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后的头三十年里，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是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对于建国后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所取得的成绩，中国的文化知识精英持的是彻底否定的态度。他们见到了政治运动及其造成的粮食短缺，看到了别的国家，如日本、南韩、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取得的经济成长。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如果采用西方的发展模式，采用与之相同的经济政策，就会取得非凡的发展结果。笔者生长在农村，受益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很多，因此有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理由。但一九七七年考上大学后，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大气候下度过四年的大学生涯和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居然头脑了留下了一个顽固的念头：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有日本政府和亚洲四小龙政府那样的智慧，也采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该有多好。那样，中国人民也就可以过上富裕的生活了。由此可见，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对中国青年人的洗脑是多么的高效率，多么的彻底。如果是美国政府、美国的教授要想让我接受这样的观念，我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就范。在这一点上，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做到了美国政府、美国的知识精英，或者任何外国政府和外国知识精英无法做到的事情。历史就是这样具有讽刺意义。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只是到了美国之后，我才开始真正意识到毛主席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智慧和远见。在美国，我看到了从没有见到过的富有。有钱的人家，二、三口人住着四、五百平米的大房子，院子有几十亩大，二层楼的房子居然还有电梯，有室内游泳池和室外游泳池，有网球场和篮球场。厨房里的墙上挂着花十几万美元从非洲猎获的各种野生动物的头角。因为我儿子得到一份私立小学的奖学金，让我有机会在参加儿子同学家长举办的圣诞晚会上，看到那些美国有钱人是怎样生活的。但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美国社会中的另一面，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者，和那些靠社会救济生活，被有钱人视作社会渣滓的人，还有那四千四百万没有医疗保险的统计数字，和四千多万每天都在饿肚子的统计数字。【1】美国的人口最新统计数字是三亿三千万，约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五。但其监狱人口却有二百三十多万，约占世界监狱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除此之外，还有二百多万人犯罪嫌疑人在逃，和二百多万保释在外的犯罪人口。总共有六百多万的人与法律有麻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而占美国人口百分之十一的黑人，占这些与法律有麻烦的人的百分之七十。一个世界首富的国家，居然有如此多的人饿肚子，有这样多的人活得那样悲惨。任何一个有正义感，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无动于衷。有一天，我的很有钱的房东问我对美国社会的看法，我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很失望。他问为什么，我说一个如此富有的国家，却有这么多的无家可归者和饿肚子的人。我说那些无家可归者，那些靠社会救济度日的人，实在不如中国农民过得好。那位阔房东对我的看法很意外，从此我们的谈话就没有投机过。等租约到期，他就不再续约，我就只好搬出来重找出租屋。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采取的基本上是国家主导的经济建设政策。在农村，共产党政府实行了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把农民彻底地从封建地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此后，为了使得到土地的农民不再失去土地，并且高效率地使用土地，共产党政府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曾经为一盘散沙，毫无组织，毫无生活保障的中国农民，真正实现了从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往现代的农业生产和管理方式过渡。毛主席领导下的的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使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包括边远地区的农村人口，普及了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有的地区已经开始普及高中。笔者的家乡山东省即墨县，到76年已有高中89所，平均每公社有高中三所，而以前该县只有一所高中，有初中240多所，平均每四个村子就有一所联办中学，而该县以前只有初中10所。【2】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在集体化的框架下，也取得巨大的进步，实现了村村有合作医疗站，各个公社有自己的卫生院，县人民医院低价为工农提供医疗服务。农村缺医少药问题，在70年代中期基本解决。中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从建国初的35岁，增加到改革开放之初的69岁，领先与自己起点差不多的印度15岁。中国这样巨大的成就，基本上是在没有什么外援的情况下取得的。而印度却收到60亿美元的外援，在同一时间里，中国还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约6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政策，坚持走自己的路，让西方学者耳目一新。许多联合国的发展问题专家，称中国为第三世界的样板，是人类的希望。可中国的精英却不以为然，他们坚持认为西方学者上了中国政府宣传的当，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们硬要彻底否定中国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3】为什么毛主席去世后，中国的知识精英会如此刻薄地诋毁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三十年奋斗取得的成就呢？把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容易吗？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大地上建起初具规模的国民经济体系，让人口众多，饱受饥寒的中国人民得到温饱容易吗？可中国的知识精英们认为毛主席和他的战友所取得成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觉得、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中国当时人均只有三百美元，实在可怜得很。可是，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衡量标准，现在看来实在是多么的肤浅和荒唐。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很高，每人达三万六千美元，但对那些成千上万的无家可归者，对四千多万每天饿肚子的美国公民，对四千多万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这么高的人均收入又有什么意义？中国的人均收入，在过去几十年有了很大的增长。大城市里，高楼林立，汽车多得塞路，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可是对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农民子弟，看不起病的农民，受高房价等剥削的无数普通老百姓，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又有多少意义？所以，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国家根据他们的利益制定出来的衡量发展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的发展成果。