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欧洲式专制”，是资本主义殖民侵略和掠夺的工具，是抽取印度人民鲜血的“管道”，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抽血体制”。
英国是较早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而且建立了世界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日不落”殖民帝国。时至今日，虽然英帝国史研究中赤裸裸的殖民主义话语体系日渐式微，但仍有一些学者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辩护甚至美化，认为这是“仁慈专制”。事实上，马克思早在1853年就揭露了英国在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本质，他指出：“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更为可怕。”这种“欧洲式专制”不仅在社会性质上不同于印度原有体制，而且在压迫程度上也更为深重。接着，马克思赞同并引用英国爪哇总督的话说，英国在印度的“欧洲式专制”的典型体现是，为了赚钱，不惜动用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开动全部现有的专制机器压榨它的臣民，迫使他们献出最后一点东西，付出最后一点劳力，从而加重了恣意妄为的半野蛮政府所造成的祸害，因为它把政客的全部实际技巧和商人的全部独占一切的利己心肠全都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关于“欧洲式专制”的论断，对我们认清并揭露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扩张和殖民统治的本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是我们理解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一把钥匙。首先，英国在印度推行强制贸易，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欺诈、掠夺和暴力。英国殖民者涉足印度始于1600年成立的东印度公司。为了在精心选择的印度西部港口苏拉特建立据点，该公司先派传教士在那里收集情报、笼络人心。接着，投其所好，给莫卧儿皇帝带去西洋画、餐刀、钟表等新奇物件，获取好感。葡萄牙人劫掠莫卧儿皇帝母亲所入股的货船之后，东印度公司怂恿皇帝派兵与英国人一道，在1614—1615年先后把葡萄牙人赶出了苏拉特和果阿。之后，东印度公司不仅在苏拉特建立了稳固的殖民据点，而且为保证英国人贸易安全还乘势撤换了苏拉特当地官员。这是英国早期殖民者在印度施展手腕以逞其谋的典型实例。1661年，英王更新了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不仅授权该公司垄断对印度的贸易，而且首次明确授予其在印度政治、法律、军事、外交等事务上的统治权。然而，当时的印度正处于莫卧儿帝国统治时期，英国不是和平地、平等地与印度进行经济贸易往来，而是明目张胆地授权东印度公司推行强制贸易、开展殖民侵略活动，这显然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其次，总督专制制度是英国在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基本特征。到18世纪中叶，英国在征服地区建立直接统治，总督及其委员会垄断东印度公司贸易，总督在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拥有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统治大权。有学者指出，这一时期的“整个制度趋向于专制统治，对人民的自由和财产没有任何适当的保护”。当时曾去过印度的英国人见证了总督的专制统治。据记载，总督独揽殖民地贸易和军政大权，总督外出就像王公一样，“当总督走过时，卫队在两边排开，敲着鼓；前边由五六十位全副武装的黑人开道，他坐在由多人抬着的轿子里，两边则是他亲自从欧洲士兵中挑选出来的年轻小伙子，他们都佩带着大口径短枪”。英国殖民当局对欧洲人和当地人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对当地人违法行为实行“当众割耳朵”等羞辱性惩罚，对违纪的当地士兵则“绑在柱子上无情地鞭打”。由此可见，总督有了欧洲的武器和资本的贪婪，比印度王公还要野蛮和专制。为了镇压孟加拉人民的反抗，英国殖民者借机展开了血腥的殖民征服。驻印陆军总司令克莱夫不仅对孟加拉统治阶层进行分化瓦解，而且对印度人实施残酷屠杀政策。据记载，在一次战斗中，东印度公司军队中有一个营的印度士兵试图叛变，结果24人当场被判处死刑，执行死刑的方式则是放在大炮口轰死。最后，建立寄生性和掠夺性军事独裁体制，是英国在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趋势和结果。18世纪中叶以后，针对未征服地区，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威逼利诱，与印度当地王公签订条约，攫取当地商品贸易、军事防务、财政税收以及政府人事安排等诸多权力。