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乱、暴力、破坏……两个月来，一群群“黑衣人”在香港循环上演着这样的景象，他们打砸纵火、地铁堵门、围殴游客和记者……更让人们痛心的是，当这些“黑衣人”摘下口罩时，他们的脸上还透着尚未褪去的稚气。“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教科书，就会有什么样的年轻一代，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和未来。”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石欧说，教科书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文本，教科书是国家意志、文化传统和学科发展水平的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手段。但遗憾的是，目前香港的教材与内地并没有形成“对接”。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顾敏康近日在媒体上撰文指出，香港的通识课教材缺乏监管，通识教育自2009年始，各版本课本无须送审。部分持反对派立场的老师就参与了课本编写工作。

再看看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的报道《法院首次详细披露！新疆问题教材危害有多严重？》《新疆问题教材竟使用长达13年 荒谬至极！》。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新疆的暴力恐怖事件为何屡禁不绝？其原因之一就是以沙塔尔·沙吾提为首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以突出“地方特色、本民族特色、体现本民族历史文化”为幌子，将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极端等内容编入少数民族语言教材，在新疆印发近2500余万册，面向232万名维吾尔族在校学生及数万名教育工作者，使用时间长达13年之久。在上述教材影响下，阿不都沙拉木·阿不都外力、木太力甫·库尔班等人（均已判刑）参与实施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活动；阿布力孜·热西提（已判刑）参与实施了“4·30”乌鲁木齐市火车南站暴力恐怖犯罪活动；阿提坎木·肉孜（已判刑）参加中央民族大学原教师伊力哈木·吐赫提为首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并成为其骨干。

“教材是一块‘肥肉’，出版商在每个省都安排专门人员甚至团队跑关系，使出各种手段对相关领导进行公关，想尽办法为自己的教材攻城略地。”西部某省教育厅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说。北京一位资深教材出版人士也坦言，仅中小学教材一项，每年市场规模就高达３００亿元。每一次教材更换，都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割。“金钱开路，左右地方教育部门选用教材”，是教材出版界的潜规则。“一家出版社在某省的代理商，为把教材打进某市，一次拿出２０多万元给当地教育部门，结果该地区教育部门领导不顾教育部不许中途更换教材版本的指令，一个学期内就把一至九年级的某主科教材版本全部换成了代理商推销的教材版本。”教育部西南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安平说，一些地方教育部门随意调整已经选定或正在使用的教材，教材选用委员会权威得不到保障，部门或个人从中捞取好处。

郑渊洁在辅导小孙女学习的时候，对语文教材提出了质疑态度，于是把小学阶段的所有语文课本都找出来读了一遍，内容让他大吃一惊，说“简直是误人子弟”；对课本主编监守自盗，将自己的作品塞进课本，认为他们的“吃相很难看”。

从二年级上册开始，负面形象常常选用中国人的故事，正面形象则选用外国人。到了二年级下册，课本里开始疯狂出现大量外国人好人好事的文章，中国人在里面的形象，基本就是《一分钟》里贪睡不守时的元元，《蓝树叶》里自私小气的形象。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语文课本，中国人好的形象在哪？只有在一年级上册里的古人司马光和曹冲里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