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谢觉哉夫人王定国：活着就要有用

 

  

专访谢觉哉夫人王定国：活着就要有用

 

【人物介绍】王定国，“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生于1913年的她，是目前仍然在世为数不多的长征老红军。她以百岁的壮丽人生，见证大国的崛起，并为伟大的时代讴歌！

 

 

如今，百岁高龄的她，脚步依然忙碌，还时常外出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作了人们认为在这个年龄不可能做到的事。新年伊始，记者来到王定国位于北京北四环附近的家中，看望并采访了这位值得至深崇敬的百岁老人。

 

　　见到王定国老人时，她正在家中和子女打麻将。王老打牌，干净利落，落牌之声，清脆有力。闲时，王老爱打麻将，身边的人说，她只要一上麻将桌，立马精神百倍，“大杀四方”。我不禁好奇百岁老人为何有如此之好的身体和精神，王老的小儿子谢亚旭道出“秘诀”：“我们老太太是一个活在精神世界的人，她对吃穿住这些物质上的东西看得开，没有任何要求，有时出门回家饿了，就吃包方便面，还不用水泡，就干啃。老太太常说，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还有什么挺不过来的。”

 

90多岁高龄，重走长征路

 

1933年12月，王定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出任四川营山妇女独立营营长、川陕苏区保卫局妇女连连长，为红军送弹药、清剿土匪，拿过枪、上过战场……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自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回忆长征路上的艰辛磨难，王老出奇地平静，“草地我走了3遍，翻了5座大雪山，我们文工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行军途中跑前跑后，走的路远不止2万5千里，应该是一倍以上。”王老在雪山上还冻掉一个脚趾头，“就是用手一拨，趾头就掉了，也不疼也不流血。”过往的艰苦岁月，王老不愿多谈，但长征在王老的记忆中永不磨灭。

 

“母亲一直想去当年走过的地方看一看，看看革命老区，看看当年的乡亲。我们知道母亲心底有重走长征路的心愿”，谢亚旭对我说，2004年，王定国91岁，恰逢纪念红军开始长征70周年，谢亚旭跟母亲商定了重走长征路的计划，“那段时间，母亲情绪非常好，很兴奋。但考虑她年事已高，不可能沿原来的线路再走一遍，我们就挑选了一些关键点，比如她参加红军的地方、入党的地方、第一次打仗的地方……并打算用几年的时间来完成她的心愿。”

 

2004年，91岁的长征老战士，重新踏上了长征路。

 

王老重走长征路的第一站选在了甘孜藏族自治州管辖的泸定县，红军长征时期著名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战役就在这里发生。“到达泸定县，我们稍作休息就走上了铁索桥，那天的江水特别湍急，站在桥面往下看就直头晕。但母亲非常兴奋，站在铁索桥上不用人搀扶走了一个来回。站在泸定桥上，母亲把我们招呼过去，对我们说，‘长征中我走的不是这条路，但你们父亲是从这条铁索桥上过去的，当时他已经50多岁了，我这次带你们到这里来就是让你们感受父亲他们当年的不容易’”。当时王老的三个儿子谢烈、谢云、谢亚旭陪在她身边，一起重走长征路，“像这样的话，母亲一路上说过多次，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政府父亲当年住过的房前，母亲也说过，并且要求我们做儿女的，要带自己的孩子到这里来看看他们的爷爷，让他们不要忘记过去、忘记历史。”

 

　　“弹指一挥七十年，血染山河马列坚。立新革旧非常业，星火燎原乾坤传。七十年后又进川，心潮难平语万千。”这是王老2006年为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而作的诗。几十年来，她最喜欢穿的衣服是红军的灰军装、八角帽，最喜欢写的字是“红军万岁”，她还曾写道，“70年前，我和我的战友们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万里长征。雪山、草地，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战火硝烟中，无数英勇先烈为了理想信念而奋斗，最后成就了伟大的胜利。从红军长征到今天，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理想和信念矢志不渝地奋斗着。”

 

活在精神世界的人 最怕没事干

 

王定国是在长征路上“邂逅”比自己大29岁的谢觉哉，后来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再度与谢老相遇，并结为革命家庭，自此一直与谢老相伴。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与世长辞。王定国为失去良师、战友、丈夫而痛不欲生。1978年，按照胡耀邦“你最主要的任务是将谢老的遗著收集整理发表，这将是对党的重大贡献”的要求，王定国开始清理谢老留下的手稿、日记。她在谢老走后的6年里，先后整理、撰写、出版了《谢觉哉传》《谢觉哉书信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评传》《谢觉哉文集》等多部历史文献，把谢觉哉一生心血的结晶奉献给党和国家。

 

整理出版了谢觉哉日记、文章、诗歌后，王定国把所有儿女都召集回来并当众宣布：“多年来，我一直照顾你们和你们的父亲，从现在开始，我要去做我应该做的事了。”在王老心目中，自己应该做的事不是为了自己这个“小家”，而是国家这个“大家”。 之后的岁月，她为国家的事业四处奔走忙碌。

