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玫 章慧丽：穿越时空 与先辈对话——访陈独秀的孙女陈长璞

 

 

1921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翻开中国近现代史书，其中写满了国家的积贫积弱、创剧痛深，人民饥寒交迫，抗争风起云涌。那是一个血雨腥风、风雷激荡、波谲云诡的年代。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下，谁能领导中国人民求得民族独立和解放，谁就将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铁肩担道义”，陈独秀、李大钊站了出来，“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留下了一段历史的佳话，翻开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页！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从稚嫩到成熟，走过了整整100个春秋。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历史的机缘使“南陈北李”的后人和安徽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为隆重庆祝党的百年华诞，本刊编辑部记者在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程中才的带领下，特别采访到陈独秀的孙女陈长璞，请她站在自己的视角回溯历史，以此呈现她与先辈心神交汇的对话，以孙辈和党员的双重身份解读百年建党历程。

 

2021年的立春比往年早。1月中旬，已临近春节，虽然还是冬天，但阳光很好，空气中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在安庆市迎宾馆，我们见到了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的幼女陈长璞。年近七旬的陈长璞开朗直率、快人快语。陈长璞介绍说，她也没见过自己的祖父，但通过父亲的讲述，又阅读了与祖父同时期的人留下的著作或回忆文章，在修建独秀园的过程中也收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对祖父有了更全面、深入、立体的了解。在近3个小时的采访中，她向我们讲述了祖父陈独秀和伯父陈延年、陈乔年的革命往事，讲述了陈家后人低调朴实的生活。

 

 

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程中才、党史纵览杂志社总编辑周平等与陈长璞交谈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2019年10月，在陈独秀140周年诞辰之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发表了集体署名的纪念文章。文章指出，陈独秀“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主要传播者和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巨大功绩，是不可磨灭、永载史册的”。提起这一句官方的高度评价，陈长璞双眸里光芒灼灼，言语间自豪满满。她打开话匣子，向我们谈起了祖父在建党前后的艰苦历程。

 

陈长璞说，我的爷爷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在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桀骜刚烈的个性，不喜八股文章，挨了其祖父的打也一声不哭。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高祖曾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乡试落榜后，爷爷不仅没有懊丧，反觉“意外有益”，从此与科举彻底决裂了……

 

 

陈独秀像

 

1901年，陈独秀到日本自费留学，1902年加入东京留学生组织的革命团体“青年会”，思想转向革命派。1903年，他在安庆藏书楼发起爱国演说会，在当地知识界引起了极大轰动，开始成为安徽地区反帝爱国运动的领袖。1904年，他创办《安徽俗话报》，启发民智，宣传新思想。1915年9月，陈独秀主持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擂响了思想解放的战鼓，掀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1917年1月，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极力推荐下，陈独秀进京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将新潮的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带入北大，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被迫离京，大批学生被捕。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爷爷不顾自身也处于危险之中，‘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他激愤地拍案而起，奋笔挥就一篇战斗檄文《北京市民宣言》，向当局提出5项诉求，并旗帜鲜明地表明‘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唯有直接行劝，以图根本之改造’。他还像一名出征的战士一样跑到公共场所亲自散发印有宣言的传单。6月11日晚，他在散发传单时，被京师警察厅逮捕。大钊爷爷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将学生罗章龙等人召来，与他们商量营救的方法。当爷爷出狱后，大钊爷爷很高兴，作了一首诗：‘从前我们的“只眼”忽然丧失，我们的报便缺了光明，减了价值。……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好像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谈起祖父这段传奇经历，陈长璞如数家珍。

 

 

被捕入狱的陈独秀

 

