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公开认输，逆行大半年的瑞典决定调头

 

圣诞节前夕，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在瑞典国家电视台一年一度的《与王室的一年》（Året med kungafamiljen）节目中对主持人表示：“我认为我们失败了。有那么多的人失去了生命，这显然是很糟糕的。所有人都在为此受苦。”

 

自去年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瑞典因为拒绝封城停业等几乎所有常见管控措施，而在数次停摆的全世界成了一个异类。“瑞典模式是对是错”也因此成了一个全球热议话题。去年4月29日，世界卫生组织突发卫生事件项目组执行主任Michael Ryan博士曾在记者会上表示：“如果新冠疫情成为新常态，那么在许多方面瑞典代表着一种未来的模式。”

 

在当时，瑞典的第一波疫情曲线已经平稳，境内R0回落到1以下，尽管死亡率和死亡人数都远高于北欧邻国，但看起来终究正在接近疫情终点。六月，瑞典迎来真正的第一波疫情高峰，但持续时间短暂，六月下旬以后日确诊人数迅速回落，正式终结了第一波疫情。

 

 

2020年10月初瑞典日确诊人数柱形图 / 瑞典公共卫生局

 

只是好景不长，半年后的11月，随着欧洲疫情再度爆发，瑞典也迎来了它的第二波确诊高峰，与第一波疫情一个月内就出现平稳曲线不同，第二波疫情迄今已近两个半月，拐点仍未到来，烈度远胜从前。

 

 

● 2021年1月初的日确诊人数柱形图，与上图同一统计口径同一来源 / 瑞典公共卫生局

 

而国王抛出的结论——“我们失败了”，迅速在国际舆论中掀起了热议。

 

在圣诞节前的那次采访中，主持人还提出让国王总结一下2020年，国王回答：“简而言之，这是非同寻常也极其糟糕的一年，想想那些失去生命的人，许多家庭经受的悲伤和痛苦，也有很多企业经受重击甚至倒闭。”而当主持人问及“您有多害怕自己被感染”时，国王回答：“最近害怕变得具体了，病毒离我们越来越近。”

 

国王“认输”之后

 

国王“认输”之后，在国际媒体铺天盖地发出相关报道，讨论瑞典是否会在疫情防控方面“回头是岸”之时，瑞典国内关注的却是疫情之外的另一个问题：国王这样说话，合适吗？

 

 

● 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在采访节目中 / 视频截图

 

瑞典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只有礼仪性身份，而没有统治国家的实际权力，也不能干预政治事务。采访播出后，瑞典国家电视台国内政策评论员Mats Knutson迅速提出，国王对于新冠防疫的批评“太具争议性”且“具有政治爆炸力”。

 

这是对于国王本人的批评。隆德大学公共法学教授Henrik Wenanader解释说：“按照宪法规定，国王以这种方式讲话是令人吃惊的和不寻常的。根据宪法，国王的角色是成为象征人物，而不是在政治问题上发言”。瑞典宪法规定，国王是象征整个瑞典统一的人，不应该表达自己与现任政府有不同的见解，而国王在节目中发表的言论可能被理解为对现任政府的批评。

 

皇室媒体信息主管Margareta Thorgren随后通过一则短信向瑞典《晚报》表明了立场：“国王的言论不是政治性的。很明显他指的是瑞典，指的是我们整个社会。国王对所有在大流行中受到影响和死亡的人表示同情。”

 

瑞典国家流行病学家、公共卫生局代表Anders Tegnell在接受瑞典《快报》采访时表示其“对国王的言论和看法不予置评”，并补充说道：“显然，瑞典的死亡人数令人深感遗憾。我们绝对需要努力去理解怎么可以做得更好以防止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至于是否将其称为失败，我认为应该将其留给将来研究这些问题的人们（去判断）。”

 

自疫情爆发开始，Anders Tegnell一直是瑞典所有防疫政策的总设计师，也是政府疫情防控措施的主要解释者。瑞典特殊的国家法律和政治体制，决定了在防疫政策问题上，公共卫生局的权力甚至高于首相Stefan Löfven本人。

