌人也会增加，想从中国分一杯羹的国家亦会增加。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上涨，国家力量的不断提升，中国原有的合作伙伴并不会必然的感到高兴，反而会认为是一种威胁。因为一个较弱的，无法和美国分庭抗礼的中国才是现有战略合作伙伴最需要的。因为中国有求于伙伴，而伙伴也由此具有更为主动重要的交易砝码。故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反更有可能导致原先伙伴的排挤，使中国回归原有位置，进而保持原先与中国的等对关系。当今世界格局最核心的制衡关系便是中美俄三国的博弈。三者的互相制衡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格局。在地缘政治上，中国通过新疆可以威胁到俄罗斯腹地如新西伯利亚地区的重工业产业，而俄罗斯则可以通过在堪察加半岛部署战略轰炸机的方式威胁到美国加州等西岸核心地段，而美国通过台湾又可以进而对中国的东线腹地产生威慑。是以三家处于互相依赖又互相竞争的关系。显然，台湾的回归将打破这一种微妙关系，这其中美国毫无疑问是最大的输家，然而俄罗斯又未尝不是缺少了和中国博弈的筹码？即便受制于西方的制裁等敌对关系的需要，俄罗斯目前必须与中国心连心，但这绝不意味着大国关系不会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产生根本转变。基于历史实践的观察，俄罗斯的核心战略定位一直是向欧洲的扩张以及获得欧洲国家的认可，其核心利益仍然是在前苏联时期的东欧卫星国而非亚洲。在此基础上，若中国崛起，我们不能完全排除美国放弃部分东欧利益（乌克兰、白俄等）以获得俄罗斯在对中国问题上的某些共识。此外，日本这个台湾的老殖民主从未完全放弃在台湾事务上的干涉，而台湾也有着强大的亲日势力。假使我们失去俄罗斯对日本的制衡，日本势力将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形成较大的地缘牵制。同时，印度也一直有称霸南亚及延伸到东亚的野心，不排除其到时趁机再次对我边境施压捣乱或挑唆某些东南亚国家对我进行挑衅。若彼时这些因素叠加，收复台湾的国际影响成本只会更高。若再考虑到岛内中国认同人口逐步减少的趋势，即便到时中国统一，治理成本也将成倍增加。随着中国持续的发展并在GDP上超越美国，国际整体架构必然会随之再次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带来的更可能是一种长期的超稳定状态，而不再是目前的短期平衡状态。超稳定状态也就意味大国平衡的格局将较为稳定，而中国发生大举措的收复行为也将面临更大阻力。是以台湾问题的解决绝非愈晚愈好，因为愈晚世界力量对比必然愈明朗，各国对于利益判断的方向也就会更确定，对于勒索敲诈中国的共识也就愈容易形成。现在这局势就好比一个角斗士手上生了脓疱，脓包一天天恶化，而他的对手则乐见其成。这时解决的最好办法便是横下一条心，令对手猝不及防地戳破脓包并迅速包扎，接着全新地面对之后的挑战。如果在时间上我们已经确定了宜早不宜迟的原则，那武统便成为了唯一途径，因为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期盼岛内的民意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
三、从目前的形势看，武统台湾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
毋庸置疑，在宏观方面，当今中国与台军及美军的力量对比正处于历史的最优点。其后虽然我们与美军的实力将进一步拉近，但是就解决台湾问题而言，宏观上的战略能力平衡已经达成。从最大威力的核武器再到战略导弹、导航定位系统、轰炸机、隐形战机、潜艇、航母、两栖攻击舰，中国虽然在整体上仍逊于美国，但门类齐全，没有明显的短板，在各方面都可以对美国进行相应的威慑，这在台海危机时是难以想象的。同时，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是，美国的外交原则正在由理想主义转换至现实主义。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外交倾向正由意识形态为主导转移到以实际利益为主导，是以介入台海的可能性已经大幅降低。不同于人们对于美国近期唯利是图的印象，美国在传统上具有极为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即为了其认为的一种民主大联盟的世界秩序而流血牺牲的信念。这一点在威尔逊及之后的杜鲁门等一系列二战后总统的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可以说这种对于自身价值体系普世性的坚定信念是美国参与一些列冷战期间代理人战争的重要原因。诚然，阴阳互存，日月同辉，美国在其无私理想主义的另一面又具有相当强烈的现实主义特征，即可以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所谓的普世价值理念。这种行为由老罗斯福首创（大扩军备、包括提出不尊重西半球其余国家主权的罗斯福推论），其后在小罗斯福（接纳苏联进入世界秩序重塑）、尼克松（与中国缓和）包括当今的特朗普身上都体现得十分明显。正是由于这两种理论的矛盾性，美国外交政策常常给人一种眼花缭乱既灯塔又双标的错觉。