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印度在边境上的强硬动作，中国方面则显得相当保守。原因之一是中国面临地理条件上的限制，印度则否。印度军队前往喜马拉雅山南麓，是从人口稠密区上来，调动容易，资源丰沛；但中国对于边境的经营和印度相比向来较为弱势。
印度的战略目标相当明显，即希望在面对未来国家成长中最大的对手中国时，能展现出主控的姿态。对于中国而言，它必须体认到将来在世界上面临的最大战略对手虽然仍是美国，但第二大战略对手就是印度，而非国力正在衰退的日本。印度的战略目标包括要控制南亚次大陆的制高点──中国的青藏高原。面对印度的领土威胁，中国必须警惕，可是中国自身好像有点轻忽。中国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印度相当友善。但是印度却一直很鄙视中国，后来则把中国视为竞争者。历史与大自然和我们的想像有巨大落差。例如〈中华民国颂〉的歌词说“青海的草原，一眼望不完；喜马拉雅山，峰峰相连到天边。”喜马拉雅山是不是一个“峰峰相连到天边”的山脉呢？实际上不是。喜马拉雅山的山峰并不相连，数道到数十道山体，被由青藏高原流向南亚次大陆的河流切割形成山口，可做为交通孔道，其切割过程以地质数字来计算都在千万年以上。这些河谷才是喜马拉雅山区人类生活的核心地区，透过自然流动的河流，所有藏人皆可沿着河谷穿过喜马拉雅山，上游的人可通往中游，这就是今天藏文化分布区含括整个喜马拉雅山两侧的关键原因。历史上一个事件亦可为此佐证。清朝将领福康安曾穿越喜马拉雅山脉，打到了今天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附近，反击当时尼泊尔对西藏日喀则的进攻，一般人会以为福康安需要翻越圣母峰(珠穆朗玛峰)等重重阻碍才能过去，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实际上只需沿着河谷行走即可抵达。
藏印边界是“盐线”不是山脉棱线
因此，要真正理解中印边境的自然生态，必须从河谷看起；人类生态亦然，理解政治与军事的关键即在人类所居住的喜马拉雅山的河谷、山谷之中，不是山脉的棱线。传统西藏和印度间界线的形成与当地人类生态的形成直接相关，人类的生活圈不同，所划分的政治圈自然也不同。西藏与印度的生活圈主要根据“盐”的取得方法来区隔：印度次大陆的盐来自印度洋，西藏的盐则是从青藏高原上的众多盐湖中提炼而出，以盐湖做为盐巴来源的藏民生活范围广及喜马拉雅山的南麓。“盐线”才真正构成了西藏和印度之间的“传统习惯边界线”，而它并非是一个抽象的界线，不但具体，且在现实中有过数百年的实践经验。印度不管在蒙兀儿王朝(1526至1858年，大陆译为“莫卧儿王朝”)或是后来的英属东印度公司时期(1858至1947年)，政治势力都无法触及藏文化区。同一时期，西藏地方当局与清朝政府的管辖范围却是含括整个西藏的“盐线”，而且向在当地半农半牧的藏人、门巴人、珞巴人收税。西藏在元朝之后即纳入传统中国的管辖范围，并被后来的中华民国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继承。这是中印传统边界线的形成始末。
阿克赛钦：“中国的白石滩”
最近在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的阿克赛钦地区，网路上广泛地把它错认为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这个认知是错误的，它完全是从当今印度的政治观点出发而得出的结论。事实上，“阿克赛钦”这个词的语源就可以破除这谬论。“阿克赛钦”源自突厥语族中的维吾尔语，在维吾尔语里“阿克”是“白”、“赛”是“河滩”、“钦”是“中国”，“阿克赛钦”也就是“中国的白石滩”。“阿克赛钦”名字本身就标明了它与新疆的关系，今天阿克赛钦的主要部分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阗市管辖区域之内，虽与和阗市区之间隔了昆仑山，却与前述的喜马拉雅山情形类似，并非无法翻越。阿克赛钦一直是新疆到西藏的传统通道。自成吉思汗征服了包括今天的新疆在内的内亚区域以后，西部蒙古人便是沿着阿克赛钦走向西藏的阿里。明末清初时，西部蒙古人在新疆建立“准噶尔汗国”，与西藏之间透过宗教活动“熬茶”建立起特殊的政治关系，与准噶尔具备某种竞争关系的清政府也用“熬茶”的方式建立和维系与西藏的关系。从准噶尔到西藏，也必须从阿克赛钦通过。同时期的印度势力根本没有涉足至此。1950年代中期修建的“新藏公路”，从新疆叶城开始到西藏的拉孜，途中也是从阿克赛钦通过的。