该公司由此嵌入莫卧儿帝国体制内部，从英国的一个海外贸易公司法人摇身一变成为莫卧儿帝国内的军队和税吏机关，拥有一支由当地财政供养的军队和一批榨取当地百姓血汗的税收寄生者，以此“保障”利润的搜刮和掠取。英国殖民者的寄生性和掠夺性昭然若揭。此后，为了加强殖民地的专制统治，英国议会从1773年起相继制定一系列法律，建立了寄生性和掠夺性殖民统治体制。总督在印度殖民地事务上不仅拥有决定权，还可兼任军队总司令，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不受其委员会制约，完全自主行事。不仅如此，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人垄断殖民地统治机构的全部高级官职，而印度人只能担任低级职务。面对孟加拉大饥荒，一些英国殖民者竟以亚当·斯密有关国家不应干预市场的论述为挡箭牌，反对为当地民众提供食物救济，尼克·罗宾斯(Nick Robins)指出，事实上正是东印度公司操纵粮价才导致了饥荒蔓延。通过把残忍的暴力、贪婪的资本、政客的狡诈与无情的压迫结合在一起，英国殖民者“从松散的独立商人公司和土著军队中最终炮制出一种欧洲军事专制体制”。这种以寄生和掠夺为基础的军事专制体制奠定了此后100余年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框架。
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欧洲式专制”，是资本主义殖民侵略和掠夺的工具，是抽取印度人民鲜血的“管道”，是以暴力为后盾的“抽血体制”。早在18世纪末，少数英国议员就认识到：“在历史上我们从未见过这样一种体制，其中，商人的贪婪是唯一的原则，也是进行统治的唯一目的。与其他专制体制相比，英国人在孟加拉的专制简直无以言表。”英国人在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严重后果就是导致印度“经济外流”（Economic Drain）：“东印度公司既是商人又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作为商人，他们从事贸易；作为统治者，他们侵吞税赋。这些税赋以贸易的形式汇往欧洲。”到了19世纪，印度殖民地的英国官员也承认：“我们的体制非常像一块海绵，吸干了恒河河畔的所有好东西，然后挤出来倒入泰晤士河河畔。”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尤其是在美国独立之后，英国更加依赖印度的资源和市场。有学者认为，正是从印度获得的廉价兵源，为英国打开了世界其他市场，从而取得了国际战略优势，提供了重要的助力。但是，这种野蛮的“欧洲式专制”是必然要崩溃的。马克思曾指出，英国在印度负有破坏和建设的“双重使命”。这并非是为英国殖民侵略唱赞歌，而是揭示其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必然灭亡的命运，更是在讽刺和批判“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荒唐的是，英国殖民者往往以“受害者”自居。例如，在1739年詹金斯之耳战争爆发前，英国商人也曾杜撰称，英国商船船长詹金斯被西班牙海岸警卫队指挥官残酷地割掉一只耳朵；在1757年发动普拉西战役之前，英国殖民者就炮制了“加尔各答黑洞”事件，谎称英国人在印度遭受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发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前，英国人“控诉”中国禁烟带来了“迫害”，造成了巨大损失；等等。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所谓“受害者”的经历，竟然在英国议会辩论中成为堂而皇之的话题。在英国殖民者入侵之前，印度国民生产总值正稳步增长，其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并非像殖民者所说的那样落后，而是处于近代早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英国在印度的“欧洲式专制”从根本上扭曲和阻碍了印度正常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剥夺和压制了印度人民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和选择权。
点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诩为“自由民主”的象征。但是，翻开西方近代历史，资本主义国家对内建立起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专制统治，对外则在扩张和征服过程中四处占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并且将国内的专制统治变本加厉地移植到殖民地半殖民地，榨取被奴役人民的资源，践踏他们的合法权利，无视他们的国家主权，建立起残暴血腥的“欧洲式专制”。这种专制并不“仁慈”，而是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微信公号，原载“《历史评论》2020年第4期”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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