 

 

● 瑞典首相Stefan Löfven（左）和国家流行病学家Anders Tegnell，后者才是瑞典防疫措施的主要决策者 / 网络

 

而在此之前，也是Anders Tegnell一直淡化疫情威胁，坚称其他国家采用的封锁政策毫无必要。今年9月，他曾表示“（瑞典人）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还没在市中心过人行横道遇险的风险高”，更早之前，公共卫生局甚至还曾发布过官方防疫指南称新冠病毒在潜伏期不具有传染性。

 

在国王表示“瑞典模式”失败的当天，瑞典《晚报》报道称：“据12月最新民调显示，民众对公共卫生局及Anders Tegnell的信任度跌至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点”。对于公共卫生局，这一数字从2020年10月的68%下跌至12月的52%，同期对Anders Tegnell的信任比例从72%下跌至59%。有媒体分析者认为，这样的信心下跌带来的最大风险是，如果民众对当局的信心消失了，听他们建议的人就会更少，其后果可能对生与死产生真正的影响。 

 

与此同时，瑞典民众对瑞典民事应急局、国家卫生和福利委员会以及养老院的信心也直线下降至新低。

 

“瑞典式防疫”中的瑞典

 

由于瑞典从未实行过严格封锁，因此也从未有过正式的“解封”，尽管去年上半年，许多专家和官员给出过“五月恢复正常”、“七月恢复正常”等等乐观预测，但事实上，自疫情爆发开始，瑞典人的生活再未真正恢复过正常。餐厅和商场为拉开社交距离贴上的黄黑提示胶带从未撤掉，疫情话题也没有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已经关闭很久，日常也不再有人用拥抱和握手来表示善意。

 

 

● 秋天时购物中心餐厅内不允许使用的空桌位 / 世界说

 

尤其是晚秋欧洲日新增病例数暴涨以来，瑞典人对于病毒的关注程度也随之升高。就我在日常生活中所见，所有此前制定的防疫举措——如限制公共集会人数上限为50人，提倡但不强制人与人之间保持1.5米距离，提倡勤洗手且不摸口鼻，70岁以上老人及其他高危群体宅家等，大多数人都仍在遵守执行。

 

就连去年圣诞，大家也大多选择了全家在露天条件下聚餐度过。

 

然而，就是在这样若松若紧的“瑞典式防疫”之下，第二波疫情的猛烈程度依然远超想象。

 

截至2021年1月7日，瑞典每百万人口确诊数为47754.34，每百万人口死亡人数为917.10。而邻国丹麦的数据则分别为30645.85和256.90，芬兰的数据分别为6817.17和105.40，挪威的数据分别为9922.45和86.14。十一月份开始二次爆发且不见“拐点”的确诊及死亡数据足以证明，瑞典式防疫和社会经济条件相似的邻国比，恐怕确实是失败了。

 

必须指出，瑞典的高死亡率问题在半年前就已十分突出。去年五月在另一篇回顾瑞典疫情的文章中我曾提到，“瑞典式防疫，是以更多无法挽回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在当时，瑞典每10万人口死亡人数22人，该数据是丹麦的3.14倍，挪威和芬兰的5.5倍。如今瑞典的数据又已经是半年前的4倍，是今天丹麦的3.57倍，芬兰的8.7倍和挪威的10.7倍，无论绝对值还是与邻国的差距都在迅速扩大。

 

2020年10月19日，瑞典社会部长Lena Hallengren曾宣布将制定新的流行病法来限制流行病期间公共场所允许容纳的人数。因为此前的法律没有给政府以这样的授权，因此很多防疫举措不能“违法”实施。

 

 

● 社会部长Lena Hallengren在1月8日的议会辩论中 / 网络

 

