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和平：从韩丁的《翻身》看民主与土改的关系 - 昆仑策
阳和平：从韩丁的《翻身》看民主与土改的关系
2021-03-01
【韩丁（William Hinton）】
【编者按】 韩丁，原名威廉·辛顿 （William Hinton）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雷丁镇人。1948年，执教于北方大学的韩丁，以观察员身份随同学校土改工作队首次来到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今属长治市郊区东厂镇）亲历半年土改，深入考察，写出了著名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一书。该书1966年在纽约出版 （N,Y.: Vintage Books Edition /Random House, 1966.） 后不断再版，是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经典资料。 本文作者系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寒春之子、韩丁的外甥 阳和平，写于10年前的建党90周年之际。 随着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一方面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对马列毛主义的咒骂和歪曲，另一方面我们又目睹了来自人民群众的自发的对毛泽东和其时代的怀念、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抨击和对资本压迫的反抗。在这建党90周年和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69周年之际，我们可以通过研究韩丁的《翻身》(William Hinton: Fanshen) ，回顾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群众如何从旧社会里解放出来，如何一步一步学会当家作主的足迹，以便从中汲取针对当前斗争的营养。这里我要讲的是从韩丁的《翻身》看民主与土改的关系。但是由于我对我舅舅韩丁《翻身》出版的背景比较了解，我想借此首先做一个介绍。 二战以后，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影响，美国垄断资本掀起了一场强烈的反共运动。1953年韩丁回美国正值麦卡锡反共高潮时期。为了减少麻烦，韩丁是通过加拿大回美国的。但是可能由于我母亲1952年在北京的反美帝反核武器的讲话，美国官方开始对我们一家美国人“多加关照”了。我姥姥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有可能是这种监视使得美国官方获得了韩丁何时从何方回美国的信息。 平时美国人从加拿大回美国，只要是一说自己美国的出生地点，往往连护照都不看的。但是韩丁一到入境处就被详细的盘问了。韩丁怕他从土改时期保留的路条成为问罪的借口，他找了个机会到厕所把路条嚼碎后咽了下去。但是他带回的所有在中国写的土改时期的笔记都被当成“颠覆性”资料没收了。 韩丁回美国后很快就被各地民众团体邀请讲演他的中国经历，介绍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在这些巡回讲演中，韩丁汲取了美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理解、支持和友好感情，使得他后来在与南方主张种族歧视政策的国会参议员伊斯兰特（James Eastland） 所组织的“国内安全委员会”周旋中充满了信心。 当时很多美国政客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在麦卡锡时代纷纷把自己打扮成反共急先锋。伊斯兰特就抓住刚刚从“共产”中国回来的韩丁开刀，传票要他到华盛顿去辩护自己的所谓“反美”活动。当着被邀请的大量新闻界人士，韩丁被追问是不是共产党人，拿着韩丁在中国身穿像是军装的照片问他是不是在“共产”中国服了役(如是即可定为叛逆罪，丧失美国国籍)，问他是不是要用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等等。韩丁一一从容回答：他是美国共产党人不违法，他穿的服装是中国一般新式中山装，钉几个扭扣才是军装，他没有在中国服役。至于暴力革命问题，他希望不是的，但要看将来政府如何对待人民的要求了。 在韩丁被追问以前，他先到国会图书馆搜集了大量伊斯兰特参议员近几年的各种丑闻，抄写在一个个小卡片上。当伊斯兰特追问他以上问题的时候，韩丁每回答一个问题后就从口袋里抽出一个卡片，反问伊斯兰特一个关于他在家乡出丑闻的问题，使得措手不及的伊斯兰特很被动，狼狈不堪，防不胜防，获得新闻界的大笑，以至于伊斯兰特最后不得不哭啼着收场，反而责怪韩丁手段毒辣，伤人心。 第二次审讯时，伊斯兰特就不敢再邀请新闻界了，但是他们还是得到风声，自动找上门来“看戏”。审讯中韩丁再次用一连串的问题击败了伊斯兰特的攻势。第三次，不知韩丁还掌握着什么资料，口袋里还能抽出什么卡片来，伊斯兰特就躲在一个别人不得入内的会议室来审讯韩丁。这样的审讯达不到伊斯兰特原本拉选票的目的，以后对韩丁的审讯就不了了之了。 