1920年2月，陈独秀来到武汉，发表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初步提出要打破阶级制度、继承制度和遗产制度。这让北洋政府当局大为惊骇，京师警察厅埋伏军警试图再次拘捕返回北京的陈独秀。事先探知消息的李大钊等人将陈独秀提前接走。2月中旬，经商议，李大钊决定陪同陈独秀坐骡车到天津，让陈独秀从天津乘海轮赴上海。于是，在去天津的路上，二人演绎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关于这段经历，《新青年》编辑部编辑、安徽同乡高一涵后来在一篇题为《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李大钊）“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们两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后来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有人传为‘南陈北李，微服出京’，叙说陈、李友谊深笃的一段佳话。当年征宇（即罗章龙）也曾作诗赞誉李、陈二先生。诗云：‘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李大钊笔名）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陈长璞说，我爷爷和大钊爷爷二人性格迥异却很是投缘。大钊爷爷性格沉稳，沉默严谨；而我爷爷则刚烈不羁，倔强不屈。自新文化运动到大革命后期，两人有着10年的交往。大钊爷爷英勇就义后，爷爷曾对人非常钦佩地谈到这位老友，他说：守常（李大钊字守常）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从外表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一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平生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爷爷还自愧自己差之远矣，真诚地评价：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那段时间，陈独秀非常忙碌，一直在四处奔波、不断联络，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倾注了大量的心力。

 

1920年4月下旬，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翻译杨明斋来到上海，他们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和陈独秀举行了多次密谈。5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陈独秀为负责人。这期间，陈独秀致函北京大学张申府，商量组织政党的事，并征求党的名称的意见，他在信中叮嘱：“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李大钊和张申府商量后,复信陈独秀，认为应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就叫共产党”。

 

6月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推举陈独秀为负责人，并起草党的纲领草案十条，明确指出党要“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老渔阳里2号正式成立，陈独秀为书记。

 

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出刊，刊登了陈独秀《谈政治》一文，并开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从侧面宣告《新青年》已是共产主义刊物，新文化运动由思想启蒙转向社会实践。从这一期起，《新青年》成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它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理论准备。

 

 

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增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

 

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李大钊北大图书馆办公室成立，最初成员为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

 

在上海及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络推动下，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建立起来。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相继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日本、法国，成立了由留学生和华侨中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上册）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据1921年的一份重要档案文献记载：“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陈独秀以其独有的政治声望和坚毅的革命精神，从事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活动。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和顽强工作，才使得散布在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毛泽东后来说：“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正是因为如此，陈独秀在1921年7月因忙于政务缺席党的一大时，仍然被选举为中央局书记，并且在之后党的二大（1922年7月）、三大（1923年6月）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党的四大（1925年1月）、五大（1927年4月至5月）上，被推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建党时期公认的党的领导人。

 

亲人眼中的陈独秀

 

2021年是建党百年，全国上下掀起了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潮，大量的文艺作品也纷纷反映“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历史，陈独秀的形象也多次出现在屏幕上。早在1991 年，电影《开天辟地》第一次比较正面地展现了陈独秀的形象；2001年的电视剧《日出东方》，2011年的电视剧《开天辟地》《中国1921》、电影《建党伟业》，以及今年播出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和即将放映的电影《1921》《革命者》等等，都生动再现了陈独秀探索、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创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不凡经历。但是文艺作品再优秀的演绎也不能取代陈长璞心中亲人的形象。那么，在孙女的心中，祖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陈长璞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与早在1942年就离世的祖父未曾谋面，她也是通过相关书籍、文艺作品以及从父亲那里感知自己的祖父的。祖父的革命思想从民主共和到马克思主义，最后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毕其一生，都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

 

她说：“作为孙辈，我们4个兄弟姊妹中只有大姐在她小的时候见过爷爷，年幼的我们也并不很清楚爷爷的事。爸爸也很少提及。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爸爸才将爷爷的事情讲给我们听，才带着我们去给爷爷扫墓。”从20世纪80年代起，陈长璞一直致力于陈独秀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对祖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于1995年创建了陈独秀生平陈列室，宣传陈独秀的思想。在亲人们眼中，陈独秀是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他的许多著作，特别是早期著作，时至今日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的人格魅力和文化魅力一直为人们所景仰。

 