阿克赛钦是新疆南部、西藏西部和克什米尔的连接部，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中印实控线位于喀喇昆仑主脊线以东，大致沿什约克河和喀拉喀什河、叶尔羌河的分水岭展开。
拉达克首府又称“小拉萨”
从地理上来看，阿克赛钦与今天印度声称的“克什米尔”区域东北部的“拉达克”相连，而拉达克被强行认定为克什米尔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拉达克是一个藏语文化区，过去至今一直使用藏语，虽与拉萨的方言有口音上的差异，但可以互相听懂。此外，拉达克的首府“列城”与西藏首府拉萨颇为神似，又被称为“小拉萨”，当地也有个类似布达拉宫的宫殿，虽不属于黄教(即格鲁派，藏传佛教四大派之一)，但也是藏传佛教的一个支派。拉达克的这种形态，正说明它与西藏间密切的文化、政治关系。拉达克不是由西藏政府直接管辖，它有自己的贵族，西藏对它采取间接统治。这种情形在西藏并不特殊，历史上西藏唯一的统一，即由著名、伟大的吐蕃君主“松赞干布”所建立的“吐蕃王朝”所整合，王朝的统治范围曾经相当辽阔，从帕米尔到喜马拉雅山两侧，向东则到藏彝走廊，包括今天中国境内的四川、甘肃、青海、新疆与云南一角，全都是吐蕃王朝的一部分。可是吐蕃王朝到9世纪就解体了，解体之后的9至13世纪，在宗教上是所谓“藏传佛教的后弘期”，政治上传统西藏则分裂成数十个小政权，这些小政权不由贵族统治，而是政教合一的宗教统治。
西藏受益于和元明清的政治关系
西藏在9至13世纪一直保持着分裂的状态，假若西藏想要统一，就必须连结一个更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他们一直都是往东看，也就是中国。到了13世纪，这些小政权终于找到了一个契机——元朝。蒙古帝国建立、转变成元朝并统一了中国，西藏萨迦派的首领萨迦班智达与元世祖的代表阔端在今天的甘肃会谈结成了联盟，西藏在政治上将自己纳入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如此，西藏的核心地区才完成统一。同样的，西藏后来透过与明、清朝廷建立政治关系，来维系西藏的统一并巩固当地的地方统治。在西藏和元、明、清的这段关系里，受益较多的不是元、明、清，反而是西藏本身，因为如果不依靠元、明、清，西藏就无法统一。即便如此，西藏仍有些地方无法统一，即今天的不丹、锡金、尼泊尔、拉达克以及附近的木斯塘。拉萨要管辖这些地区，必须穿过喜马拉雅山南麓，在技术上存在困难，因此还维持着原来吐蕃王朝解体后的状态。但因为同属藏传佛教的关系，这些地区和西藏还是维持政治上的联结，即最高政治决策、对外关系与军事行动皆听命于拉萨。当然他们内部有时也发生政治变化或叛乱，大方向则总体不变。到了清朝时期，喜马拉雅山南麓像牙齿一样排列的这些小国家，便同时成了西藏与清朝的双层藩属。传统中印关系自19世纪的30年代开始发生改变，这与印度次大陆的伊斯兰化有关。印度次大陆的最后一个王朝“蒙兀儿王朝”(1526至1858年)，是“伊斯兰化”的统治集团，其统治的部分目的在于推展伊斯兰的影响力，今天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形成便与蒙兀儿王朝的统治有很大的关系。从拉达克往西南边山脚下走，到半山腰的地方就是“克什米尔”，它是较早被伊斯兰化的区域。1834至1839年，伊斯兰化的克什米尔进攻信仰藏传佛教的拉达克，拉达克的土邦主曾向拉萨与清朝驻藏办事大臣求援，但碍于西藏军力不足，清朝在当地的驻军也十分有限，拉达克最终还是受到克什米尔土邦主的控制，幸而当地贵族尚在，并未完全灭国。1846年，英国人取代克什米尔的土邦主直接控制拉达克，并迳自宣称在拉达克东北的阿克赛钦(与拉达克并无关系)也属拉达克。1865年，英国军官William Johnson(大陆译为约翰逊，台湾译为詹森)到今日的新疆和阗旅行后，拿起笔来片面在地图上画定疆界，将和阗南部的阿克赛钦划到拉达克的范围内，此即为印度主张位于中印边境西段詹森线(Johnson Line)的来源。