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近日，某市一中学教师对比学生家长收入并以此辱骂学生的音频在网络流传。事后，涉事教师辩称是为了激励学生好好学习，以免将来“阶层下移”。这一事件颇为讽刺地凸显了当今阶层流动状况的矛盾性：该教师所言“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比不上高收入家庭的孩子”的偏见暗含对“阶层固化”事实的指认；但是当她为自己辩解时，却又在调动大家对“阶层下移”的恐惧。“阶层固化”和“阶层下移”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状态，是如何共存于人们的观念中的？
本文犀利地剖析了当下中国中产焦虑日益严重的深刻根源。作者认为，“中产阶级”本是一个被造出来的概念，但也确实折射出当下社会地位竞争的激烈。伴随住房商品化和资产金融化，财产性收入成为社会分层的主导因素。对于中产而言，进一步上升非常困难，但下降非常容易，这使得他们充满了不安全感。中产群体迫切希望为孩子创造向上流动的通道或防止跌落的安全网。对于既无资本又无特权的中产之家而言，教育成为最值得信赖的社会地位投资方式。作者认为，由于社会结构高度分化，长程社会流动变得更为困难；但由于中产群体的崛起，短程社会流动的机会可能还在增长。中产群体期待社会流动，但又担心自己成为社会流动的受损者。面向未来，如何建立中产群体的价值体系，使其在成为社会中坚的同时，从无止境的攀比竞赛中解脱出来，发挥自身的社会作用？值得深思。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5期，原题为《精细分层社会与中产焦虑症》，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涉事教师在班级群道歉时强调“不努力就阶层下移”的观点】
“中产焦虑”是一种普遍现象。全世界的中产或多或少都有一种焦虑情绪，因为中产的收入和财产不足以带来充分的安全感。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职业和地位的危机感，中产阶级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体，虽然收入相对高，但并未占有生产资料，在组织中的话语权有限，一旦企业经营中面临困难或者遭遇经济危机，中层管理人员反而比一线员工更有可能失业——毕竟，裁掉一个“可有可无”的中层管理人员可以雇好多个一线员工或大学毕业生。
二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危机感，担心自己的孩子不能进一步向上流动或至少继承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地位市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重新洗牌”，中产阶级的“一手好牌”被洗掉的可能性更大。上层精英的社会经济地位足够高，即便在向下传递的过程中打个七折八折，下一代的地位依然是稳固的；底层民众通常盼望“洗牌”，让自己换换手气。只有中产阶级，患得患失，进退失据，一方面这山望着那山高，另一方面又担心到手的鸭子飞走了。
在当下中国，中产焦虑症的严重程度似乎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最直接的一个指标就是“鸡娃”。经济学家德普克和齐利博蒂在《爱、金钱和孩子》一书中指出：经济不平等、教育回报高的国家，父母可能会更专断、更“鸡血”，更喜欢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中国正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拉大，1981年和1993年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288和0.359，1994年基尼系数飙升至0.436，2009年的基尼系数达到0.49。与此同时，由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少子化”使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大幅度提升，也提高了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值，家长们往往有“输不起”的心态。
从1949年到1994年，中国社会是一个扁平社会。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层较为粗疏，社会阶层类别少，阶层之间差距小。1949～1978年，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是政治性标准，即政治成分。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资本家、地主等阶级从中国大陆消失。扁平社会的主要特征有：
1. 收入差距小，家庭财产少。这一时期中国普通居民的收入普遍较低，也缺乏私有产权的固定资产。改革开放之前，绝大部分城镇居民租赁单位或房屋管理部门的房屋，住房面积小，居住条件差，全国190个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仅3.6平方米，缺房户达869万，占城市总户数的47.5%。
2. 阶层混居。城市里以单位社区为主，单位里不同层级的干部职工都居住在同一个小区里，干部与职工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上班是同事，下班是邻居。这一时期的社会分层并不是基于财富多寡，而是基于体制内外的身份和职级。
3. 中低消费为主，恩格尔系数高。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食物消费在中国人的支出中占有重要地位，消费水平总体不高。
1978～1994年逐渐出现了企业家、农民工等新阶层，主要的社会阶层是：高级干部-干部/企业家/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农民工。这一阶段总体上社会分化还不是很严重，是由扁平社会向精细分层社会过渡的阶段。
1994年至今，中国社会成为一个精细分层社会。主要的社会阶层包括：高级干部/顶级企业家-中层干部/企业家/高级知识分子-公务员/知识分子/白领-城中村/近郊农民-技术工人-蓝领工人-农民工/农民。精细分层社会的主要特点有：