在陈长璞看来，祖父陈独秀首先是一名纯粹的爱国者。他在安庆成立安徽爱国会，创办《爱国新报》，发表爱国演说，办《安徽俗话报》，目的就是要用老百姓看得懂的话，向民众宣传革命道理。正是以他为代表的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担负起民族解放的大义，以唤醒昏睡中的中国民众为己任，指引中国走向一条跨越东方传统封建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第三种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他始终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心，将革命视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他的一生都在为中华民族摆脱被奴役的地位、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而奋斗着。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陈独秀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忱。1932年10月，陈独秀第五次被捕，最终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判处徒刑13年。对此，他在法庭上回击说：“予固无罪，罪在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而开罪于国民党已耳。”

 

 

1932年在狱中的陈独秀

 

在奋斗过程中，陈独秀真正做到了“舍小家，为大家”。陈独秀出生时家境富裕，后来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月薪300块大洋。有人计算过，按照当时的购买力，一块大洋相当于现在人民币100元，算下来，他的月收入大约3万元，再加上稿费、版税、兼课外快，确实算是高收入，且社会地位不低，颇受社会尊敬，可谓拥有荣华富贵。可他却抛却了这一切，成为职业革命家。为了革命，他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儿子，自己一生5次被捕，第一次被捕即“被绳绑，拟即枪决”。面对死亡的威胁，他却怡然自处：要枪决，就快点!这些都是因为有着“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在支撑着他。

 

同时，陈独秀也是一个光明磊落、心胸坦荡的人。正如鲁迅说的：“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邓小平也曾评价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人。“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这句诗正是他的人生写照。他身上并没有旧社会文人的酸腐气，一身硬骨头，宁折不弯。在狱中，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单独面见他并向他求字，他挥毫写下“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出狱后，蒋介石请他出任国民党政府劳动部部长，被他拒绝；国民党政府出资10万元请他另立党派，遭其痛斥。直到他晚年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也未曾屈服。

 

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年的父子情

 

陈长璞介绍说，陈独秀性格刚直不屈，自己5次被捕仍初心不改，对待同为革命者的两个儿子，也要求十分严格，在外人看来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1915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返回上海，开始筹办《新青年》杂志。就在这时，他接到了安庆老家的来信，得知延年、乔年兄弟俩想出来读书的消息。陈独秀感到儿子已经长大，应当让他们出来闯一闯。因此，他对延年、乔年兄弟俩的想法表示赞成，并回信让他们立即到上海来。兄弟俩于这年冬抵达上海。那时延年17岁，而乔年才13岁。

 

初到上海时，兄弟俩一度与父亲住在一起。但没过多久，他们就从父亲住处搬出，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晚上还要去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学习法文，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当时，陈独秀每月从自己的稿费中拨付5元给兄弟俩作为生活费，这些钱只够维持他们最低的生活水平，剩下的开支全由兄弟俩自己谋取。平时，兄弟俩只能“食则侉饼，饮则自来水”。由于生活艰苦，“故颜色憔枯，人多惜之”。而两个少年自己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有意识地要在艰苦环境中磨练自己。作为父亲，陈独秀也支持孩子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自创前程，让他们更好地成长起来，将来成为有用之才。这让既是姨母又是继母的高君曼十分心疼。她曾数次苦劝丈夫让孩子们回家吃住，还通过陈独秀的老友潘赞化代为恳求，但陈独秀总不以为然，说那样姑息养奸，不可。他以为高君曼是“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陈延年烈士像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没有辜负陈独秀的良苦用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勤奋学习，自立自强。1920年2月初，他们又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对于延年、乔年出国留学的愿望，陈独秀完全赞成，并劝过兄弟俩去苏俄留学。1922年6月，延年和乔年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秋，兄弟俩加入法国共产党。不久，中共中央派廖焕星带信赴法，正式承认参加法共的中国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陈延年等被选为支部的领导成员。1923年初，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延年、乔年兄弟俩离开法国到苏联学习。4月中旬，他们抵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莫斯科，兄弟俩更加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了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终于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陈延年、陈乔年奉调回国后，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并没有将自己的儿子留在中央机关，留在自己身边。同过去一样，他希望两个儿子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因此，陈延年很快被派往当时革命的中心和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广东去工作；陈乔年则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满腔热情地投身火热的斗争之中。