 

       1984年以来，她参与筹备成立了中国文物学会，并担任副会长，促成了《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她倡导成立中国长城学会，并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组织有关电视台拍摄了38集的《万里长城》专题电视片，并畅销海外，让世界对中国的长城充满向往。

 

　　 在国家致力快速发展经济的时候，王定国就已将目标投向青少年和老年人，她认为中国必然要迈进老年社会，到那时社会压力会非常大。于是，王定国一直为创建与发展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这两个组织奔走呼号。“等到后来，国家经济发展得差不多，回过头想解决青少年儿童和老年人的问题时，就发现已经有两个现成的组织机构了。”王老的高瞻远瞩着实让儿子佩服，“她总是能想到国家将会面临而当时又顾不上的问题，既然国家顾不上，那她就先尝试做”，谢亚旭对记者说，“她虽是一弱女子，但却有很强的‘江山’情怀，总觉得国家的一些事是自己应该做的，”而做事，她从不图名图利。

 

　　 在上世纪80年代筹备长城保护协会时，她认为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但当时长城破坏严重，周边老百姓盗掘青砖修补房屋，这让她忧心忡忡。学会筹建之初，没有一分钱经费，王定国就找到砖窑，拉着烧好的砖，挨家挨户去换老百姓盗掘的长城砖。长城学会成立以后，王定国坚持“三不要”原则：不向国家要经费、要编制、要办公场所，王定国当时在北京东城区翠明庄的家成了办公室，工作人员日常吃饭在翠明庄附近的食堂，费用都是从王定国离休工资里扣除。

 

当这些组织发展起来，王定国却选择了淡出，把名利都让给别人，也许她看来，与吃水比起来，打井更重要。

 

年龄在增长，王定国并没有停下脚步。在儿子看来，“活在精神世界的人最怕没事干。”

 

记者采访时，王老家中来了三拨十多人。谢亚旭告诉我这还算人少的时候，“家里人多的时候有近百人，每个屋子里都站满了人，因我母亲在法院工作过，这些人基本都是来告状申冤的，她来者不拒”。为更好地倾听解决大家的问题，王老还自创了一套“群众工作法”——“只要家里来人多了，她就让大家不要动，她来动，她挨个屋子问情况，这样效率高而且都能顾及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就是王老的情怀，她向来不问自己该得到什么，而是总想自己该对国家做些什么。“她活着就要有用！”

 

时刻不忘百姓苦

 

 

（王老送的字）

 

在王老的家中，挂着一幅全家福，照片里父母慈爱、儿女茁壮。王老和谢老一生共养育了7名子女，其中谢飞是国内知名导演。采访当天，记者见到谢飞，他正陪着王老打麻将。谢飞现在从创作一线退下来，专心从事影视教学工作，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回来陪母亲。采访期间，他牵着王老的手散步，并一直拿手机给王老照相，虽然王老的相片很多，“但用自己手机照，留在自己记忆中”，谢飞说。

 

在儿子眼里，自己的母亲与天下的母亲是一样的，一样的勤劳能干、一样的温柔慈爱。在延安时，王定国率领的生产小组种的蔬菜、养的猪总在边区生产展览会上获奖。“所以，那时毛主席总来我们家打牙祭。”谢亚旭哈哈一笑。

 

“后来定居北京，别人家的院子都是花园，我们家的院子是菜地。我们家光玉米每年就能收四五百斤。后来还养了一头猪。上个世纪60年代初，自然灾害严重时吃不上肉，我们家把猪杀了，产下100多斤肉，我们本来想把猪肉分给徐特立、董必武这些父亲的好友，但父亲却说这些老同志受中央照顾，比起他们，老百姓的日子苦，于是父亲就让我们把肉分成一块一块，送给胡同里的邻居。”谢亚旭难忘当时情景，“以至于现在偶遇老邻居，他们都还记得谢家的好。”

 

谢老和王老夫妇身体力行教育自己的儿女。如今谢家子女在各自岗位都出类拔萃。谢家最大的女儿谢宏是共和国最早一批常驻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建国初，因外事工作繁忙，不幸罹患癌症，英年早逝。“母亲言传身教告诉我们怎么做人，在学习上她从来不约束我们，学习是为自己，工作要自己找，在这方面，她不会为我们说一句话。我们谢家现在这么多人，从没红过脸，一家人很和睦。”

 

　　从领悟“只有共产党才可以救妇女”，到“只有跟共产党才能取得胜利”，再到“相信共产党，才能冲破一切困难”，进而牢记“共产主义事业是终身的奋斗目标”，王定国以自己的行动践行共产主义信仰，在采访中，记者深刻体悟到，这样一位有8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不正是“崇高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这一真理的真实映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