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今年2021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这“党建”百年庆典的日子里，每个党员、每个中国人，是否都应该想一想：
中国革命是怎样胜利的？
所谓“看似简单”，就是一句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所取得的”！表面看，其发展过程确实如此。有了“党的领导”，中国革命就一定“胜利”？凭28年时间，就一定能保证革命取得“成功”？结论自然是否定的。因为不仅要有党的领导，而且必须是党的正确领导，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正确的斗争，假以时日，革命才可能取得成功。所谓“实则复杂”，就是你得揭开历史的面纱，深入到历史内部，才能明白历史真相。为此，你必须得搞清楚：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什么是“党的领导”？什么是“党的正确领导”？这些，都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讲清的，而是需要真正读懂一本“党史”，方能明白。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党的“初心”——1921年中共“一大”制定的奋斗目标：
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废除资本家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目标——最高纲领，首先就得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状。为此，1922年中共“二大”又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最低纲领：
打倒军阀，消除内乱，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党的政治纲领，吸引着中国无数的爱国者和具有崇高信仰的革命者，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才构成、壮大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党的政治纲领与组织形式，两位一体，不可分离。党的组织形式是躯体；党的政治纲领——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是其内在的思想、灵魂。党不能没有躯体，更不能没有思想、灵魂。党员背弃、出卖党的组织自然是共产党的叛徒；党员背弃、否定党的革命纲领，则是从根本上叛党、反党！同任何事物不能改变性质一样，中国共产党决不能改变自己的政治纲领。党的政治纲领决定了党的性质。改变了党的纲领，就是改变党的性质。因而，任何改变或变相改变党的政治纲领的做法，都是不能允许的。
1966年7月8日，毛主席在《致江青同志的信》中曾讲过，“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实质上就是批判这些党改变或在变相改变党的政治纲领，放弃了革命，从而使革命的共产党蜕变成为修正主义政党！——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国家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革命实践的磨炼，早已成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革命政党。1949年4月，还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主席就告诫大家：“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40页）岁月似流水。只要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最高纲领一日尚未实现，革命就必须继续，斗争就无穷期。凡半途下车的“革命者”，必然只能被历史所淘汰。“领导”者，即“率领”与“导向”之义。通俗地讲，就是要让人们“照此办理”。“党的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对党员和中国革命发挥“统率”与“引领”作用，它主导着党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政治领导与组织领导。组织领导，是指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与纪律。主要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发挥作用，其核心内容是：
“（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6页）
凡能确保成功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反之，就是错误的领导。中国革命为什么会胜利？说一千道一万，归根结底，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正是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才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然而，“党的正确领导”，就像是一块深埋在大山中的稀世珍宝，绝不是一般人们所能轻易获得的。你想得到它，就得到大山中去寻觅它，开发它、识别它，这是要付出代价的。熟悉党史的人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党的正确领导”的获得，是付出了无数昂贵的生命代价的：1921年7月中共“一大”，到1927年“八七”会议，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是错误的。当时推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导致在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时措手不及，结果是白色恐怖一片，万千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人头落地，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1927年“八七”会议，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党中央实际上先后由瞿秋白、李立三掌权【1】，“党的领导”也是错误的。其时推行的是两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泽东同志“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主张“城市中心论”，强令进攻大城市，结果又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遵义会议，王明、博古控制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先后任“代理书记”【2】，那时“党的领导”更是错误的。王明错误路线，不仅在政治上搞“左”倾冒险主义；而且在组织上还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排斥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最终导致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几乎葬送掉当时中国革命的所有成果。唯有到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由于毛主席长期脚踏实地、坚韧不拔的努力，并能以客观实践的成功与耐心，赢得全党同志的拥护，并在实质上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这才让中国共产党拥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才保证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取得了成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世界上事物的发展，无不都具有它的两重性。即既有它的必然性，又具有它的偶然性。必然性是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决定事物发展的基本方向；偶然性是事物发展的的非本质联系，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以及使之带有这样或那样特征的作用。诚如马克思所述：
“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
毛主席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毫无疑问，这是各国人民反抗压迫、发生革命的内在必然性，具有普遍意义。然而，中国与印度曾经都遭受过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反动派的压迫。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发生了革命且取得了胜利，而在印度却没有发生革命？其实，道理也简单。因为中国出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就取得了革命胜利。印度只出一个“圣雄·甘地”，他提出“甘地主义”——提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结果就没有发生革命。中印两国发展的这种差异，就是事物发展的偶然性。重温党史，人们就会明白：中国革命的发生与胜利，虽有它的必然性，但确实又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如果没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早就失败了！也许至今还在像印度那样在黑暗中继续摸索。可见，如果把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所取得的”；把毛主席为核心才有了“党的正确领导”，简单地归结为“集体领导”；把毛主席独创性地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的毛泽东思想，简单地解读为“集体智慧”，从而淡化毛主席的历史功绩，抹杀毛主席从危机中挽救党、挽救人民军队、挽救中国革命的决定性作用，进而解消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和精华，否定毛泽东思想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依然不可或缺的指导地位和指导作用，那正是当今历史虚无主义的“醉翁之意”，我们必须警醒！
注 释：
【1】1928年7月中共六届一中全会至1931年6月被捕，向忠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2】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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