虽然手上没有土改笔记，韩丁就在50年代中期利用业余时间依靠他在北京双桥农场主持拖拉机手培训班时所做的记录写了《铁牛》一书，为他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来，韩丁除了在费城码头当修理工、写作以外，还雇了美国有名的人权律师和美国政府打官司，希望获得他从中国带回来的土改笔记。打官司要花钱，他就组织自己包的饺子宴，邀请各界知名人士赴宴捐款。一直到1958年左右，麦卡锡反共高潮过后，最高法院以笔记是私人财产为由使得韩丁官司获胜。就这样美国政府还是找了很多借口迟迟不退还韩丁的笔记，拖了一年多才还给他。 由于韩丁在费城工人运动中的积极活动被当地雇主列入“黑名单”后，他很难找到工作。我姥姥就在60年代初帮他在费城附近买了一个农场，从此韩丁开始了他种地当农夫的生涯。这样他一方面有自己的谋生手段，另一方面可以在农闲时间聚精会神的写作《翻身》。 《翻身》是韩丁根据他1948年春季到夏季在山西省潞城县张庄加入土改复查工作组的过程中广泛收集到的资料和当时记录下来的大量的笔记写成的，1966年在美国以英文出版，正值中国的文革开始，美国人民急需了解中国人们的革命事业，一下子此书就红了，韩丁又一次踏上了巡回讲演的征途。韩丁虽然没有打过仗，但是他当过兵，他是个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多面手。在他的身上凝聚着中美两国劳动人民深厚的感情。普通的两国劳动人民通过他了解了对方。他把一生投入到中美两国人民都渴望获得的相互沟通、学习和友谊上了。这就是他为什么1968年就强烈地希望能够再次返回张庄，亲眼看一看20多年前他所熟悉的中国农民的变化，为什么他尔后多次回张庄进而又写下了《深翻》一书的原因。韩丁1971年实现了重访中国的愿望，又来到张庄。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人们开始翻译《翻身》的中文本，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0年，《翻身》的中文本才出版问世。 正因为他的一生都是和劳动人民在一起的，他才会有那么坚强的信心和勇气与美国政府争斗，他才能有那种对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情感的如实描写，他才会在自己的写作中呈现出毫不修饰的无产阶级立场。 由于韩丁的一生所关心的就是劳动人民如何当家作主的问题，因此《翻身》一书不光是一本土改运动的真实记录，它也是一个研究民主问题的实践标本。这里我想谈四点：(一)民主的阶级性，(二)所有制的变革是人民群众翻身、当家作主的先决条件，(三)党的领导与群众的民主监督缺一不可，（四）旧思想、旧文化对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威胁。 大家都知道古希腊的民主是奴隶主的民主，奴隶是没有民主权力的。美国独立战争后的民主其实也是奴隶主、资本家和庄园主的民主。那时除了黑奴没有民主权力以外，妇女和资产不足的人也是没有民主权力的。独立宣言的作者之一托玛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本人就拥有几百个黑奴。他的民主概念里面根本就没有考虑黑奴的民主权力。 就是目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度里，工人阶级仍然最多只能参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民主，就资产阶级之间的争议(如大政府好还是小政府好、穷富人各上多少税等问题上)表示一下自己的意见，在资产阶级规定的游戏规则下“自由”地选择雇佣自己的老板。但是工人阶级不能当家作主，因为在私有制下他没有管理、监督、决策资本活动的权力。 没有这一权力，他为了生存就不得不讨资本的喜欢，受资本的奴役。没有这一权力，他的民主就只能是按照资本的利益来决定，在满足资本扩张的情况下他才有生路的民主。没有这一权力，他就不能限制资本通过对媒体的控制大造舆论的所谓“言论自由”去左右民心，民主就不能不成为拍资本马屁的民主。 2008年美国不就是以几万亿美元的砸钱方式去“惩罚”华尔街那些贪婪无耻的巨鳄金融寡头们的罪恶行为?全世界人民不都是正在为他们的罪恶埋单吗?不推翻私有制，美国和全世界的老百姓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我们再看看当今中国的工人阶级沦陷为所谓“弱势群体”条件下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广东省去年颁布了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其中规定的民主只是针对工会内部而言，工人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没有任何决策权，就连直接“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也仅仅有“知情、表达、参与、协商、监督”的权力罢了，企业的其他方面工人是没有任何过问的权力。就连自己的职工代表都要受资方的一票否决权制约。条例规定一旦“职工代表与企业解除、中止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更有甚者，条例中还把工人的罢工权给剥夺了。它规定在工资谈判期间，工人“不得采取停工、怠工或者其他过激行为”。条例赋予工人的唯一权力其实就是骂娘权。广东省的这一“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对民主一词的污蔑就像日本帝国主义二战期间的“东亚共荣圈”对共荣一词的践踏一样的无耻。 （二） 所有制的变革是人民群众翻身、当家作主的先决条件；土改前后民主的对比 目前很多人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往往认识不清，我们可以通过《翻身》这一生动的标本去认清民主从来就是统治阶级的民主。一个阶级要想获得民主，它首先必须成为统治阶级。 中国的农民不首先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它当什么家，作什么主？没有土改的民主会是什么样的民主？如果当时中国有像印度的那种所谓民主的话，在不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无地农民又有什么办法改变自己的地位呢？ 张庄的地主申金河完全可以在“民主”的环境里改变一下自己的统治方法。由于他控制着土地、牲口等关键的生产资料，所以他才是有权有势的人!今天中国农村里的“大户”人家不就是主宰村民生活的领头人物?他们完全可以通过拉选票这一“民主”方法来获得一村的领导权。 韩丁在《翻身》第四章里说维持旧制度的是三根支柱：传统、政权和暴力。其实后两者是一样的。政权就是暴力，旧制度的统治靠的还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在旧中国的张庄，地主申金河就是一方面通过封建土地所有制，通过政权和暴力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另一方面利用传统势力来奴役村民。 《翻身》第十四章向我们展示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虽然毛主席和党的政策一再强调要给地主出路，反对那种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的做法，但是祖祖辈辈受压迫的农民一旦行动起来，和地主阶级进行清算斗争，从肉体上消灭地主的过激现象是难免的。 如何看待群众运动的过激行为？这不光是土改时出现的问题，而是所有阶级斗争中都会出现的问题。 韩丁对这一现象的回答是“老账就是这样的一笔一笔的清算着。旧制度的残暴就是这样在它死亡的抽搐中一次又一次地引起回响”（159页） 。也就是说没有先前统治者的残暴就不会有人民群众起来后的过激行为。 但是这种过激行为和资产阶级民主理论中所担心的“多数人的暴政”不是一回事。后者担心的是少数人的财产被大家“共产”了，而不是政权的残暴本身。 土改正是资产阶级民主理论特意反对的“多数人的暴政”！大家看看，《翻身》第十五章“斗争果实”描述的就是农民如何喜气洋洋的经过民主的方法平分了地主、富农的财产。 开天辟地第一回中国的农民在土改中当家作主了，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权力！还有什么比这更清楚的说明了所有制的变革是人民群众翻身、当家作主的先决条件？《翻身》说明了一个阶级要想获得民主，它首先必须成为统治阶级！ 人民群众要想当家作主，他既离不开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他又必须对当政者实行民主的监督。这两者缺一不可。《翻身》一书充分的反映了这一点。 虽然所有制的变革是人民群众翻身、当家作主的先决条件，但是没有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所有制的变革是不可能的。党的决定性作用反应在两个方面：除了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人民群众获得所有制的变革，进而获得民主的根本保证以外，在和平的环境中，人民群众没有自己的政党还是不可能“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共产党宣言》） ，不可能真正的当家作主。 《翻身》一书讲述的其实就是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如何学会当家作主的过程。他们学会克服自己的自卑感，学会阶级分析，学会团结大多数，学会民主生活，学会少数服从多数。《翻身》的十三章明确的阐述了为什么只有共产党的领导，广大农民才有可能掌权。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光按照翻身后农民本能的小资产阶级性，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同样的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不改造人们的思想，光靠暴力去推翻封建统治就只能是改朝换代吧了。是共产党让人们认识到是谁养活谁的问题（参看144页） ，认识到团结大多数的重要性（参看第二十一章） ，认识到互助合作才是农民的前途（参看第二十二章） 。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教育农民的问题。 由于农民的思想，也就是民心左右着民主程序的结局，没有一个代表人民群众长远和总体利益的政党，光靠形式上的民主程序是不可能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每一个阶级中的有阶级意识的成员就会想方设法把民心转移到对自己的阶级有利的方向去。在张庄，旧的地主阶级打倒了，新的横行霸道的强势人物王雨来和他儿子出现了。没有复查工作队领导的充分发动群众的整风运动来教育农民和基层党员，改变村民的思想意识，改变民心，人民群众终将会丧失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 这说明，一个政党不光要在组织上获取领导权，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通过对违背本阶级利益的思想进行斗争，通过转变民心来巩固本阶级的政权。