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斯郎：公知在美国病死：2020，西方神话的崩溃元年

 

这一年太魔幻了，我本以为西方的制度只是单纯的“烂”，却没想到会是“这么烂”。

 

2020年马上结束了，整个“先进的西方世界”不但没有控制住疫情，反倒是在这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给全世界送来了两条“王炸”性的消息，也再次让人对西方“先进的制度”刮目相看。

 

第一条“王炸”消息是美国送给世界的。在经历了11月底感恩节的聚会、狂欢、全国人口大流通的作死表演之后，美国于圣诞节前夕交上了一份震惊世界的答卷

 

11月18日，“超疾大国”美国再次刷新了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的世界纪录，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了40万例，进一步朝着彻底失控的方向迈进。而根据模型预测，到明年4月1日，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将超过56万人。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加州洛杉矶县每小时就有2人死于新冠肺炎，每80人中就有一人感染病毒。

 

 

 

另一条“王炸”消息是英国送给世界的。最早将“群体免疫”视为抗疫目标的英国，虽然后知后觉地开始进行封城等防疫操作，但其优秀的“民主反应速度”显然跑不赢病毒：英国的病毒变异了，传染性增强了70%，而且过去一周伦敦地区60%的新增病例系新变种病毒引起。

 

上一劫还没过去，新的一劫就来了，一劫更比一劫强。

 

面对这一突发状况，英国伦敦紧急封城，但英国政府显然无法控制失控的局面。在坚持抗疫半年多后，在经验丰富的情况下，依旧上演了数十万人参与的疯狂“逃亡”画面。

 

 

▲12月19日，伦敦记者在伦敦封城前夕拍下“万人逃亡”的景象。据悉，共有超30万人在新一轮封锁前逃离伦敦。

 

新型变种病毒是9月份出现的，英国政府对外承认事态严峻并采取对应措施是在12月，这显然是失职与疏忽。而也正因为这样的失职和疏忽，源于英国的这一变种病毒，也以无情的姿态，蔓延到了意大利、荷兰、丹麦、澳大利亚等西方多国。

 

而为了避免再被新变种病毒重创，众多西方国家也彻底放下了自由、民主的口号，转而采取非常严苛的手段、对英国采取了戒严性的封锁措施，欧洲的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德国、丹麦等国相继宣布禁止英国的航班入境，沙特、土耳其、加拿大等国也相继加入“禁英队伍”。

 

 

▲截止21日，“禁飞英国”的欧洲国家。

 

▲法国《费加罗报》报道，因为法国封锁了英法边境，大量往返两国的集装箱货车滞留。

 

▲因为“封锁英国”，滞留在机场里的西方旅客。

 

“封锁英国”，成为了这几日全球最热门的话题，一些西方媒体甚至开始将英国称为“欧洲病夫”。

 

 

▲《每日镜报》将英国称为“欧洲病夫”。

 

除此之外，日前瑞典国王宣布抗疫失败，意大利总理宣布进一步的举国封锁，德国总理默克尔含泪哀求民众配合抗疫······

 

 

可以说，西方乱成了一团。可看各国政府的通告以及西方媒体的报道，西方各国政府明明已经后知后觉地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防疫政策，许多甚至非常严苛，但为何就是少有成效，甚至是频频失败呢？

 

我想，这和西方体制下的“政府引导力差”有着很大关系，正是因为政府的职责与能力缺失，才导致了各种防疫政策少有成效。

 

那么问题来了：西方体制下的欧美政府，为何会出现引导力差的情况？下面，我们分别从四个方面解读这一问题。

 

 

▲正在掩埋尸体的美国防疫人员。

 

1：西方政府的长期不作为，让民众失去了基本信任

 

任何制度下的政府，要想引导人民，前提必须是与民众之间建立基本的信任体系，即让民众信任政府。要做到“让民众信任”，就必须做到诚心为民服务，而且不能失信于民，绝不能是简单的口头忽悠。

 

而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轮值政府所缺的，恰恰是这种“为民服务”与“守信于民”的精神。

 

我们在前期的诸多文章中都曾强调过，西方的资本主义轮值政府，其性质不同于我们理解中的担当型政府。西方的政府组织更偏向于我们理解的小区物业，做得好了继续做，做不好了拍拍屁股换下一家。而且西方的“物业型政府”很多是光收钱不做事的，不少甚至是直接服务于资本财团的黑物业。

 

也因此，我们会看到绝大多数的欧美国家都实行着高税收政策，民众近半、甚至过半的收入都直接被政府收缴，而政府又长期以高福利建设、社会基础建设的名义维持着“高税收”模式。这一切都看似顺理成章，但其“黑物业型政府”的本质，决定了它们长期处于一种“收钱不做事”的状态，也就是我们说的“不作为”。

 

 

 

▲西方民众抗议“物业型政府”的画风，和国内居民抗议“黑物业”有着非常多的共通之处。

 

所以，我们会看到，西方“黑物业型政府”管理下的普通民众，享受的是效率极低的、可能把病人拖死的公立医疗服务，受到的是可能连教师都找不齐的低端快乐教育，走出家门迎面而来的也极有可能是坑洼的城市道路、较差的公共网络服务和破败不堪的车站。