1. 收入和财产差距扩大。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人的收入和财富大幅度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也节节攀升。2009年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9，之后有所回落，但也维持在0.46左右的高位。2010年的财产基尼系数更是高达0.739，此后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也就是说，财产的差距更甚于收入的差距，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性逐步超越工资性收入。万海远、李实的研究显示：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90%以下所有居民的财产占有比例都在下降，而唯有最高10%的群体所占的份额飞速上升，其所占的财产份额由2002年的39%增加到2010年的64%。房价是财产增长的主要原因，在扣除房价因素后，居民总财产价值将下降40%。在一二线城市，房价上涨贡献了基尼系数的38%。剔除房价上涨因素后，居民净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由之前的0.739下降至0.663。
2. 阶层的居住隔离。在雷克斯（Rex）和摩尔（Moore）的住房阶级（housing class）理论看来，位居社会结构上层的人，其住房也会处于住房条件结构的上层，反之则是下层。桑德斯进而指出，现代社会中一个人的住房状况甚至比他的职业更能反映他的阶级地位，因为住房作为一种资产，可以使业主更快地积累财富并获得更多的生活机遇。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大大改善了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商品房的供需关系是市场逻辑主导的，不同于传统的福利分房，房价成为阶层聚居的筛选机制，同一小区的居民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往往趋同，阶层地位相差悬殊的人不大可能居住在同一小区。
3. 消费社会与消费区隔。21世纪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以往的消费主要是满足个人的实用性需求，而当下的消费越来越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人们通过特定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将自身与其他群体区隔开来。这一时期，汽车产业蓬勃发展，小汽车由带有奢侈品色彩的高端商品转变为大众消费品。中国人也成为全球奢侈品市场备受瞩目的消费者。
虽然精细分层社会有一定的客观依据，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图景”，即中产阶级会把社会建构成为“吐司”的形状，社会被经济收入、文化品位、消费行为切割成薄片。但其他阶层对社会的建构并不如此。譬如，在中产阶级内部，奔驰车主会认为自己与奥迪车主有着重要差别；但在精英和底层看来，这两个品牌的车主都从属于一个阶级，在精英看来是“中产”，在底层看来是“富人”。
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对社会分层的想象会特别“精细化”？为什么中产阶级内部会出现如此微妙细致的区分？首先，中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建构出来的概念。在现阶段，中国中产阶级尚未成为一个具有内在凝聚力的阶层，其经济学和统计学意义大于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有相对清晰的边界，阶级成员有明确的共性。而中产阶级是一个松散的集合体，包含中小企业主、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各色人等，他们有的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有的属于高技能劳动者，有的属于他雇，有的属于自雇，上中产（中产阶级上层）与下中产（中产阶级下层）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有一定差距，内部的差异甚大。
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内部存在诸多的地位群体（status groups），同一地位群体拥有大致相似的职业声望、生活方式和品味格调，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未必有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却更认同自己所属的地位群体，他们往往赋予这种地位群体以阶层的意义。譬如，各类豪华车品牌的车友会往往是以某个车系或车型为基础形成的，同一车系的车主除了线上交流，也经常组织线下聚会，形成具有一定凝聚力和排他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基于特定品牌消费所形成的社会区隔和身份边界，在学术意义上并不足以构成阶层，但在当事人那里却具有社会分层的意义。
其次，这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地位竞争激烈程度有关。中产阶级进一步向上流动的难度很高，但向下流动的风险始终存在。即便是中小企业主这一典型的上中产，他们也始终面临较大的向下流动风险。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是不巩固，越是倾向于通过消费行为来进行身份的自我确证。今日中国的社会结构尚未定型，向下流动风险给一部分中产阶级成员带来了“地位威胁”，这促使他们无意识地通过“鄙视链”或攀比来强化自身的安全感。