光谈民主不谈争夺民心的阶级斗争其实就是民主空谈。 乙、没有对执政党的监督，人民群众还是不能当家作主（整党问题） 由于人民群众的当家作主并不可能是通过事事都经过全民投票来体现，而是通过民主的手段选举出自己的代表，通过这些专职人员来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但是一旦这些专职人员假公济私、滥用职权，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就会被剥夺。因此，民主的问题可以归纳为如何对当政者进行监督的问题。 整党的过程就是一个劳动人民学会如何监督当政者，如何当家作主的民主过程。《翻身》的第四部分详细的描述了这一过程。 选举整风代表本身还不是民主的全部，翻身比选举更重要。不光是经济上要翻身，还要有在话语权和监督权上的翻身。这还不够，没有思想上的翻身，没有对旧制度在思想上的解放，民主只能是像印度农民所“享有”的那种一个摆设。 村民在整风中，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学会敢说话，敢批评，敢监督。没有这样的锻炼，民主如何实现？村领导的“过关”过程就是村民学会当家作主的起点。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翻身》第四十二章所描述的土改复查工作队早先错误的整风方法：一进村就把党支部抛在一边，否定土改成果，不是发动群众而是专找最穷的村民谈话等等，这和十五六年后的“桃园经验”何等的相似! （四） 旧思想旧文化对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威胁（文革的起因） 只要人民群众认同“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认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私有观念，认同“媳妇熬成婆”的必然性，那么土改后“耕者有其田”的私有制通过两级分化很快的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越来越多的“耕者无其田”的结局。张庄土改后，由过去的贫农组成的新的民兵和村领导很快的就向旧制度的钱、权统一性上奔跑了。 韩丁在《翻身》第二十三、二十四章里详细地叙述了在土改运动中涌现出的在清算地主斗争中打头阵的新的村领导像农会副主席王雨来这样的人如何滥用职权，利用暴力、扣帽子、造谣言等等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打击反对自己的人。这和文革时期的投机家一脉相承。正是这些旧的思想和文化，威胁着人民群众实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如何当家作主？文革要解决的问题在土改期间就已经出现了。这是一个带有历史规律性的普遍问题。 只有在人民群众普遍的做到事事从人民大众的全局利益出发，伸展正义、打抱不平、“管闲事”，反对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象《共产党宣言》里说的那样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决裂，人民大众的民主才能真正的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而不是当权者的摆设。 最后我要补充一点，人民群众的民主显然不光是个投票选举，少数人服从多数人的问题。这一点在《翻身》第二十五章所叙述的土改复查工作队进村后进行的重新划分阶级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划分每个村民阶级成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民主的过程。但是当对一个人的阶级划分有争议的时候，简单的投票表决并不代表民主。只有在汇集了所有知情农民的意见，做到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以后，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才能使得大家的意见得到统一。这种文革时期强调的民主协商制度也早在土改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韩丁从劳动人民的立场出发，通过《翻身》一书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人民群众怎样才能当家作主、如何才能学会当家作主的实际标本，对我们5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建议大家带着如何实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眼光重新阅读《翻身》，并以此鉴别目前流行的各种民主阔论。 （作者：阳和平，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寒春之子，韩丁的外甥；来源：昆仑策网，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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