 

 

陈乔年烈士

 

陈长璞介绍说：大伯父延年皮肤粗黑，浓眉大眼，性格内敛，沉稳老成，不苟言笑，人称“小列宁”。他生活简朴，常年只穿一身工装，随身携带一个黄牛皮的小皮箱，白天是公文包，晚上就是枕头，始终保持一种“拼命”的工作态度。他为自己规定了“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等原则，将所有时间都交给工作。他也不谈恋爱、不结婚，至死仍旧孤身一人。二伯父乔年则一副白面书生的模样，而且性格活泼外向，喜欢京剧。他后来和史静仪结婚，生下儿子陈红五。不幸的是，二伯父被捕后，史静仪因忙于营救，无暇照顾孩子，导致孩子得病夭折。二伯父牺牲后，史静仪在一系列沉重打击下，再度留学苏联，之后改嫁他人。抗战胜利后, 史静仪在汉口港务局工作。父亲陈松年回安庆路过武汉时，还去看望过她，之后就与她失去了联系。

 

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创造了“一门三中委”的奇迹。在大革命后期，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主张，陈延年一再反对和抵制。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陈乔年出席了会议，也对父亲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说到两位伯父的惨死，陈长璞的眼眶红了。

 

1927年6月底，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捕，在狱中被酷刑折磨得体无完肤。但他以钢铁般的意志，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7月4日晚，陈延年被国民党反动军警押赴刑场。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却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几个执刑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松手挥刀时，不料陈延年又一跃而起，这一刀未砍着颈项，刽子手也吓得差点摔倒。最后，陈延年竟被凶手们按在地上以乱刀残忍地杀害，年仅29岁。

 

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被捕入狱。在监狱中，陈乔年被施尽酷刑，但始终大义凛然。狱中同志见他受了重刑，十分难受，他却淡淡地说：“受了几下鞭子，算个啥！”在遇害前，陈乔年曾留下遗言：“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这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被枪杀，年仅26岁。

 

 

陈延年、陈乔年的烈士证书

 

陈独秀在得知两个儿子都惨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的噩耗时，一连几天都没说一句话。没有人知晓一个父亲连丧两子有着怎样的苍凉心境，无人之时他是怎样的悲痛欲绝，是否会后悔让孩子和自己一样走上革命道路。西安事变爆发后，当被关在狱中的陈独秀得知蒋介石被扣的消息时，他“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立即托人买来酒菜，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举杯祭先烈，然后再举杯，呜咽着呼唤两个儿子的名字：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们酹此一杯！说完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大伯父和二伯父接连壮烈牺牲，姑妈陈玉莹闻讯悲痛万分，她先后两次赶到上海处理后事，但是连大伯父的遗体都没有看到，据说被丢到江里去了，现在他的墓是他的衣冠冢，真是太惨！而二伯父倒在血泊中那种惨烈之状，使姑妈深受刺激，结果一病不起，不久也撒手人寰。”

 

提起这件往事，陈长璞几度哽咽。

 

陈独秀墓的几次修建

 

安庆独秀园，是以陈独秀墓为核心的大型人文景观，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北郊的十里铺乡叶家冲大龙山余脉，占地1.37平方公里，核心区0.39平方公里。

 

独秀园的修建，倾注了陈长璞半生的心血。她长期为此奔走呼号，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力求展现祖父陈独秀的跌宕人生与精神风貌。

 

