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永远在路上，从那支《金色的鱼钩》说起

 

 小学课文《金色的鱼钩》

 

《金色的鱼钩》是人教版小学六年级课本上册中的一篇课文，原作者是作家杨旭，出自他的短篇小说集《非正式谈判》。

 

这是一个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故事，一位炊事班长照顾三个生病的小战士过草地，为解决饥荒问题，把缝衣针改造成鱼钩，钓鱼煮野菜汤，病号吃鱼肉、喝鱼汤，他却啃鱼骨头，连口汤都舍不得喝，即将走出草地时，他却因饥饿而牺牲。

 

文中提到的时间节点是1935年秋，“我”作为病号之一，随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原小说还提到了一个细节：解放军博物馆收到了梁志平中校送来的一枚鱼钩，并附着这样一篇说明，“我”就是梁志平中校。

 

解放军博物馆就是今天的军博，1958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博物馆，同时在全国全军开展了称为“献宝运动” 的文物征集工作。1959年3月，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问题来了，真的有一位梁志平中校和一枚金色的鱼钩吗？

 

 

短篇小说集《非正式谈判》中《金色的鱼钩》原文

 

1936年2月，红二、六军团（后改为红二方面军）路过贵州黔西，举家逃难到此的流浪儿王玉清，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红胡子”。

 

这支叫“红军”队伍，跟造谣他们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土豪劣绅，跟以前路过的各路军队完全不一样，买卖公平，说话和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镇压血债累累的恶霸，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受尽欺压的佃户，很多人这才第一次吃上饱饭，穿上新衣。

 

特别是监狱里那些无辜受害的穷人，国民党的县长林雁峰逃跑前，原本是要放火烧监，把“犯人”通通烧死的，幸亏红军来得及时，才没被害。红军打开监狱，请来铁匠师傅曹兴仁，带着铁锤、铁砧，砸开镣铐，放出了大家，还给理发，发给衣物和回家的路费，走不动的老人，红军竟然背出来，像对待自己家的老人。

 

屠户王少华，开小栈房的严玉春，开小面馆的柳和清等人，买了好多鞭炮去鸣放。

 

一位红军战士来到王玉清面前，和和气气的问道：

 

“小兄弟，你想不想当红军？红军不打人，不骂人，官兵一个样，是穷人的队伍。”

 

 

沿途参加红军的彝族战士在陕北

 

王玉清点点头，参加了红军。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黔西县，共有上千人跟着红军走了。

 

爬过雪山，进入草地，也就是今天的松潘草原。

 

所谓“草地”，并不是公园里的草坪，或者郊外厚厚的草甸子，它实际上就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沼泽地。不但荒无人烟，淤泥稀烂，积水苦涩，而且气候无常，风雨夹着雪花、冰雹，随时可能突然袭来，环境十分恶劣，连飞禽走兽也不敢涉足。

 

特别是由于前面已经有红一、四方面军一过草地，张国焘闹分裂，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决定，红四方面军回头二过草地，几万人从同条路走过，前头的部队采了野菜，等红二、四方面军三过草地的时候，找吃就更难了。

 

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为了保障更多兄弟部队的同志能走出草地，请湘赣苏区西征来的红六军团随红四方面军走在前面，他率自己的老部队红二军团担负总断后和收容任务。

 

 

1935年8月，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合影。站者右起：任弼时、关向应、李达、贺龙。前坐者为王震

 

走在前面，已有两次过草地经验的红四方面军，也尽力向红二方面军的战友们传授经验、提供帮助，还把直属队所有驮帐篷、行李的牦牛都留下来，以备后面同志的不时之需。

 

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红军筹到的粮食，仍然严重不足。难以下咽、不易消化的青稞炒面，很多人不到两三天就吃完了。而红二、四方面军过草地，即从今四川阿坝县的麦尔玛和查理寺地域出发，到达若尔盖县的年朵坝、包座地域，普遍需要八到十天左右的时间。

 

王玉清所在红二军团部无线电台的炊事班长，知道王玉清的炒面吃光了，就从自己所剩无几的炒面中，分了两把出来，说：

 

“我的也不多了，你要省着吃，不知哪天才能走出草地。”

 

王玉清哭了，问班长：“给了我，你怎么办？”

 

