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说：“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要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究，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说：“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做好中国的事情、讲好中国的故事。

一

讲好中国故事，是中国崛起之路上需要同步跟进的一项话语技能。要让中国崛起之路上的故事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认识中国、认可中国、接受中国，让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民族的世界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真正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而不再是“中国威胁论”，那么可以说，中国为世界又做出了一个比较大的贡献。

“中国威胁论”最初起自西方近代建立在其殖民主义思想之上的一种看待中国的“黄祸论”思潮，尤其列强在侵略掠夺、瓜分中国的几十年中，尽管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但中国人民一次次不屈不饶的反抗，让他们感到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是不可能象其他殖民地那样轻易被瓜分，不可能象南北美洲、非洲、亚洲其他国家那样实行殖民统治，他们同时也看到，中国人中的先进分子从英国轰开中国大门的时候起，就努力寻求着富国强兵的道路。西方列强从心里害怕一旦中国醒来走上振兴，会不会向西方报复，加之欧洲历史上曾深受蒙古帝国蹂躏，他们将这种恐惧，称之为“黄祸”。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彻底赶跑了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西方又将这种恐惧上升到了“中国威胁论”，以为共产主义中国将危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安全。当年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体系，但并没有直接威胁到颠覆西方国家政权，推翻他们的资产阶级统治，而是支援或者声援第三世界各受压迫的民族从西方殖民体系中独立与解放出来，这是人类正义之举，而不是与西方国家搞武力对抗。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向国内建设上来，韬光养晦，抓住战略机遇期，一心一意谋发展。西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以前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更不存在。

经过四十多年发展，我国飞速进步，经济总量直追美国，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全力、迅速地崛起，正在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相比于中国，世界第一大国的美国已显现出发展迟缓，甚至衰落的景象，在欧洲，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往日风光不再，发展同样驻步不前，其他还有如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无奈地眼看着中国飞速发展，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心理上多多少少产生了某些不平衡心态，也许还有些嫉恨。

中国是一个国土辽阔、十三四亿人口的大国，如此体量的一个曾经被他们数次打败，并向他们割地赔款的国家，如今却发现中国已不再是旧记忆里的中国，而是一个已然强大起来的庞然大物，并在超越着他们，可以说，“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又被顺理成章地拿出来，而且欲图共同联手，以此为理由遏制中国的崛起。

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十三四亿中国人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不会为任何外来势力所阻挡，同样在复兴进程中，也不会威胁、侵略、掠夺别人，关于这一点，中国领导人在建党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已公开表明。

我们伟大复兴的步伐不会止步，在面对周边国家乃至西方的不解、排斥甚或敌对的情况下，需要我们对外要讲好中国故事，消解某些国家和民族多少所产生的恐慌，化解对中国接触不多、不了解的某些国家和民族的错觉，也要以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从敌视中国的阵营中瓦解其势力，转向到理解、同情和支持中国的立场上来。由此，讲好中国故事是我国对外宣传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伴随实现民族复兴同步而行的必不可少的工作。

二

回顾我们的对外宣传，之所以国际上有不少不了解、误解，以至心生敌意的的情况，除了政治上长期视中国为敌的顽固反华势力外，单从我们自己来说，多少与我们还没有讲好中国故事有很大干系。

我们还没有讲好中国故事，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官方色彩过重。对外宣传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我们的一切对外宣传，不论客观与否、正确与否，因此都被涂上了浓厚的官方色彩，降低了吸引力和说服力。

（二）宣传队伍单一。目前外宣在语言、文风、内容上，以至思想上都比较偏重政治性，不够灵活丰富，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偏少，主要原因还是外宣队伍都在官方专门部门，而积极想发声的社会各界人士受到制约，在国际上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作家、学者比较少，受到国家支持并向世界推举的作家、学者就更少。