1927年后，陈独秀不再担任党内职务，但他并没有放弃革命事业，仍坚持时刻关注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并不断致信中央，阐释他对革命形势的看法。1931年，他致信中共中央，呼吁联合行动，反蒋抗日。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入狱。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他被提前释放出狱。出狱后，陈独秀放下自己的私人恩怨，大力呼号国共合作、全民抗战。1938年，出狱不到一年的陈独秀辗转到了四川江津。在那里，他除了潜心致力于文学研究外，还不停地撰写抗战反日的文章，身体力行参加抗日演讲活动。此时的他没有经济来源，除了接受北大同学会的经费和亲朋好友的接济外，主要靠一些稿费度日，生活极为艰难。1942年，陈独秀在家中病逝。由于家中极度贫困，竟到了无钱安葬的地步。所幸当时江津的两位名士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伸出援手，解决了困境。他们为陈独秀提供了一块墓地，又为他置办了楠木棺材和寿衣，将他安葬在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之康庄。书法家葛俞康篆刻了“独秀陈先生之墓”的碑文。在陈独秀弥留之际，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陈松年。陈松年没有忘记父亲的临终遗言：“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我和你母亲合葬在一起。”但当时的陈松年囊中羞涩，无法承担将棺木运回故乡安庆的费用，只能暂时将父亲葬在江津，自己仍在四川以教书为生。直到1947年，陈松年才将父亲和祖母谢氏的灵柩运回安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在棺木上写的是陈独秀的原名“陈乾生”。

 

1947年6月1日，在安庆市北门外十里铺乡叶家冲的密林深处，陈松年将父亲的灵柩和母亲的灵柩合葬在一起，并立碑‘先考仲甫公之墓’。当时，陈松年并没有用“陈独秀”这个名字，而只是用了“仲甫”这个并不广为人知的陈独秀的字，也是为了在乱世中能保护墓地。

 

陈长璞介绍说，因爷爷的身份敏感，自1947年灵柩落葬安庆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父亲从未携带家人前往墓地祭扫。每逢爷爷的忌日和清明、冬至，父亲总是找借口，一个人悄悄到爷爷的坟前默默陪伴。这让当时还年幼的陈长璞颇感不解。然而，正是由于陈松年有意识地保护，陈独秀的墓冢一直没有遭受大的破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间的一些学者和专家重启了对陈独秀的研究，尤其对陈独秀在建党和五四运动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作出了肯定，一批有关陈独秀生平的研究专著也纷纷出版。陈独秀墓的第三次修建，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1979年，时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蓝天就陈独秀问题特意致电安庆市委：“今年是陈独秀诞辰一百周年，安庆市委可以不出面，但是要由市政府拨点款给陈独秀的家属，让他们出面将陈独秀墓修缮一下。”于是，市委相关部门就派人联系上了陈长璞，给了陈家200元的修缮经费。陈家就用这200元为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合葬墓重新垒起一个简单的坟冢，并以延年、乔年、松年、鹤年（陈独秀与高君曼之子）4个儿子的名义立了一块碑。这一次，碑上正大光明地写上了“陈公仲甫字独秀 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几个字。后来，陈长璞与一位陈家后人一道，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其中就包含了对于重新修建陈独秀墓的请示。邓小平阅后作了批示。安庆市政府先后共拨款2万元对墓园进行了修葺扩建，也竖起了“安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识。这次修缮前后一共花了3年时间，于1983年正式完工。墓碑上正式刻着“陈独秀之墓”5个字。

 

 

几经变迁的陈独秀之墓

 

1992年，人民日报社记者曹家庵写了内参，认为应该将陈独秀墓作为人文景观加以修缮与保护。1994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次将陈独秀作为党内人物收录进册，改变了以往将陈独秀不看作党内人物的做法。1997年，陈长璞又给时任国家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希望史学界加强对陈独秀思想的研究。1998年，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陈独秀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努力，1999年，国家文物局拨款85万元、省文物局拨款5万元、安庆市政府下拨配套资金50万元，对墓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修，将墓地由占地200平方米扩大至1058平方米，并修建了两层墓台。陈长璞到岳西县购买了黑色大理石，在墓碑上刻下了“陈独秀先生之墓”几个大字。

 