然而根据前面列举的案例，一个比较一贯的规律是，当美国在遇到较大挑战及机遇时其必然会出于自身的考量偏向现实主义和实力政治。毫无疑问，当今的美国正处于极大的挑战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美国更多的是世界影响力的降低而不是增加。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美国很自然地开始为自身利益作出更多的考虑，而这点在特朗普上台后更是昭然若揭。作为商人，特朗普在历届美国总统中所表现出对于利益追逐的简单与直接性是史无前例的。无论是频频的退群、对诸国开展大规模贸易制裁抑或对盟国进行勒索，再到近期的频频推诿、信口雌黄，这些行为都表明特朗普的个人原则及其所代表国家的外交政策已经变为了一种几乎没有廉耻的巧取豪夺行为。这种非正常国家的行为是美国的悲哀，是世界的悲哀，但也预示着一种机遇。面对美国这种赤裸裸的逐利行为，我们其实更容易与其进行某些利益的交换，并且也更有把握判断其在台湾问题上甘冒的风险。在现实主义为主导的美国外交原则下，基于在朝鲜、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四场战役中的惨痛教训，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绝对立场和意志，以及核威慑的基本止战机制，美国对于台湾的大规模介入几无可能。加之特朗普近期防疫不力又面临大选、国内黑人人权问题方兴未艾，美国短期的重心导向必然是在国内治理上，而对于国外干涉当是力不从心。坐是之故，一种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中国与美国就台湾问题进行某些方面的利益互换以获得美方对于台湾问题的默许，而这也就为武统过程消除了最大障碍。许多对武统台湾的忧虑也来自于对统一后国际压力的恐惧。毋庸置疑，统一后的中国将在一段时间内受到西方国家的各种敌对与制裁。西方不仅将在科技等诸多产品上对中国进行封锁，同时也将在舆论上以各种人权自由的口号对中国横加评判口诛笔伐。对于汹汹来势，中国需要做好极大的心理准备，并且应该将其预设为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国际危机。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便不能顶住其压力。究其实，西方舆论对中国的中伤由来已久，然而中国的发展并未受到实质的影响。相反，在西方长期极具意识形态的双标报道下，中国人看清了西方的本质，在国际风云中愈发具有定力，在国际问题上愈发显得成熟。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人口中，一代比一代自信，一代比一代思想开放。中国每年输出世界最多的游客，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学习英文的非母语群体，这都使当今的中国人对于西方的了解远超西方的想象。这样的一个群体具有充分的积淀与广博的视野，对于西方针对中国肆意的抹黑已经形成了相当强的自我评判能力。而至于世界大部分国家而言，只要与自身并无直接的瓜葛，中国收复台湾很快便会成为他们默认的事实，不会因此而与中国交恶。同时，一个客观事实是，中美关系已然恶化，有许多学者甚至认为已经降到史上最低点。这意味着中国在收复台湾中所需要考虑的美国态度已然不再那么重要。若中美关系正处于温和期，武统必然触发美国一系列的反制措施，从而导致中国一系列十分被动的反应。然而经过两年有余贸易战的洗礼，中国对于美国制裁举措已是轻车熟路。从科技、军事、文化、舆论、经济等诸多方面，美国在过去两年中对中国都进行了高压打击。从华为到香港，从中国高校到领事馆，美国对于中国的打压干涉是实质也是全方位的。这些制裁也证明，美国对于中国打压虽然会形成极大的压力，但已经不能迫使中国就范。在领教过美国制裁的威力后，中国对其在台湾收复后的新一轮制裁应该抱有极大的定力与信心。如果仍有人对此抱有忧虑，可以以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为参考。至今历时六年，西方虽屡屡制裁但依旧奈俄罗斯不何。如果对付俄罗斯这种经济体量在六年间仍不能使其屈服，对于中国体量的制裁效果也大可遥望，更毋论一中原则早已为国际社会所公认，中国统一具有天然的正义性。更为重要的一点则是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执政团队通过封城、严查、普筛等防疫措施使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率先走出疫情的国家。这既极大地凝聚了民心又为中国在经济恢复方面赢得了重要的时间资本。按照IMF最新的预测[1]，在世界重要国家中，2020年唯有中国可以创造正增长（1%）而其他诸如美国（-8%）、英国（-10.2%）、日本（-5.8%）等发达国家都将面临较大的经济衰落。这也就意味着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列强的首要任务将在复工复产上。而经济复苏若脱离了中国这个最大利市，便要大打折扣。历史告诉我们，再崇高的理想面对国家利益都要让步，这在西方的务实主义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任何出于意识形态的制裁都将对嗷嗷待哺的国内经济雪上加霜。