（三）内容形式单调。当下的外宣不仅侧重于政治方面，过于强调我们的政党制度、国家制度、社会制度等等的优越性，而且讲述风格简单、结论直接，容易使外人感到某种宣传的假，难以让人愉快轻松地接受，若对中国存有偏见，则直生反感。所以我们外宣用功很大，但实际宣传效果并不太好，成效不大。对某些外宣内容，作为国内之人，有时也认为那只是外宣的需要。

（四）缺少我们自己的话语权体系。对外宣传中，常常套用西方的概念、逻辑，以及单方面迎合西方口味。但这种套用与迎合，因中西思维方式、价值观的不同，有时却适得其反。如参加某些奖项的评选，以为是讨好了西方，但西方却借此更加抹黑中国。

（五）过于急功近利。我们对外宣传中，往往缺少恒心恒力和长久为功的定力，一旦发现成效不大，则马上改变。其实，宣传就是获取人心，这种朝秦暮楚，会使人感到目的性太强，一旦被人看到其中有不实成分，远离或者厌恶是不奇怪的。宣传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旨在感染他人、影响他人、团结他人，让更多的人认可与接受自己，愿意与自己交朋友的获取人心的慢功夫。

三

要改变这些不足，需要努力找到能巧妙地达到我们对外宣传的目的，取得成效的途径，则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些改进：

（一）对外宣传工作，需要根据我国国情，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支持指导下，建立起一支体制内外结合的宏大人才队伍。除了外事部门和对外新闻机构需要完成对外宣传的职责外，应该广泛利用来自国内外社会方面的积极人士以及有关机构、企业也参与进来，多些非官方的声音，尽量降低当前外宣政治色彩较浓的问题。

在对内管理上需要有所放松，如有国内作者在海外发表了某些与官方不完全一致的声音，只要拥党爱国的基本立场没有问题，应该宽容对待，不必上纲上线，更不得与其工作和家属搞“连坐”。海外亲华的作者，也不得与其国内的亲属搞“连坐”。适当放宽限度，减少过重的政治色彩，就是让境外看到到中国社会也是自由多元的。

对于国内外的有关机构或新媒体，可以与之采用合作或指导的形式，发挥他们自由、多样、灵活、接触广泛的作用。对外宣传不能只见官方，否则形式是单一的，力量是单薄的，要将中国故事讲给二百多个国家的人们听，将十三四亿人的故事讲给六十亿人听，单靠官方是做不到也做不好的，必须调动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友好力量来做。

（二）在宣传上应有创新和突破，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概念、逻辑说话，要打破西方话语权体系，形成一套由中国主导的话语权体系。

西方率先掌握了现代科技，长期占据世界舞台的中央，他们的学术思想、标准、路径、概念、方法及其价值观、思维方式，构成了一整套的话语体系。我们国内也习惯照搬这套话语体系，习惯以西方视角俯视中国，相比于意识形态，这种习惯更加有学术的色彩，影响更广，要打破更难。中国要真正实现复兴崛起，最后一役必须要突破西方主导，起码在世界一定的范围内有中国所主导的话语权，否则我们只能算一个地区强国。

如在突破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有无穷的智慧与力量。当今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等，除了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之外，其实很多方面是与我们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比如现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优越性，这次所表现出来的武汉抗疫的胜利，其实这些都是深深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历史中，是与古代人民大规模修筑长城、开凿大运河等等超大工程有紧密的历史传承的。区别在于古代的集体工程是少数统治者组织动员无数被统治者，而社会主义中国，则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来组织动员，无数人民群众来响应，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形式上则是传承。如果西方更多地了解我们的历史，也许就能理解和接受我们现代的一些思想和做法。

要突破西方的文化垄断，我们可以开设一些奖项，如儒家思想现代化方面，中国作为儒家文化圈的主体，可以首先利用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某些共性，开设文化研究与创新，奖项要设高一些，这样才有更大吸引力和影响力。第一步可以先要主导东亚地区的话语权影响力，再次逐步走向世界。