笔者在美国访学期间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感恩节期间，一线品牌服饰往往会打很大的折扣，导致一线品牌与二线品牌价差大幅度缩小，来自中国大陆的中产消费者往往会放弃二线品牌，选择一线品牌，因为只需要多支付100美金就可以实现“消费升级”，这笔买卖太划算了；但美国人通常不会这么做，因为一个中产突然穿上一线品牌，可能会让同事误认为你升职加薪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美国的社会阶层更加定型化。
最后，这与中产阶级所推崇的消费主义文化密切相关。中产阶级是消费主义最主要的拥趸，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主要是通过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建构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上层阶级更多的是基于血统、资产、权力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而中产阶级并没有显赫的门第或巨额的财富，因而往往需要通过品味、消费、格调、审美等文化要素来与他人进行区隔。对底层来说，消费主要基于商品的使用价值，用于满足生存的需要；对中产阶级来说，消费使人愉悦，消费使自己与众不同，消费往往与商品的符号价值有关，即这个商品代表着什么、象征着什么，满足的是心理的需要和认同的需要。消费主义通过广告、电影、电视、小说、直播等方式建构了很多“微妙”的差别，譬如限量版的手提包、不同年份的红酒、奔驰G500及其改装品牌巴博斯。消费主义不断渲染和贩卖产品之间的微妙差别，对产品进行复杂的细分，使得中产阶级对自身也不断进行细分。
抢跑游戏：中产阶级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竞赛
在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一方面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不断进行减负，教育行政部门三令五申要求中小学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另一方面是学生的课外时间越来越多地投入教育培训机构，同时疯狂地参与名目繁多的各类竞赛。
与其他东亚社会一样，中国历来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由于人口众多、重点学校的学位稀缺，不仅小升初、中考、高考等考试竞争激烈，而且重点学校往往还要考察报考学生的特长，包括数理化竞赛的能力，写作、演讲、音乐或舞蹈才艺等。社会各界批评这种残酷的学业竞争过度地“征用”了孩童的时间，强调应试技能而忽略了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培养，甚至使学生丧失了学习的乐趣和兴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政府部门开始大力推崇素质教育，要求学校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着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行政部门为了落实减负政策，可谓用心良苦：1993年《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规定初中各年级每天家庭作业不超过1.5小时；2000年《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重申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作业，不得购买计划外教辅，首次提出小学除语文、数学外取消百分制，并禁止任何部门团体违规举办小学生竞赛活动；2013年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更是提出“零起点”教学，不留作业，严禁违规补课，每天锻炼1小时。规定越来越细化，但“补课风”“竞赛风”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
中产阶级的孩子可能是中国学业压力最大的一群孩子。上层精英虽然也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但不用担心孩子无法继承自身的地位，所以不用像中产阶级那样疯狂地介入孩子的学习过程；底层群体往往有心无力，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财力用于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我猜想，孩子的教育开支在中产阶级的消费结构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上层精英的教育投入即便数额巨大，但与其总资产相比微不足道；底层群体的大部分收入被用于劳动力的再生产，能用于教育投资的剩余相对有限；只有中产阶级，他们对教育问题尤其敏感，他们会竞相购买学区房，对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趋之若鹜，这既是一种消费行为，也是一种投资行为，既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也可能带来巨大的潜在收益。
1. 大城市中产阶级的规模在迅速扩大，而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又是稀缺的，所有人都竭尽全力对孩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导致竞争不断白热化，从过去高中开始学业竞争，提前到幼儿园开始竞争。根据不同统计口径，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在1亿~2亿人之间，虽然占中国总人口的比例并不高，但绝对规模很大，而且集中于大中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这种人力资本的集聚大大增加了学业竞争的压力和动力。
