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耻勿忘警钟长鸣--《马关条约》签署120周年祭
120年前的今天，即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在日本政府代表的咄咄逼视下，用颤抖的双手签署了中日《马关条约》。至此，历时9个月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完败而告终。战胜国日本将巨额赔款、割地、通商特权等战利品收入囊中，并凭此跻身帝国主义列强行列，而中华民族则背负屈辱，进一步被推向苦难的深渊。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样一个反思历史的特殊年份，回顾《马关条约》签署的那段屈辱历史，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之殇：战败求和受尽凌辱
自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内部就一直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围绕战事争论不休。随着清军的节节败退，倾向光绪帝的翁同龢等主战派逐渐受到排挤，追随慈禧太后的奕劻等主和派日益占据上风。清政府开始谋求对日和谈的可能性，希望由英、法、德、俄等国出面调停，停战言和。
伴随日军进军的脚步，日本方面瓜分压榨中国的欲望与日俱增，各色人物纷纷谋划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勒索清政府。负责财政的大藏相希望“巨额之偿金”，目标是让清政府赔偿白银10亿两。日本军令部长桦山则主张，除要向清政府勒索巨额赔款外，还要占有“金州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台湾和舟山群岛一部分”。自由党的胃口更大，“须使割让吉林、盛京、黑龙江三省及台湾。中日两国之通商条约须订凌驾欧洲各国之条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外相陆奥宗光拟定出的和谈条件中，更是列出“霸占朝鲜、割让土地、赔偿军费和获取通商航海方面的特权”等诸多事项。
但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人力不足的岛国，经过8个月的战争消耗，已成强弩之末，难以支撑长期的战争。为谋求利益最大化，日本一方面仍色厉内荏地坚持军事攻势，另一方面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开始半推半就地同意于1895年1月在广岛与清政府展开和谈。
为给日军行动拖延时间，进一步扩大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战果，以便尽可能多地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日本对清廷起初派出的和谈代表张荫桓、邵友濂百般刁难，以二人授权不足、官衔资历太浅为由拒绝谈判。1895年2月12日，张、邵一行无功而返，清日间的首次和谈无果而终。也就在同一天，日军攻占海防重镇威海卫，威海卫军港内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清政府随后派出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媾和。从3月20日到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在山口县下关市的春帆楼，前后进行了7轮会谈。日本抓住清政府急于停战求和的心态，在谈判中始终保持傲慢且强硬的高压态势，不断进行威胁恐吓。4月1日，伊藤博文约见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要求尽快回复日方所提要求，宣称若谈判破裂，征清大总督将率大军出兵中国。4月10日，伊藤又蛮横地声称，日本的条款“已让至尽头”，中国代表只需回答“允”还是“不允”。他还向李鸿章威胁道：“若不幸此次谈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搭乘增援之大军，舶炉相接，陆续开往战地。这样北京之危，实不堪设想。”
面对日方的步步紧逼，李鸿章虽愤懑异常，但国家疲敝、战场失利，使其也无可奈何，只能苦苦哀求日方降低赔款数额--“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又要赔钱，又要割地，双管齐下，出手太狠，使我太过不去”“赔款既不肯减，地可稍减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赔款既不肯少减，所出之息当可免矣”。然而无论李鸿章如何恳求，伊藤丝毫不肯让步。双方最终于4月17日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讲和条约》，通称《马关条约》。
该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议订专条》三款及《另约》三款。其主要内容大致可分四个方面：第一，弃藩。清政府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中国的“宗藩体制”至此基本解体。第二，割地。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第三，赔款。清政府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分八次在七年内还清。第四，最惠国待遇。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可派领事官驻扎各口岸，日方轮船可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载货，日本人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厂生产，且所制造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交一切杂捐，并享受在内地设栈寄存的优待。
4月18日，即《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李鸿章一行黯然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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