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美国金融化会逆转吗？

王今朝：美国金融化会逆转吗？

2021-10-14

《挑战》杂志是美国一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致力于宣传新凯恩斯主义的双月刊杂志。长期以来，它发表了大量的关于世界经济的思想性文章，获得了重要影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馆长期订购这本杂志。2020年第4期的《挑战》杂志推出了一篇封面文章，《逆转金融化并修复政府》（“Reversing Financialization and Restoring Government”），并作为该期首篇文章，从而提出了美国逆转金融化的问题。虽然在中国已经翻译出版了西方大量讨论金融危机的著作，然而，讨论美国逆转金融化或去金融化的文章还不多见。美国逆转金融化是否可能呢？

一、1870-2010年的美国金融发展：从放任到监管到放松管制再到加强监管

今天中国人所了解的美国金融仅仅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上台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产物。如果说，摩根、洛克菲勒银行系统原来还只是在金融界拥有呼风唤雨的能量，还只能在交易中展现其重要的影响力，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强大到能够控制美国的产业政策和政府政策了。里根似乎根本不相信政府，他说：“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是问题本身”。里根上台代表着美国经济社会金融结构的重大变化。他借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私人资本的发展。这是一个存在内在矛盾的立场。

1870年被认为是美国GDP超过英国GDP的年份，在金融学里也被认为是美国的投资银行进入金融舞台的年份。在这一年，雷曼兄弟公司才从最初的干货店和后来的一个地方企业变为参与纽约棉花期货交易所创建的有了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在前一年，高盛公司才刚刚创建，只有一个办公人员和一个兼职记账员，从事商业票据交易。创始人马库斯·戈德曼每天沿街打折收购商人们的本票，然后在某个约定日期里由原出售本票的商人按票面金额支付现金。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投资银行才成为美国金融界的明星机构。

1913年的美国人均GDP超过英国人均GDP的年份。这时，虽然美国的银行家已经开始成长，并且诸如老摩根这样人与伦敦金融圈内外勾结，具有了策划金融恐慌、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能力，但直到1916年，小摩根为英国的20亿的军火交易索要2%的佣金，还受到了他的美国同行的质疑，许多至交与他断交。这说明，这时的美国银行家还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情怀。虽然美国投资银行对美国经济20世纪20年代的过度繁荣有着推波助澜之功，但在大萧条发生之后，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切割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1933年银行法》还是通过了。

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美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个核心关系。如果投资银行自身能够从商业银行得到资金，或者自身就是商业银行的一部分，那么，它就可能持有过多的自己发行或由其它投资银行发行的证券。反过来，如果商业银行可以从事投资银行业务，那么，对于商业银行的所有者来说，其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就是用商业银行的存款去购买其投资银行承销的证券。这样，商业银行的所有者就可以从投资银行业务中获得巨额的仅从商业银行业务中所无法得到的利润。这既为操纵证券价格提供了可能，也为金融危机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机制。

《逆转金融化并修复政府》一文把1945-1975年成为新政时代。也就是说，在其作者看来，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后，他的政策还延续了30年。实际的情况可能还不止。因为《1933年银行法》一直持续到1999年才被克林顿总统正式废除。在新政时代，美国人民享受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和繁荣，虽然不无危机，但增长率接近4%，低通胀、上升的工资、下降的不平等和比较稳定的金融系统。

然而，里根上台意味着美国政策环境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说罗斯福推动了美国政府权力的扩大，肯尼迪把充分就业作为美国政府的最重要的政策目标，那么，里根持有几乎完全相反的理念。他认为，“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而既然里根这样认为了，里根也就扶持美国学术界中的新自由主义者了，这些人包括弗里德曼、哈耶克、布坎南等经济学家，因为里根需要得到他们的理论上的背书。这样，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教条就在美国复活了。在20世纪80年代，斯密教条的这种复活意味着一种亲资本的意识形态，意味着大公司的利润的上升，同时也就意味着普通美国人的生活的下降了。在金融界，这意味着解除对于金融机构的一切管制。这样，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的金融创新也就没有了政策上的应有的限制了。

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也不无危机（如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但直到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然后诱发2008年经济危机，美国宏观经济学家一直认为，美国的经济危机被驯服了。经济危机虽然发生过，但都问题不大。21世纪第一个十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影响是巨大的。它迫使美国人进行反思。反思的成果之一就是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被认为是“大萧条”以来最全面、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可与《1933年银行法案》）比肩。然而，在奥巴马政府通过这一法案7年之后的2017年2月，新上任一月的特朗普总统下令对《多德-弗兰克法案》进行全面审查，大幅缩减该监管系统。

二、美国逆转金融化何以困难

《逆转金融化并修复政府》一文提出的主张是合理的，实际上，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就已经在实施去金融化战略了。而中国也提出了脱虚向实的战略。事实上，如果华尔街坐大，它就必然形成与政府权力的抗衡。二者之间存在一个此大彼小的关系。这样看来，美国逆转金融化是有必然性的。然而，这是非常困难的。

第一，逆转金融化需要有一个有利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一个卓越的政治领导人。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为罗斯福新政的出台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而罗斯福本人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今天的美国，政府已经用政府救助和量化宽松等政策缓解了2007年金融危机和2008年经济危机所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化解了由危机所创造的社会变革压力。特朗普上台后还遏止了奥巴马所开启的变革。拜登总统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但还没有表现出能够策划重大变革的能力。未来的美国总统所面对的重大任务就是消化由里根所创建的新自由主义影响，就像里根消解罗斯福的影响一样。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第二，金融不是独立的，而是与所有制相联系的。中国在计划经济年代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金融体系不断简化（如取消证券交易所，撤销商业银行等），这就使得金融不至于过度生长，能够很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而美国金融结构（包括金融工具、金融机构）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美国的央行是私人银行（虽然美国政府也占有美联储20%股份），美国企业主要私人企业，它的发展过去主要依靠投资银行发行股票、债券融资，特别是美国金融机构绝大部分是私人的，私人企业要赚取利润的。美国去金融化必然压榨美国金融界的利润空间，而金融界的私人资本一旦受到压制，又难以转为实业资本，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金融资本必然转向美国本土以外发展。这样，美国的逆转金融化就会变成金融资本的去美国化了。然而，美国金融又是美国国力的重要支撑，金融资本向国外的转移会如实业资本向国外转移削弱美国实体经济一样削弱美国金融，从而削弱美国国际地位。这样，美国在逆转金融化的问题上就必然处于一个两难困境了。

第三，《逆转金融化并修复政府》一文说，“它所提出的主张一个也不会实现，除非人民发展强烈的要求”（None of this will occur unless people demand it）。然而，美国资产阶级对人民安抚、镇压并用，美国人民还不可能如1927-1976时期的中国人民那样起来反抗旧的社会。连美国共产党都承认这一点。

综合以上，在短期内，美国逆转金融化是难以取得实效的。然而，美国不能，并不意味着其它国家不能。重要的是，《逆转金融化并修复政府》提出了一个好问题。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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