 

总结就是：忽悠民众的时候说得很好听，实际上是烂到底子里了。

 

西方社会许多民众的心里其实也很清楚，自己不过是被不作为的政府一次次哄骗而已，因此在欧美会有很多群众游行示威，有的要求减税，有的要求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有的要求把自己家门前烂了几十年的路修一修。

 

 

在这种社会模式下，要想政府作为，民众就得去“讨”（例如大游行），很多时候根本就“讨不到”。这也就是为何，在这近几十年来西方游行示威的人很多，社会却没有大的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资本财团控制的“黑物业型政府”平时只管说，却很少履行承诺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例如美国奥巴马政府早期所谓的“全民医保”政策，美政府前期斥巨资宣传的“西部高铁”计划，美国政府所谓的新探月计划，欧洲一些国家领导人历年来郑重承诺的“降税减税”政策等，要么中途腰斩，要么还没开始就画上了句号，把群众耍得团团转。

 

 

 

在这样的“黑物业型”的忽悠、哄骗之下，西方的底层群众也逐渐散失了对政府的信赖，再加之西方传统的文化思维中本就抵触政府，甚至视政府为“黑恶势力”，因此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偏低，甚至可以说是毫无信任可言。

 

哄骗、欺骗得多了，信任便没有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塔西佗陷阱”便出现了：政府的话不再代表权威，总是被怀疑和猜忌。

 

而这，也就是为何，当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尽管西方各国政府出台了防疫政策，尽管西方政府相关部门在大力宣传病毒的危害所在了，还是会有大批民众反对说：这是假的，都是政府骗人的把戏，是故意为了剥削我们想出的骗局。

 

 

2：媒体的资本化和利益化，让团结统一变得不可求

 

我是同时经历过中国疫情和西方疫情的人，年初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在国内，后来西方疫情爆发早期我在欧洲。

 

对比中国和欧洲的“抗疫”，我发现一个明显的差异是，中国能自上而下地团结抗疫，而多数西方国家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相比于中国的那种团结抗疫，西方国家的抗疫往往显得“散装”了些，先是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各玩各的，再是政府和民众各玩各的，有趣的是各家媒体在防疫过程中也各玩各的。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媒体这一块，疫情早期的中国，几乎举国上下的媒体都很团结，一方面将疫区严重的情况往外报，一方面又全天候抱团宣传疫情的严重性和基础防疫知识，并不断告知民众听从防疫部门指挥、科学防疫。

 

 

但在西方不同，尤其是疫情爆发早期的欧洲，铺面而来的信息杂乱得很，有说新冠肺炎就是普通感冒的，有说病毒只攻击中国人的，有说西方的体制优越不在乎病毒的，甚至有鼓吹新冠肺炎不过是政治谎言的。鱼龙混杂的信息中，政府很难做好引导工作。

 

 

▲意大利媒体早期援引“专家”观点报道，称新冠肺炎对意大利构不成威胁。

 

表面上看，这像是西方言论自由环境下媒体的舆论乱象，但其实每一句蠢话背后，都是大资本、大财团的算计。这和西方的社会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联——多党派争权的社会，媒体必然服务于不同派别，不同派别又服务于不同利益集团。

 

因此，疫情爆发之后，大量服务于利益集团而反当局政府的媒体开始给政府挖坑，竞争政党也开始散布对执政党的不利防疫内容，大资本家控制的媒体则宣传病毒无害论以免自我利益在短期内受损，一些当局政府控制的媒体为了谋求眼前利益，在自家乱成一锅粥的情况下，依旧选择了将矛盾转移到他国，对疫情关联国家张牙舞爪。

 

 

▲对境内疫情防疫毫不关心，却大搞国际政治游戏的德国《图片报》主编。

 

明明应该宣传科学防疫的媒体，却带头造谣和欺骗民众；明明应该宣传团结防疫的媒体，却成了防疫过程中最不团结的载体；明明应该配合政府积极投入防疫的媒体，却成为了协助群众反政府防疫政策的平台······

 

造成这一系列乱象的背后，是西方媒体的过度资本化和利益化，成了资本家和反对势力妖言惑众的工具，散失了“媒体”存在的本性和真谛。而这种媒体理性的散失，也成为了西方政府防疫过程中的一道高高的槛。

 

3：虚空的制度自信病态化，让引导力变得不堪一击

 

盲目自信与极度自负，是我在这一年的全球新冠疫情中，从西方社会的表现中看到的巨大缺陷。

 

比如疫情爆发早期，意大利的医疗专家和政府官员就表示“发达国家不怕病毒”，德国卫生专家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也自信满满地表示“我等发达国家医疗系统先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他亲爱的支持者们更狂妄，死了几十万还能自称“优秀”，自信得有点宇宙无敌了。

 

但现实很可怕，这些国家后来都惨不忍睹，大家也都看到了。

 

 

▲意大利伦巴迪大区主席及其所谓的“新冠病毒对我们来说就是小儿科”理论。

 