班长笑了：“走一步算一步吧？！”

 

走完长征路，到了陕北，王玉清就再也没见到他的炊事班长。只知道班长是湖南人，很早就参加了红军，是一名共产党员。

 

 

红二方面军长征路线图

 

中国有句老话：大旱三年，饿不死厨子。可在红军队伍里，饿死炊事员、炊事班长，却是常事。红一方面军三军团的一个连队，九位炊事员组成的炊事班，相继牺牲在长征路上，仅过草地就牺牲了五人，都倒在了锅灶前。而整个连队，除了战斗减员，没有因饥饿牺牲一位指战员。

 

吃完了炒面，只能靠挖野草、野菜充饥。草地上很多无名野菜有毒，吃不好是要死人的，为防止战士们中毒，贺龙同志要求由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干部组成野菜检验组，先行尝试后选出能吃的种类通报全军，不少党员干部因此而献出生命。

 

到了后来，连野菜、野草根也挖不到了，连皮带、枪带、皮鞋、皮包、马鞍等皮革制品也火烧水煮着吃了，连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同志都贡献出了自己的两条皮带。走出草地的时候，吃的就剩下半截皮带了，他在上面亲自用钢笔写了一行字：

 

“越吃越健康，将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这半截皮带，收藏在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上面仍保留着当年用刀分成一段一段的痕迹，皮带也不能敞开吃，必须有计划，节约着吃。

 

 

任弼时同志的半截皮带（国博）

 

吃皮带对几支红军都是很常见的事情，红军战士们在草地传唱过一首《牛皮腰带歌》：

 

“牛皮腰带二尺长，草地荒厚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尝。”

 

长征胜利后，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在《红二、六军团长征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回顾这段经历时，说

 

“特别是后卫部队更困难（如六师），到阿坝后还饿死了十余人，沿途饿死的很不少，死尸的口里是含着草的。特别掉队失了联络的战士，受饿的更多。虽然动员了一点粮食临时救济他们，但终于未得到完满的解决，沿途烧牛羊骨头、牛皮吃的常可以看到。

 

阿坝通包座路上有许多地方无野菜，或者很少，已被前头部队摘完了，所以最后几天既无粮食又无野菜，真是很难支持下去。”  

 

 

王玉清同志那枚金色的鱼钩（军博）

 

有的同志又想到抓鱼的办法，草地中处处皆是小沟泥沼，除了常见的白鲢、青鱼、鲤鱼，还有很多叫不上名的无鳞鱼。可是抓鱼也不容易，红军没有准备渔具，最初只能徒手下去抓，一不小心掉进泥塘，就出不来了。

 

王玉清想到一个办法，部队发给战士们整理内务缝补衣物的缝衣针，烧弯了不就可以可以做成鱼钩？有针就有线，鱼线也是现成的。说干就干，没多久就钓到两条半斤重的鱼。再找来枯枝，升起火，用脸盆煮起鱼汤来。鱼香把同志们吸引过来，每人都分到了一碗鱼汤。后来，战友们也学着王玉清的办法钓到了鱼。

 

解放后，老红军王玉清把珍藏多年，已经长满了红锈的鱼钩，送到了军博，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军博看到的那枚金色的鱼钩，也就是课文《金色的鱼钩》的原型，更巧合的是当时他的军衔也是中校。

 

除了王玉清这个红小鬼，红二方面军的军政首长贺龙、任弼时同志也在想办法钓鱼，分给伤病员吃。特别贺老总，他可是老钓客了，水里有没有鱼，什么鱼爱吃什么食，爱在哪一水层活动，心里都有数，所以每次钓鱼都满载而归。

 

 

贺龙的长征渔具（贺龙纪念馆）

 

在湖南桑植的贺龙纪念馆里，保存着贺龙同志当年过草地钓鱼的渔具，车盘、鱼线和诱饵袋，这组革命文物是解放后由红二方面军的军医官贺勋臣之妻高桂香捐赠的，老红军贺勋臣既是贺龙的桑植老乡，也是草地钓友。

 

红二方面军的整治工作总结中提到：

 

“发动钓鱼作为补充食料，草地鱼易钓，很多人都可钓到，但无盐无油，其味很腥。”

 