（三）我们要利用好西方亲华人士的作用。要敢于信用、培养对华友好、有一定影响力的西方人士多为中国说话，用他们的人向他们讲好中国故事，就如当年的斯诺一样。如果选对人的话，是比我们自己向外宣传要好得多，大有事半功倍之效。国与国之间相互渗透是无可厚非的，西方同样也在中国寻找和利用为他们说话之人。比如，日本邀请国内某些公知作家访问日本，优厚接待，目的是专为日本讲好话。同样，我们信用他们的亲华人士来为我们讲话，也是不输理的，有的完全可以公开做，有的则可以背后进行。

（四）尽量在表面上减少政治色彩较浓、简单直白的对外宣传。要与西方拉近亲和力，如果目的性过强，对方必然会产生抵触甚至反感厌恶，所以目的性不能显得过强。任何宣传都有其目的，但方式方法则可以巧妙，这种巧妙，就是讲好故事的一种大本领。

我们还可以多向西方宣传中国的历史、饮食、习俗、地理、城市建设、人民生活、感人事迹等等，其中切不可过于吹捧，要展现出一种实事求是的讲述心态。如果可以，也可以讲讲中国还存在的问题、不足，以至做的不好的地方，让人感到我们不隐晦，是诚实的。

近年拍摄的《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就在西方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是西方无曾接触过的、非常感兴趣、能够打动他们的东西。

在内外两种宣传上，还是要尽可能在关键节点上要保持某些一致。信息时代，尽管有内外宣之别，但国内一有东西，也会快速传至国外，如果同一东西在内外宣上差别过大，说法两立，那么外宣给境外之人的感觉很可能会先质疑，这是不是政治宣传？

一切宣传，要懂得潜移默化，一味地突出什么、想快速得到什么，却往往得不到。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中国人的确不如欧美等民族的人更会讲故事。如以电影为例，我们的电影，以前是见了开头也就猜到了结尾，后来滥用大场面、豪华装饰掩盖其故事情节的简单无聊，因此我们的很多电影缺少思想性和艺术性，整个故事显得浅显，这说明我们真的不太会讲故事。而西方很多电影，有的要么回味无穷，要么惊奇连连，要么悬疑连环，要么情感细腻，思想性与艺术性很强，所以外国大片在中国的票房普遍较高，也有很多中国人专爱看外国电影。这就是在讲故事上我们与西方的典型差异，我们中国人要学会讲故事，是需要向西方学习的。

（五）要特别重视文化在外宣上的润物细无声的强大作用。

再以中国饮食文化为例，它是近些年在海外影响扩大非常快的一项中国文化，有走向世界的趋势。上月印度商务部长因疫情宣扬要抵制已遍布印度的中餐，但却遭到印度人的强烈反对，经营中国餐的不是中国人而都是印度人，印度人如今已对中餐爱吃到了疯狂。如今中国餐饮在世界各地都有着很不错的影响力，中国餐征服了很多民族的胃口。再如中国的春节文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已将春节定为当地的一个重要节日。每逢春节，已出现全球各地一同共度的春节文化景观。端午文化，亦是如此。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其文化在本质上与其他文明没有激烈冲突，是完全可以相近相融的，这也是我们很多优秀文化之所以为其他文明的人民所接受所喜爱的主要原因。

孔子学院的开办已遍及许多国家，这又是中国文化向外宣传的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文化的输出，最是润物细无声，又最能持久的，这是文化外宣的一个规律，不能违背其规律性。

（六）在对外宣传上要坚持长期投入，久久为功，不可急功近利，切不能冒进。要将发现培养宣传人才、组织宣传队伍，联合海内外社会各界积极人士讲好中国故事，要作为一项持久的文化工程去做，不要指望每一项工作都能取得成效，没见成效但又不能因噎废食，所以坚持长期宣传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最后要说的，任何对外宣传，本质上都是真实的自己向外的一种展示，所以说到底，我们自身的真正实力与形象才是一切宣传的根基。任何宣传，无非是形式对内容的一种外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富强，也许就不再需要主动的对外宣传了，但复兴崛起过程中，这种外在形式的宣传又是必不可少的。外宣中还要注意与世界各民族平等友好、相互尊重和理解，切忌狭隘民族主义的膨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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