 

说到底，西方社会的许多群体之所以能这样在“自欺欺人”中以骄傲的姿态走向死亡，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病态化的、虚空的制度自信所导致的。

 

这种极端的自信所表现出来的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就我行、我牛逼、我无敌”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并非只是在新冠肺炎的防疫过程中出现，它是根植于多数西方人（尤其是西方政客）脑中的一种执念。

 

我们今天很多人来到西方，很多人会被问到“你们中国有没有火车”、“你们中国人有没有这么宽敞的路”、“你们中国有没有这么大的超市”等等，高频率地出现这些问题，不是简单的基于“无知”，而是源自迷之自信的一种井底之蛙式的观点：我这么牛X，你不可能有我好，更不可能做得比我好。

 

毫无自知之明。

 

 

而也正因为无法理性地看待这个世界和自己，多数欧美国家的政客和思想极端化的群众，都没正视本国的体制问题，例如社会发展效率低下、政府责任落实不明确、医疗系统漏洞百出、社会阶级固化严重等等，这些巨大的社会问题都被忽略了，转而就是几十年不变的“先进口号”。

 

可事实大家也都看见了，疫情狠狠地教训了他们：在西方各国政客迷之自信的言论之后，经济崩溃的崩溃，医疗系统瘫痪的瘫痪，多年累积的体制顽疾，在这时候全都成了致命性的硬伤。

 

平时不能客观地认识自己，还带着民众自吹自擂，把功夫都用在耍嘴皮子上，这种病态的虚空自信，决定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政府，必然在社会引导上不堪一击，毕竟它们连自己都无法认清，更何况是在危难中引导人民。

 

 

4：民主素养的整体偏激化，让科学的引导变得奢侈

 

我记得年初的时候，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德国的《明镜周刊》等几家主流西方媒体，都在变着法地说“能救中国的只有（西方的）自由民主”，表达了一种“中国要想抗疫成功就必须学习西方模式”的观点。

 

 

▲吴丹丹（右一），明镜周刊编辑，年初曾撰文表示“只有自由民主能救中国”。

 

我们如今回过头去看这些说辞，都会觉得这“很打脸”，西方和持西方价值观人的脸，被打得啪啪响。很显然，它们所谓的“西式自由民主”不仅没法救中国，反倒是把整个西方都拖下了水。

 

这里面的问题，关键在于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是西方那种极端自由主义的民主叫民主，还是中国这种实事求是的民主叫民主，到底是喊口号喊得大声的叫民主，还是脚踏实地全民齐心的叫民主。

 

我想，经历过2020年这一场大疫的洗礼，这其中的道理，已经不用我多说了。

 

我并不是说西方的民主全不好，但西方的民主肯定是有大问题的，而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少了“实质性”，口号太多让人麻木，严重忽略了民主的本质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空谈民主，忽略素养，走向偏激。

 

疫情中，西方民众反封城、反口罩、反疫苗，这的确是“民主精神”的一种体现，但这属于缺乏科学素养的偏激化民主——不问事情轻重、不管他人死活、不论科学真相，以闹为荣，以莽撞为资本。

 

 

试问，这是人类追求的真民主吗？答案显然不是。

 

而西方世界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民众综合素养的低下所致的，大批民众科学素养缺失、利己主义精神泛滥、集体责任意识淡薄等综合“低质因素”共同造就了各种反防疫奇观。

 

空口谈民主，却少了最基本的素养，尤其是正确的科学素养。这些要素的长期缺失，注定了西方民主只能是虚空民主的本质。因此，当英美等国政府下令“抗疫”的时候，那些长期被愚化的“低质群众”，就成了防疫路上的巨大阻碍。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谈何科学引导，和这些极端民主的群体解释清楚什么是病毒，都是一件“够呛”的艰巨任务。

 

 

 

写在最后：西方模式已经烂到根了，公知们还是实事求是的好

 

最近英国和美国的疫情“王炸”消息曝出后，网络上不少舔洋公知又开始了新一轮“混淆视听”的游戏，有的说美国一切美好的，有的说英国毫无波澜的，总结到最后都是“中文媒体胡说八道”。

 

 

 

 

要我说，这样舔就真没意思了，脸都被摁到粪坑里了，还吐着舌头说“味儿真香”。精神可嘉，但不支持。

 

毕竟，还有“舔”到最后，把自己“舔”死的：

 

 

▲亲美老公知“病死了”。

 

疫情本来就是一场全人类的灾难，灾难就是灾难，死了那么多人还嘴硬，在那里丧事喜唱，歌颂欧美社会如何先进发达，这已经不是罔顾事实那么简单了，这是对逝去生命的极大不尊重。

 

好便好，臭便臭，没有那么多好粉饰的。在历史的灾难中吸取经验，接受教训，并反思过错、弥补缺漏，才是最正确的对事态度，切勿自欺欺人，一边打着嘴炮，一边咽气去见上帝。

 

作者信息：刘斯郎，郎言志主笔，嘴比公知还“贱”的红粉，黑帽子很多，自己往上加。  来源：郎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