不光红二方面军在钓鱼，同行的红四方面军也在钓鱼。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同志，把一枚别针弯成了鱼钩，接着用补衣服的麻线，系到钩上，最后又砍来一根树枝条，刮刮整整，作了钓鱼杆，一套的钓鱼工具就制好了。

 

为了让同志们少受饥饿折磨，朱总司令总是想法设法多钓鱼。每次行军，就催马急行，穿过行进的队伍，跑到前面找有鱼可钓的沟洼，钓上一会，队伍过去了，他又赶到队伍前面去，寻找新的“鱼场”。队伍休息的时候，也顾不得休息，赶紧找个河沟钓鱼。

 

 

红军总司令朱德

 

朱总司令钓的鱼，因此总是比别人多，可他却很少舍得吃，顿顿吃野菜。警卫员们看到老总的眼窝深深地陷了进去，原来宽厚四方的脸变得狭长了，两颊的颧骨更加突出了，非常心疼。

 

这些警卫员都是特意派来的红四方面军战士，作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坏得很，故意打压侮辱朱总司令，因为朱德同志不跟他反对中央北上的正确道路，所以张国焘撤换了朱德同志原先从红一方面军带来的警卫员，都换上四方面军的。没多久，这些红四方面军战士，都被朱总的言传身教彻底感动了。

 

三大主力会师会宁（今属甘肃）的时候，中央红军卫生总顾问乔治·海德姆，一位美籍黎巴嫩裔医学专家，见到了朱德和张国焘，还有诸多走出草地的红军指战员。

 

海德姆医生很纳闷：

 

“朱德瘦成了精，张国焘又高又胖，其他人身上没有一盎司的赘肉，他（张国焘）这样的胖身材是怎么保持的？”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有比较就有伤害。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与张国焘（左）

 

在艰苦的草地行军中，共同的革命目标和阶级情谊，把红军指战员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不管是红二方面军，还是红四方面军，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他们互相鼓励、互相扶助，手挽手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即便是素不相识，当同志们有需要，就会有人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献给别人。

 

红四方面军三位掉队的女红军，小王、小倪和小陈，都是四川人，遇见了因病落在后面的红二方面军战士周大才，这是位贵州同志。二话不说，她们就把仅有的一点药和盐巴，都贡献出来，挽救了已经生命垂危的周大才，还拿出一床被子，为周大才盖上。周大才苏醒后，也把营长给他的一点炒面，分给已经断粮五天的战友。

 

女红军们感动得直流泪，小王要给周大才一块银元表示感谢。周大才着急了，摆着手说：

 

“这些粮食是我的，也是你们的，我们都是红军，都是革命队伍的人，我们是一根藤上的瓜，苦在一起，甜在一起。”

 

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大于天。

 

 

毛泽东（左）和朱德（右）

 

自红军初创之时起，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以身作则，与官兵“有盐同咸，无盐同淡”，35岁的毛委员、42岁的朱军长和一、二十岁的战士们一起挑粮上井岗。

 

过草地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总是把担架、马和雨伞让给伤病员。当了解到伤病员因缺粮而造成危难时，他就立刻指示副官处杀掉自己的马，把马肉分送给各连队的伤病员。而他自己，每天和战士们一样吃着青稞野菜汤，不要一点马肉。

 

副官处的同志好心为他留了一小块马肉，说这是您的马，您总要分一块吧？可毛泽东同志却说：

 

“马肉是分给伤病员吃的。我没病，不能吃！”

 

这就是《金色的鱼钩》背后的故事，这就是永远的红军精神，也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人民军队能碾压一切强敌的秘诀，也是红军指战员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油画《红军过草地》

 

习近平同志说得好：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尾声

 

 

马海德（右）与白求恩（左）

 

1937年2月，已经改名“马海德”，可以说着一口地道的陕北方言，身穿红军军服，打着一丝不苟的绑腿，随时携带听诊器和手术刀，努力为战士和群众治病的乔治·海德姆医生，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战士们和群众们称他为“咱们的马大夫”。

 

 

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的王玉清（右）

 

1940年8月，“百团大战”中，已经19岁的王玉清同志，作为八路军一二零师的副排长，火线入党，挺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带头冲向鬼子，随之硝烟里响起一声撕破黑暗的呐喊：

 

“共产党员，跟我上！”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来源：党人碑的熟人茶馆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