这也就说明，尽管有部分坚定的西方国家将对中国采取制裁，其行为一定不是团结的，参与者也不会是大多数，力量也必然是有限的。国内压力的主要来源是社会群体中亲西方势力的自由派右翼知识分子（俗称公知）及西方间谍人员的舆论造势。如果不出意料，这帮势力在武统结束后会以各种方式诋毁武统的正义性，夸张强调伤亡，无限放大某些台湾个体牺牲的故事，以及将中国统一的伟大复兴诋毁成“落后专制”对于“文明民主”的野蛮征服。但毫无疑问，在武统的巨大成功下一切的牛鬼蛇神都会偃旗息鼓不得人心。先抛开仁义道德评判标尺不论，领土收复的巨大军威足以激活起中华民族久久期盼的民族尊严与自豪。这种民族的自尊感将使中华民族达到百年以来最为鼎盛最为团结的状态，任何胆敢对这种势力进行污蔑指责之徒都将被永久地钉在耻辱柱上为人所唾弃。而如果我们仅就理论事，将实力政治置之一旁，则国内公知说辞亦不足为惧。从长期发展趋势上看，公知群体由于许多无视实际、双标、“跪舔”等行为已经失去了在国内对社会生态形成颠覆性影响的能量。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以及政府效能、清廉程度的优化，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的提升，支持中国体制的人在大幅增加，而爱国自媒体人数也在飞速飙升。这种情况不仅在国内如此，在海外以YouTube为主导的多媒体平台也逐渐出现了大量的中文爱国自媒体频道，隐隐有与“公知”、“恨国党”群体分庭抗礼之势。而更为重要者则是如前文所述，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一批出过国具有国际比较视野的群体。这帮群体有着对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高超自觉性，绝非是懵懵懂懂、未涉世事、亲信西方的小民。一个典型的案例便是在武汉疫情期间，因针砭时弊而颇受盛名的方方在急速出版日记为西方提供攻击中国口实后，受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唾弃与批判。这也再次证明，中国国民对于大是大非的评判能力，对于维护国家利益立场的坚定性，已经有了十分显著的进步，我们很难想象再次出现民国时期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上下大规模精神沉沦。而最为重要的一次国民心理转变则是以此次尚未结束的世界大规模疫情为标志发生的。此前，无论我们如何宣传教育，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便是西方话语及政治理念对中国的渗透无孔不入。即便有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即便有阿拉伯世界乃至全球一系列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鲜活案例，中国朝野都有为数众多的一部分人对西方理念奉为圭臬，将洋大人的理论奉为圣旨。这些观点虽随着中国的崛起愈发引人质疑，但依旧占有部分的市场。然而随着此次新冠疫情在传统西方列强中的横加肆虐，西方制度的“魔力”已经大幅缩水，人们对于西式民主的迷信也渐告消弭。相比于言论自由所保证的透明与高效，大众看到的更多是西方医疗机构的混乱与党派间的相互攻讦。相比于选举所保证的政府责任制，大众看到的更多是西方各级政府的互相推诿甩锅，以及对其余党派区域选民的不负责任。相比于人权所承诺的重视生命，大众看到的更多是对老年人生命的不闻不问，对于有效治疫的逃避以及残忍的群体免疫丛林法则。如此种种，如果说中国人尚不认为自身的制度设计较西方为更优，则至少大多数人已经认为西式民主抑或特色社会主义不过半斤八两，两者处于平等状态，可以比较，并无优劣。在此种国民心态基础上，对于台湾收复的争论更多将在文明融合，领土整合的意义上展开，而肤浅的意识形态之辩将不再具有深刻性及影响力。我们在前文中对于武统的乐观前瞻分析绝不意味国内外舆论的部署准备工作松懈。一方面，我们要进行适当的国民心态调整，对于武统方案做出必要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我们则需在武统的进程中保持定力并通过较为巧妙的手段争取最大的支持。这两点准备的充分程度将直接关系在收复后短期内的治理效应。鉴于武力统一难免流血的事实，国内民众应对牺牲和伤亡有相应的准备。中国目前长期受和统思想浸淫而滋生的“和平病”问题需要发生根本转变。中国民众需要牢记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基础建立在中国人这个条件上。对于台独分子，对于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罪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胞和亲人。大家不应忘记，在武汉乃至整个大陆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台湾封锁一切向大陆的口罩出口。在美国都改口称新冠病毒的同时，台湾各大媒体还在不断称呼“武汉肺炎。”在中国好不容易从新冠疫情中走出来，又遭受洪水攻击时，台湾又一片“蛙鸣”，兴高采烈地诉说三峡大坝即将溃堤，数亿人将受灾……这些人是罪人，甚至是丧失了人性与良知的罪人。