2. 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化趋势。进入本世纪以来，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超级中学”——它们往往集中在省会城市，将全省的优质生源几乎一网打尽。以2018年清华、北大两校在湖南省的自主招生（初审）人数分布为例，长郡中学、雅礼中学、湖南师大附属中学、长沙市一中这四所超级中学有78人入围清华自主招生，占全省入围人数的81%；这四所超级中学有86人入围北大自主招生，占全省入围人数的70%。教育资源的失衡会加剧家长的焦虑，使学业竞争像军备竞赛一样升级。此外，当前优质教育资源不再集中于学校，相当一部分资源由教育培训机构所掌握。学校的教育资源相对开放，而教育培训机构的教育资源有一定的准入门槛，中产阶级才有能力获取这种资源。这就意味着中产阶级有意愿也有能力参与孩童的学业大战。
3. 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正由扁平结构向金字塔结构转变，社会分层越来越精致。在1998年的住房改革之前，决定中国人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是工资性收入，虽然存在收入差距，但社会财富的分配总体上是扁平化的。而此后，住房商品化和资产金融化，使得财产性收入逐渐成为社会分层的主导因素。对于中产阶级而言，进一步上升非常困难，但下降非常容易，这使得他们充满了不安全感。中产阶级迫切希望为孩子创造向上流动的通道或防止跌落的安全网。对于既无资本又无特权的中产阶级而言，教育是最值得信赖的社会地位投资方式。年青一代中产阶级大多是高等教育的受益者，自身的经验也告诉他们：教育才是王道。虽然基础教育减负的初衷是好的，但一味地减轻学业压力也违背了教育的规律：高水平的教育不可能是一个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过程。减负政策所推崇的“快乐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缺乏事实基础的想象。在西方，精英学校也是有较大学业压力的，但西方的教育不仅注重学业成绩，也注重体育锻炼、社团活动、志愿行为和领导力的培养。在施教过程中，以学生的兴趣为导向，推崇多元评价和多元发展。我国教育部门所推行的教育减负政策，表面上看是以学生的利益为中心，但实际上造就了大量的“课外剩余时间”。学校失去了对这部分时间的支配权，教育培训机构就乘虚而入。说到底，教育减负政策只是减轻课业负担，并没有减轻优质教育资源（重点学校入学资格）的竞争激烈程度。
一方面教育资源越来越趋于集中，另一方面学校又在不断强调减负，这就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学校教学内容过于简单，学业负担过轻，导致考试失去部分筛选功能。在试题难度偏低的情况下，考试只能区分高水平学生与低水平学生，却不能有效地甄别杰出的学生（前1%）和优秀的学生（前20%），因为这两类学生的分数拉不开差距。换句话说，中考成绩可以用来挑选重点中学的学生，却不能满足“超级中学”（各省市的所谓“四大名校”）的选拔需求。这些学校不得不组织自主招生，用高难度的考试和面试，来达到优中选优的目的。
“超级中学”、重点中学在选拔尖子生的过程中，之所以看重各种杯赛的获奖等级，其原因也在于考试的筛选功能弱化，竞争激烈的杯赛为名校提供了相对廉价又靠谱的信号，即杯赛在一定程度上比小升初考试和中考更为准确地反映了优秀学生的能力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杯赛的兴起与基础教育减负政策密切相关。教学难度的降低和考试筛选功能的弱化，使得杯赛的信号功能被放大。如果说“培训机构热”的本质是一种抢跑，那么，“杯赛热”的本质就是光环抢夺战，奥数金牌、杯赛冠军就是通往名校之路的“外挂”。
为什么人们倾向于相信阶层固化
中产阶级的焦虑与“阶层固化”高度相关，有关阶层固化的文章或报道往往受到中产阶级的热捧，但吊诡的是，中产阶级并不是所谓“阶层固化”的受害者。恰恰相反，当前的中产阶级往往受益于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社会流动机会，包括市场化改革、“下海”、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和大学扩招，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阶层固化”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而是一个流行的媒体话语。从学理上我们很难定义阶层固化，究竟是完全没有社会流动，抑或社会流动趋缓？完全没有社会流动的社会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种姓制度下，同一种姓内部也是存在社会流动的。社会流动趋缓则是一个稳定社会的常态，一个社会越成熟越稳定，父辈就越可能把自己的优势流传给下一代。社会不稳定的时候，父母很难把自己的优势流传给孩子，继承社会地位会比较困难。比如战乱的时候家产被抢走，还可能存在生命危险，社会地位难以继承。
我们是否能把社会流动趋缓这样一种社会常态称为“阶层固化”？如果说现在的中国是阶层固化，那么清代社会呢？民国社会呢？与欧洲和美国相比，我们的阶层固化程度更高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流动：长程社会流动与短程社会流动。在讨论社会流动的时候，人们经常忽视社会流动的距离。从一个农家子弟变成一个技术工人或个体户，这是短程社会流动；变成一个高级官员或著名企业家，这是长程社会流动。也就是说，同为向上的社会流动，流动的距离也存在差异。长程社会流动更多地具有象征性意义，因为足够轰动，同时又较为罕见。新闻媒体通常喜欢对长程社会流动大书特书，民众也喜闻乐见，因为这样的故事太励志、太感人了。中短程社会流动虽然不那么引人入胜，却频频发生，对于社会结构和阶层结构的重塑作用更大。
现代社会的结构高度分化，分工体系和社会分层更为精细，这使得长程社会流动变得更为困难。在古代，进士可以迅速出任官员，进入社会精英阶层；在现代，大学乃至博士毕业都只能担任普通公务员。这是当前中国的社会阶层固化问题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大背景。