2004年，安庆市政府拨款并号召全市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捐款筹建独秀园。2007年9月，时任安徽省委书记郭金龙、省长王金山陪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到安庆考察，来到陈独秀墓园。郭金龙书记对在场的陈长璞说：这么多年来，长璞同志为了陈独秀墓园的建设和发展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受了不少的委屈，很不容易。现在还有什么困难？陈长璞听后非常感动，她说：我做了应该做的事，无怨无悔。这届市委市政府很关注陈独秀墓园建设工作，独秀园才有今天的规模。要说有什么困难，就是资金比较短缺。郭金龙书记听后，与王金山省长协商，他说，省委暂时拨款支持一下长璞同志的工作。他们现场拍板省政府拨款500万元扩建独秀园。园区于2008年竣工，并正式对外开放。2009年，陈独秀纪念馆修建完工并对外开放。2018年陈独秀纪念馆展陈进行了第二次升级布置。如今的独秀园包括：陈独秀墓、惊雷浮雕、石牌坊、柏林墓道、陈独秀铜像、新青年碑刻和纪念水塘等景点。陈独秀墓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独秀园也成为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安徽省党员干部党史教育基地、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今日的安庆独秀园

 

陈家后人朴素低调的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陈长璞介绍说，陈家是安庆望族，家有良田千顷。爷爷从小过继给他的叔父当嗣子。我的曾叔祖置办下了不少家当，在安庆城南水关有一大片房产，另外在安庆、芜湖、北京等地都开有店铺，生活富裕、仆从众多。爷爷的哥哥过世得早，因而爷爷成为这些巨额家产的唯一继承人。但是他一贯视钱财如粪土，从不关心家业的兴衰，更不愿贪图享受、依赖父辈的私产过安逸的日子。

 

“我们陈家耕读传家，文化底蕴深厚，提倡节俭，每月月钱有结余的会给予奖励，有铺张浪费的则要给予相应处罚。这种家风影响着陈家后人，陈家子弟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当时在北大，爷爷的薪水最高，达到了每月300大洋，但他是一个对物质生活要求极低的人，一碟腌菜能下一大碗白米饭。延年、乔年两个伯父也继承了这种家风。他俩在家时，对家里仆从很温和，也很关心，休息的时候先把水送给工人们喝，吃饭的时候先把饭菜送到工人们手上。我的奶奶和曾祖母也非常支持两位伯父的行为。陈家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做长辈的平常对孩子也不随意呵斥。”

 

陈长璞说，我的奶奶高晓岚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爷爷很早就离家从事革命活动，家里的一切都由奶奶操持。1927年到1929年的两年间，她的3个孩子——延年、乔年和玉莹先后死于非命，对她的打击很大，1930年她也离开了人世。

 

陈独秀常年为革命奔走，不但无暇顾及家庭子女，甚至还因此连累了家人、危及子女的生命安全。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因被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通缉而逃往上海。没有抓到人的倪嗣冲便对陈独秀在安庆的家人进行迫害，他们将魔爪伸向陈独秀的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延年和乔年，并扬言要斩草除根。幸好陈家事先得到了消息，让延年和乔年逃到乡间，才躲过一劫。

 

在谈到父亲陈松年时，陈长璞总是感慨万分。

 

她说，由于爷爷离家很早，为革命东奔西走；延年、乔年两伯父少年热血，为追求真理上下求索，家里大小事务，开始时落在了我奶奶的肩上，后来又落到了我爸爸的肩上。爸爸自幼和我奶奶生活在安庆老家，没有得到过父爱，在漫长的岁月里养成了老实本分、与世无争的性格。1932年，爷爷又一次被捕，在老家学校教书的爸爸前去探监，才见到他模糊记忆中的父亲。在短短3年内失去了4个亲人的爸爸，一见到爷爷，当时就流下了眼泪，结果却被爷爷骂了一顿，说他没出息……当时爸爸还对爷爷提出，两个哥哥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自己也想继承他们的遗志，出来从事革命工作。但爷爷告诉他，教育是正国之纲，教育工作也是革命工作。况且家里还有奶奶需要他照顾，担子是很重的。于是，我爸爸遵照爷爷的嘱托，回到安庆，继续在学校里任教。后来爷爷出狱到了四川，爸爸才带着一家老小赶去团聚。

 