瑞典国家议会于1月8日周五通过投票，宣布临时流行病法于1月10日生效，有效期至2021年9月30日。新法律赋予政府采取强制性措施以防止感染蔓延和制止拥挤的权力。从1月10日开始，健身房、游泳馆、商场及超市等地方每10平方米内只允许有一名顾客，私人在外聚会人数不得超过8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

 

但根据新法，政府仍然没有封城和宵禁的权力，也不能限制私人在家聚会和公司办公室内容纳的人数。公共卫生局局长Johan Carlson仍然只能提醒民众，在家和公司时更要注意自觉遵守卫生局的防疫建议。

 

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了，是我这几个月感受到最明显的变化。根据公共卫生局最新建议，斯德哥尔摩公交公司SL于1月7日起要求乘客在高峰时段7-9点及16-18点必须佩戴口罩乘车，因经济问题买不起口罩的人可以去车站领取，每次乘车限领取一个。此前10个月的时间里，公共卫生局一直坚称“没有研究表明戴口罩有效”。

 

“逆行”结束了吗？

 

去年我曾调侃瑞典式防疫是“高速逆行”。回望去年春天时瑞典政府与此相反的种种表态，面对大流行病，当时的瑞典错了吗？

 

去年10月，在最初提出立法建议的时候，社会部长Lena Hallengren曾经坦诚地承认，瑞典仍在摸索适应大流行的最佳方式：“（新冠病毒）大流行才刚刚开始，我们可能甚至还没有走到半程，但是在大流行结束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这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历史性大流行病，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把所有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如今在疫情的切近威胁之下，瑞典国家议会以临时法律形式提前推出了这项新流行病法，算得上是面对变化做出的努力适应之一，即使它看上去是在向世界其他国家的抗疫模式逐渐靠拢。

 

说到底，在新冠疫情这道题目面前，人类仍然不知道什么才是，或是究竟有没有唯一的正确答案。

 

但目前可以确定的却是，当瑞典试图吸收其他地区的抗疫经验，它也在面临着与其他地区一样的挑战。去年5月在评估瑞典抗疫表现时，世卫组织曾有专家提出，“如果新冠病毒成为一种新常态而我们希望回到不封闭的正常社会，那么在病毒存在的这段较长时间内，想减少病毒的传播意味着需要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调整社交距离和社交习惯来适应与病毒共生的生活。瑞典正在尝试着如何做这样的调整，我们也许能从瑞典同事那里学到经验。”

 

大半年过去了，当欧洲其他国家“封不住了”的消息不断传来，在那些曾采取过强制禁足措施的地区，人们越来越无法忍耐长时间的禁闭和封锁的时候，没有被政府严格执行过封锁政策的瑞典人并没有表现得更有耐心。在疫情中反复强调每个人都要承担阻止感染扩散的个人责任的首相Stefan Löfven在12月多次被民众和媒体发现带保镖到市中心商场购物，甚至去了酒局买酒。首相其后在媒体采访中解释“从来没有网上购物过”，潜台词是，所以他需要去到实体店购买。

 

根据我的个人体验，瑞典网购已经算得上是欧洲最方便的国家之一，最快的可做到早上订购下午送达，也有像国内一样可延迟付款的“花呗”，且疫情这一年网购比之前还进步了不少，实在无法理解政要有什么不得已需要一个月几次去商场购物。

 

 

● 瑞典媒体获得的财政部长Magdalena Andersson圣诞假期期间租赁滑雪用具的照片 / Aftonbladet

 

财政部长Magdalena Andersson也在圣诞假期被民众和媒体拍到在滑雪胜地租用滑雪设备。就此接受媒体采访的普通民众表示：“我看到她在这儿的时候，觉得自己做得也没那么糟。”

 

由于新年假期前往西班牙属北非加纳利群岛度假，2018年3月就任的瑞典民事应急局总干事Dan Eliasson在1月8日宣布辞职。他此前还担任过瑞典社会保险局局长及瑞典移民局警察局长。

 

疫情发展望不到尽头，如果政要都憋不住了，普通民众还能撑多久呢？

 

来源：世界说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