如果考察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中国富豪，我们会发现，上世纪80、90年代的富豪很多出身工人、农民、个体户，他们经历了长程社会流动；而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富豪榜上的很多中青年富豪，大多成长于优越的家庭环境，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海外留学经历，不少人就是所谓“富二代”，继承了家族产业或依托家族产业进行二次创业。从这个意义上讲，长程社会流动的概率可能在减少。但是，由于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短程社会流动的机会可能还在增长。短程的社会流动缺乏新闻价值，但是对社会结构的改变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这种流动的概率很大，涉及的人口规模很大。
如果做跨国比较的话，1978年至今的40余年来，中国的社会流动机会可能比同时期的美国更高。因为美国社会更加定型化，而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到开放的经济体，这些变迁实际上就是阶层“重新洗牌”的机会。不光中国人有“阶层固化”的焦虑，近年来讨论“美国梦”破灭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阶层分化越来越严重，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离婚率和非婚生子女的比例越来越高，单亲家庭的数量持续增长，性别和族群的歧视依然延续，社会不平等正在代际之间传递。那为什么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中产阶级对“阶层固化”特别敏感呢？一是“地位错觉”的存在。人们对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认知可能存在错觉。笔者对上海地区底层群体和中产阶级的研究发现，底层群体对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往往是偏高的。比如在访谈上海的建筑工人的时候，让他们用1~10分评价自己的社会地位，分数越高，社会地位越高。那些拥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比如电工、焊工）通常会选择4和5分，这实际上是类似于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如此自信的原因是，他们比较的对象是没有技术的小工或者老家的农民。这些技术工人的月薪有一万多，经常会高估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在访谈中产阶级时，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事实上处于5~7分的人，却并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虽然他们在上海有房有车，但房贷的月供较多，有很大的生活压力，他们往往倾向于低估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更迫切地寄希望于进一步的社会流动，使自己获得一定程度的财务自由。
二是中产阶级在价值观层面认同社会流动，在现实层面又担心自己成为社会流动的受损者。主观上，中产阶级倾向于认为社会流动是多多益善的——中产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崇尚个人奋斗，崇尚机会平等。但他们通常关注的都是向上的流动，所以会把社会流动看成正面的、积极的东西，往往会忽视向下的社会流动。社会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人们都希望自己处于高区域，但是越往上金字塔越狭窄，人也就越少。在既定的时间段内，金字塔内的每一层能容纳的人是有限的，有人向上流动，也就会有人向下流动。所以在客观上，中产阶级又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流动给自己带来的潜在风险——如果自己的孩子考不上985、211怎么办？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下降怎么办？
中产阶级的焦虑症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从扁平社会到精细分层社会，社会阶梯变得越来越长，社会不平等加剧了人们的竞争心态和焦虑心理。“焦虑”是一种典型的中产病，“焦虑”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心理，一种左右为难的心态。穷人很痛苦，但不会焦虑，因为选择的自由度很低，多数时候都是被环境和结构限定了路径。中产阶级之所以焦虑，一定程度上因为有了选择，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是进公办学校好，还是进民办学校好；应该选择“美高”或“美本”，还是等孩子本科生毕业后再出国留学；投资股市还是楼市哪个收益更高；应该给自己换一辆新车还是给孩子买一个长期的商业保险。中产阶级一方面倡导个人奋斗、机会平等、社会流动，另一方面又担心孩子无法继承自己的社会地位，千方百计利用一切资源为孩子创造“先机”和优势。
在当下的中国，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但中产的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尚未建立。中国的中产阶级处在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交锋和更迭地带，他们有拜金、攀比的一面，崇尚竞争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有追求个性和解放的一面，渴望从无休止的社会比较和同侪竞赛中解脱出来。（作者：熊易寒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文化纵横”，原刊于《文化纵横》2020年第5期，原标题《精细分层社会与中产焦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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