而应该用适合我国自己情况的发展标准，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不是以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注重公平合理，更注重建立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安居乐业，比较平等，犯罪率低，各种社会问题少的社会。这决不是有些人说的乌托邦，而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目标，而且是一个值得追求的高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能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在及其困难的国内、国际环境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让全世界注目，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追求的是这样一个高尚的目标。因为有这样的高尚目标，中共的党员干部，就相对清廉得多。也带动中国社会的优秀分子，为他们的高尚目标无私奉献。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中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代能出雷锋，能出欧阳海，门合这样的解放军英雄，能出郝建秀，倪志福这样的劳动模范，还有张富贵、陈永贵这样的农民领导人。许多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没有用辩证的方法看待中国的发展问题。他们看到美国支持的日本、南韩、新加坡、台湾，经济发展较快，就以为如果中国采取同样的经济手段，就可以取得同样的结果。他们不知道，美国扶持南韩、新加坡、台湾，完全是处于冷战时期围堵中国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导致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因为美国向这些国家开放市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美国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向对中国开放市场。中国太大，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美国将是竞争对手，而不可能是战略伙伴。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方国家的好多财富，是靠侵略和掠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得来的。中国不可能，也不愿走这样的路。中国因为历史的原因，人口众多，土地资源和自然资源相对少，又受西方帝国主义多年掠夺。我们的国情如此，我们要走的发展道路，不能脱离这个国情。我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指出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问题，以及这个问题对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的潜在威胁。人民大学一位教授很不以为然，他说农民和下岗工人应该满意。以前他们只能吃到一个饼子，现在能吃到两个饼子了，应该知足。不应该看到别人吃到五个饼子而眼红。问题是，说这种话的人民大学教授是吃到五个饼子，甚至是二十个饼子的人。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这样看待中国的贫富差距，一点也不奇怪。如果他们也属于只吃到两个饼子的群体，他们也绝不会因为自己以前只吃一个饼子，现在吃到两个饼子而心满意足，不在乎别人吃到五个饼子，或者二十个饼子，甚至更多。这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不否认，中国的经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取得了一些表面上看来很大的发展。但这不等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就是完美的。中央近些年也开始认识到我们在一些改革上盲目西化，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存在。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关键是其发展的道路是否符合该国国情。中国的国情是什么？首先是我们有十亿农民。有中国学者提出通过城市化，来消灭农民。你怎样消灭十亿农民？如果中国农民都生活到城市，光垃圾一项，就会把我们弄得焦头烂额。其次，我们国家可耕地少，这一点是很严重的实际问题。美国和中国领土大小差不多，美国的可耕地占美国领土的百分之四十，而我们的可耕地只占我国国土的百分之十五，也就是说，美国的可耕地几乎是中国的三倍，而美国人口只有二亿八千万，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大约是五分之一多一点。这就是我们相比美国特殊的国情，任何脱离这个国情的发展都会造成严重后果。九十年代初，我曾指出，发展小汽车工业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希望国家鉴于中国人口集中，土地稀少这样的国情，多发展公共交通，限制私人汽车的发展。我跟许多学者辩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美国人有汽车，可以周末到郊区去兜风，为什么中国人不可以。【4】这当然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怎样更好一点的问题。如果人家有的，我们就一定要有，不管对自己好坏。那我们就不是在独立自主地发展，而是跟在人家的后面，做人家的奴隶。如前所述，全球化如战场，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打法。克敌制胜之道在于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中国完全可以跟美国竞争，但不是在美国人设定的框架内。我们不应该跟美国人比谁的人均国民总值高，我们应该跟美国比谁的国民更能安居乐业，比谁的犯罪率低，比谁的社会更和谐，谁的人民更幸福。古语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也是我们前人的智慧。八十年代初，许多中国学者把这一民族文化特点看作重要包袱，大加挞伐，要改造，要超越。其实我们更应该下工夫研究我们的民族文化。【5】其实，我们更应该下功夫研究，搞清楚，搞明白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顺应我们的民族文化。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各级政府每年都在派大量的干部到国外进修。其实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了解我们自己的国情，我们的民情，而不是美国的国情和民情。依我看，花巨额外汇送干部到美国和英国学习，只能得不偿失。语言不通，国情不通，在短时间里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而往往还学到负面的东西。若干年前，笔者就见到过一个县委书记，到国外溜达了三个月，走马看花地看了一下国外的高楼大厦、市容地貌。回国后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讲，美国日本是天堂，新加坡和香港是小康，深圳是贫民窟，而内地则是人间地狱。共产党的干部如此不懂政治，到了让人吃惊的地步。对这样的干部，重要的不是到国外学习，而是在国内学习。本文要说的无非是发展要基于本国国情，衡量发展好坏的标准不应该是西方制定的模式，而应该是以我们自己的国情为主的模式。我们不仅要学习了解外国，更应该研究了解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自己国情与民情。对美国好的政策，未必对中国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非常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自然地理环境。中国学者和中国政府当务之急是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盲目效仿西方或任何外国的经验。注释：【1】这些都是美国政府的统计数字。【2】参看即墨县志，６９５－７０６页。【3】参看Suzanne Pepper,<<激进主义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教育改革》（Radicalism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20th Century China)(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4】拙文《汽车工业与中国之国情》在《中国与世界》上发表。【5】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作者：韩东屏美国华伦威尔逊大学政治学教授来源：淮左徐郎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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