1947年回到故乡安庆后，陈松年放弃了教师职业，每月只靠北京店铺30元的房租维持生计。后来安庆市政府成立了窑厂，优先招录烈士军属子弟作为职工。得知消息后，陈松年立即去当地劳动局报了名，到窑厂先后担任会计、技师等职，一辈子安分守己、低调做人。

 

陈长璞回忆起父亲对职业的选择一事，动情地说道：“我开始还非常不解。父亲说，他进入窑厂工作，就像是进入了保险公司一样有了保障。他常对我们几个说，你们能健康长大，就是我们家最大的财富，其他的都是身外之物。他是为了保护我们几个孩子啊！

 

“由于经历了太多的不幸，爸爸大学没有毕业就辍学了，但他吃苦耐劳，人也很聪明勤奋，又肯钻研，在技术上得到了业内的一致认可。他对人友好和蔼，工友们在工作上遇到疑难问题都愿意去找他帮忙，他总能给出解决方案，也因此被工友们称为‘陈博士’。久而久之，若是问起陈松年，无人知晓；但若是问‘陈博士’，大家都知道是谁。

 

“父母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为保书香家风，父母竭尽全力支撑着家庭，勒紧裤腰带也要供我们几个上大学。母亲还去参加抬土、修路、糊火柴盒，赚钱贴补家用。我还帮母亲糊过纸盒子……”

 

说到这里，陈长璞眼里闪过一丝泪光，对父母的钦佩和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陈长璞（左三）与父亲陈松年（左二）摄于1979年

 

在谈到一代伟人毛泽东关心陈氏后代的往事时，陈长璞圆圆的脸上漾起了真挚的笑容。她说，关于这一段往事坊间传闻很多，网上也有不同版本。有的说是1958年毛泽东到安徽视察路过安庆，问当时的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陈独秀就是安庆人，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傅大章告诉毛泽东陈松年一家的情况后，毛泽东说：“陈独秀后人生活有困难，可以照顾嘛!”从此，当地政府开始给陈松年发生活补助。对这个说法，陈长璞纠正说：一、那不是1958年主席视察安徽时发生的事，而是在1953年2月，主席乘坐洛阳号军舰巡视长江中下游各省，于20日晚9点多钟在安庆长江江面停泊期间发生的；二、主席派随行人员让傅大章到舰上去，向他详细了解安庆的情况，然后主动提起陈独秀，他说：“安庆是陈独秀的故乡，听说他还有一个小儿子在安庆，如果在政治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你们当地政府要给予解决。”看来，主席对陈氏后代的情况是了解的，并非被告知后才作出指示的。关于这件事，陈长璞强调说自己曾专门向傅大章本人求证过。

 

“得到主席的批示后，当地立即确认了我两个伯父的烈士身份，颁发了烈士证书。安庆地委统战部开始按月发给父亲30元人民币作生活补助金，且一直发到1990年他去世。”陈长璞说，“30元在当年算是一笔巨款，对我们家来说可真是雪中送炭啊！主席百忙中能想到陈独秀及其后人，这段恩情我铭记在心，没齿难忘。”后来，她见到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还专门就此事表达过感激之情。

 

多年来，陈家后人一直继承陈独秀和陈延年、陈乔年的革命精神，坚守低调简朴的家风，踏实生活。陈长璞说，我的入党之路也很曲折，但我的理想信念一直非常坚定，多次申请，坚持学习，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采访的最后，面对我们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透过百年风雨，穿越时空，如果可以和爷爷面对面，您想对他说些什么？陈长璞沉思了一会儿，回答道：“我想对他说，爷爷，虽然我从未见过您，但在我心里您从未离开过！您早年写过这样的诗句：‘十日丽芜皋，光明冀来日。’如今，您和无数革命志士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当年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9100多万党员，国家强了，人民富了，这盛世如您所愿！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她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是民心所向的党！我以自己是其中的一员而感到无比自豪！我们将为‘自由的平等的’‘全社会幸福的’新时代继续努力奋斗！”（感谢中共安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在采访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

 

作者：吴 玫 章慧丽    来源：党史纵览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