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败类，他们出卖我们国家的利益，出卖我们民族的尊严，伤害我们的妻儿老小。面对这些强硬的台独分子，我们应该像当年消灭伪军汉奸一般将其坚决地给予消灭。这种观念的自觉共识，也将为台湾收复后的治理给予强大的稳定力量。此外，基于台湾的体量及历史上征并的经验，我们可以推测治理最大的阻力浪潮将来自统一初期。第一波反抗浪潮的有效应对将对之后的治理产生深远影响。而第一波反抗浪潮的势力大小，也将与统一过程中采取的策略产生形成直接关联。我们需要保持最大的战争准备，如长期的战备演练，使国际及台当局对于武统时间捉摸不透，以保证武统时可以以意想不到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完成。我们可以采取策反及反复试探的方式诱使台军犯错，从而名正言顺地开启武统进程。这将在国际环境中为我们获取最大的支持。另外，为了争取岛内舆论，可以通过初期以特种兵渗透的方式攻占敌首脑部门，并联合岛内亲中势力以第三方的方式将民进党的恶迹公之于世，彻底瓦解岛民对于台湾伪政府的信任，并为之后的城市解放与占领奠定基础。这些策略都是一些猜想，但在历史上都具有先例。此类问题想必统战部早有周密安排，本文只是在此罗列几点，以飨读者。如果能比较有效地应对短期治理问题，统一的正义性将得到岛内比较好的支持与接纳，这将使统一长期治理得到比较好的基础。现在民间存在的一个基本共识便是，武统后的台湾必然实施的是一国一制而非一国两制。基于武统的流血性及香港乱局的现实问题，中央决策层对台湾治理使用一国一制也应是比较合理的选择。而一国一制也就意味着《国安法》将在岛内展开实施，这就难免会引起岛内的抗议活动。如果在统一初期借战争之便将大部分的台独机构尽数捉拿归案，将大部分台独的资金来源切断，可以想象的现实便是岛内独派声音虽不会一时消停，但将很难形成大势。对于我国反渗透能力，我们还应有充分的信心，这点可以以内陆的稳定状态为参考。退一万步说，即便真有大规模游行，其奈我何？去年香港的反送中游行也可谓声势浩大，但《国安法》实施后迅速作鸟兽散，并反而使爱国的群体更积极主动地发声。很显然，任何独立游行的行为都将受到大陆的强烈反对，而大陆社会所形成的广泛共识也将对岛内治理产生压舱石般稳定的效果。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国一制的基础上，我们将掌握自己的教育权。这也就意味着台湾新一代青年的身份认可将不会形成太大问题。当年民进党通过篡改教育材料的方式将中国人的后代培养成了一批批的台独分子，我们也同样可以通过教育将台独的后代培养成一批批的爱国者，时间将站在我们这边。且在解放初期通过曝光民进党恶劣勾当的方式，可以对其主义理念进行毁灭性打击，这也将使台独势力理论受到重创，难以东山再起。最后，也是长期治理得以成功的最关键点，则在于台湾文明的脆弱性。文明的脆弱性是一种原生缺陷，其意味该文明将很难产生强烈的凝聚力及面对外部冲击的抵抗能力。台湾文明（姑且称为文明）的本质是中华文明的延伸。一个非常直白的表现就是两岸使用的文字及语言完全相同。台湾拜的妈祖是中国人，宣誓的孙总理是中国人，说的闽南语是福建话，吃的饭菜被称为中餐……在文化习俗如此接近母体的情况下，台湾的独立性及自主性显得先天不足。假如文明可以视为各种元素的集合体，那恐怕台湾将所有的中国元素抽除后，所剩的唯有一个空壳了。正基于这种文明独立性缺失的本质，我们很难想象台湾可以产生出强大的爱国主义，因为其本身的身份界定都处于一种极为模糊的状态。仅以近期李登辉下葬五指山军人公墓一例，便可看出台湾社会内巨大的理论实际矛盾与讽刺。作为台独之父，李登辉居然葬在标有“异日国家得统一，家祭毋忘告乃翁”的墓园中，与曾经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统一的将士同眠共枕。这些国军将士中不乏在抗击日寇中为中华民族做出重要贡献者，不知亡灵有知作何感想？在这种身份模糊基础上，台湾不会出现太多为了独立而献身者，因为其根本缺少文明坚韧性所提供的精神给养。这与中国五千年文明所滋养出的强烈爱国牺牲精神将形成鲜明的对比。为了收复台湾，中国军人有绝对的意志为国家而战，为民族而亡，而类似者在台军中则是寥寥无几。而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想是靠牺牲来实现的。这也就意味着台湾这种通过文明外延而脱离母体文明的企图，将永远不可能得逞，台湾的成功整合一定是历史的必然。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也是结束中国政权与领土割据的最后一步。在中国近代复兴的道路上，已经有无限的先烈倒下。浩浩上苍，莽莽大地，都见证着这个古老文明艰难而扎实的再次腾飞。历史的使命已经到来，让我们接过前人的接力棒，秉承他们大无畏的精神，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前进！（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华山穹剑”，有修订）【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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