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蕾：中国国家级媒体为何充当美日喉舌？

国家意识，简单而言，应该是公民对国家和国家利益的感知与认同，应该是基于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国情等的认识和理解，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自豪感和归属感。在国际传播中，国家意识应当体现为一种积极传播中国正能量的主体精神，也就是以中国的视角，用国际通行的传播手段，发出中国正义的声音。

但是，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的一些媒体，甚至国家级的新闻媒体，出现了部分从业人员对自己的国家利益日趋淡漠而隔膜，自觉不自觉地“吃自己国家的饭，砸自己国家的锅”的现象。这是需要国际传播从业者警醒并力求避免的。

这种国家意识的淡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我们很多新闻同仁非常反感“喉舌”一说，非常认同“新闻自由”，非常喜欢标榜自己的独立。然而总有一些国际传播媒体的从业人员，却在有意无意地充当他国喉舌。

在西方媒体总是别有用心地夸大中国的国防预算和军事实力，喧嚣“中国威胁论”的时候，我们一些国际传播媒体却在义务宣传美国在亚太军事存在的积极意义，宣传美国军队“推动和平”的积极作用。

比如在南中国海出现紧张形势的2013年初，美国与东盟等17个国家在南海地区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有意识地排除中国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很多中国网民的谴责。但偏偏就有我们中央一级的新闻媒体记者，煞有介事地采访美国方面参加军事演习的将领和士兵，通过他们的嘴，正面宣传这个演习“旨在维护南中国海和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美国出兵阿富汗，让阿富汗、巴基斯坦至今不得安宁，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是却有中国媒体发过一位华裔女孩加入美军到阿富汗参加军事行动的正面报道，介绍美军给士兵多么诱人的福利。

中国媒体国家意识淡漠的受益者当然不止美国一个国家。在中日发生钓鱼岛争端之后，我们也有媒体正面报道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缅甸的访问，介绍日本对东南亚“和平发展”的贡献。

这样屡屡为自己国家的对手做正面宣传，难道不是在为他人当喉舌吗？只不过充当了他人的喉舌，却没拿到人家一分钱的公关费或者好处费，真是白白做了冤大头。

 

 

除了白为他人做喉舌，缺乏国家意识的媒体从业人员，还会错误地释放出向自己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的信号。

比如沪港通的试行，本是为了方便上海香港两地股票市场的互联互通，我们却有国际传播媒体播发了对某外企证券分析师的采访，通过他们的口，说沪港通是为了“挤压东盟市场”，令一些东南亚国家非常不快！

这样的报道出自中国媒体，实在令人惊愕。哪怕不具备任何金融常识，也应该知道在中国国土上的上海香港的股票市场联通，与挤压东盟市场，是多么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对这样一个新体制有争议本不奇怪，可是一个中国的新闻媒体站在某个地区集团和外国的角度，而不加分析地非议本国政府的新政策，是怎么也讲不通的。这样的报道发出去，客观上会加重错误地向中国政府施压的分量。

当一些欧美国家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打击中国光伏产业的时候，我们有些对外媒体的报道，反而以这些国家对中国光伏产品的批评做开头。做新闻的都应该知道新闻导语先声夺人的作用。我们有些从业人员可能以为自己是在进行“纯粹的客观报道”，交待新闻背景和事实，但是却在强化那些打压中国光伏产业的所谓“理由”。正因为缺乏国家意识，我们有些媒体从业人员才会在这样的贸易争端中，不分主次轻重，加入西方国家打击中国光伏产业的舆论。

 

 

在对外报道中，常常要对一些需要改革的政策的历史背景做解释。有些媒体从业人员对这些政策的历史背景并不很明了，只是简单地按照被改掉的一定是不合理的思维定式，来对过去的政策做完全否定的描述。这样简单地否定过去，其实是在盲目地给自己国家的历史抹黑。

就拿我们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报道来说，这样盲目抹黑的问题就很严重。城乡二元制的户籍制度在今天来看，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有很多不合理，并不意味着这个制度是为了不合理而设计的，不意味着它在历史上没有起过任何进步作用。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在1958年出台的时候，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需要稳定的劳动力发展农业，为国家工业化的开始积累资本的时候，更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时候，中国必须做到粮食自给，同时，中国当时的经济条件还无法容许城市和城市人口的大规模扩张。当时的中国政府一方面以二元制的户籍制度稳定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为国家的农业发展和工业化创造了条件，一方面有计划地从农村大量招工、征兵，而且当时高等学校农村学生的比例也远比现在高。所以，有些对外媒体按照某些不负责任的学者的基调，以二元制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限制了人口流动”“不许农村人口享受城市人口的福利”来印证其不合理性，这样过于简单的描述其实是不公平地丑化了这个制度。

对所谓“计划经济的产物”如此简单地加以否定的例子还有很多。而这种对我们自己历史简单否定的叠加，就形成了对政权合法性的否定。国内外一些知识界人士对新中国历史前30年的否定是有他们的政治目的的，我们的媒体从业人员对此应该警惕，而不能不加分析地附和。

 

 

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曾经长期称霸世界，也造成了英语和一些西方语言在国际上的话语霸权。我们从事国际传播，免不了会经常接触西方媒体，更免不了要使用这些西方语言作为传播工具。我们使用非母语的语言和人家交流，为了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当然需要加强对这些语言的学习。但是，在学习人家语言的过程中，我们切记不要受这些语言中蕴含的意识形态所左右。

2013年印度大选时，我们有些英文媒体的报道一再重复西方媒体对印度大选报道所用的一个解释性的定语：这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the world’s biggest democracy）的大选。几个看似无害的英文词，却涉及了一个很深的意识形态概念：什么是民主？按人口统计，印度明明是位居中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人口国家，现在把它说成“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那么显然人口第一大国中国就被排除在“民主国家”之外，凭什么？

西方媒体不承认中国是民主国家，这并不奇怪。可是我们自己的媒体从业人员也全盘接受他们的话语体系，对所谓印度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这样的概念毫无疑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学习外国语言，学习外国好的东西，不等于我们应该在思想上被他们同化，在意识形态上和国家体制上否定自己。提倡在国际传播中要重视国外受众的接受习惯和能力，也不等于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接受那些含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语言。

我们有些国际传播从业人员受西方话语霸权的影响，已经丧失了自信或自我，把外媒的采用作为评判我们传播效果的唯一标准，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当然应当重视外媒的采用，但是对他们的采用一定要加以分析，决不能盲目迎合。同时，也不能以外媒是否报道作为我们新闻价值判断的标准。

以上种种，都说明在我们国际传播从业人员中加强国家意识教育的必要。事实上，在这方面，我们倒是应该向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同行学习，因为他们的国家意识在整体表现上要比我们的新闻从业人员强得多，虽然人家并不一定把国家意识挂在口头上。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的谈判为例，当时中国媒体的着眼点，基本都落在谈判的过程，如哪个国家或组织的什么人来了，中国的什么人去参加什么谈判了，中国距进入世贸组织是否不远了，等等。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则着重盯着谈判的内容，特别是中国在哪些方面还没有做出他们需要的让步。两种报道哪一种更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