然而，詹森线在历史上从未被实现，英国人也没到过阿克赛钦。何况1899年(庚子事变前1年)，英国驻清朝公使窦讷乐给清朝的照会里清楚承认“中国的领土包括阿克赛钦”，但此声称却被后来继承英国殖民遗产的印度所否认。詹森线与中印边境东段的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情形不同，中印边境东段，曾在1950年代中国涉入韩战之际被印度趁机向北推进了9万平方公里，到达或进一步越过麦克马洪线;西段则除了地势较低的河谷区曾被印度推进后控制，至今仍被部分占领外，面积大约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仍在中国的统治下。我们再来看中印边境的东段部分。印度坚持依照麦克马洪线来划分疆界，但中国政府从不承认此线，并于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中，将军队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南，恢复中国的传统边界。但中国军队在获胜之后却自动退回战前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甚至进一步再向后退20公里，以致印度现在实质控制的东段范围较1962年还要更向北推进，中国在东线领土损失严重。至于西线，中国在1962年战争里则夺回一部分被印度抢占的领土，所以实际控制线没发生太大变化，直到2017年，印度人改采“前进策略”。它的后果下面再讲。做为现代国家，中国是一个传统领土遗产的继承者，也就是对传统国家的统治遗产做法律上以及政治上的确认。这个确认过程，包含了不断向后收缩，收缩后确认、继承的“收缩-确认”为模式，因此，过程中不仅没有超过、而且主动缩减了自己的传统统治范围。印度曾经是一个传统文明体，这一点毫无疑问。可是今天印度的领土遗产是从英国继承来的。做为曾经拥有独特传统文明与传统国家的印度，在转化为现代国家之后，却把自己界定为应当“全面继承英国殖民遗产”的国家，因为他们发觉“没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印度就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印度在1947年成立时，很快就变成以民粹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民族主义国家，他们在国际的各个方向都要求继承英国的殖民遗产，不仅和中国，也和其他邻邦缅甸、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发生冲突(与巴基斯坦的冲突最严重)，而印度内部的阿萨姆邦、曼尼普尔邦等地也时有族群冲突。这些冲突形成的原因，必须回归印度国家的性质——英国殖民遗产的继承者。英国人统治各殖民地的一贯手段是“分而治之”，如向北把西藏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将西藏管辖的部分土地划归给印度，至于印度能否实际控制则是另一回事。今天印度的阿萨姆邦、曼尼普尔邦有大片的领土即属于原来缅甸的雍笈牙王朝(同样的手法亦见于二战之后，苏联人将德国东部领土划归波兰，又把波兰东部领土划给自己)。西方列强长期玩弄这种帝国主义的游戏，导致各殖民地，包括印度内部出现非常强烈的族群冲突。此即印度做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形成和中国有巨大差异之处，印度内部的族群关系很大程度上由政治利益强行组成，迥异于中国内部族群由2,000年以上长期互动所形成的关系。最近媒体上很多文章，都在讨论有关印度的战略目标。西方倾向低估印度的战略目标，反而特别夸大、强调中国的战略目标，认为“中国为了自己的商业与政治利益要控制东南亚以及南亚”、“中国是一个扩张型的国家”、“印度好像一直在防守”等根本的误判。中文媒体同样也有误判，认为“印度采取守势，没有多大的侵略性”，在边境冲突里“基本上是中国人占了便宜，印度人占不了什么便宜”，并且“将来没有什么便宜好占的时候，印度大概就会退出去，有所收敛”。这是严重低估了印度。
中国与西方严重低估印度战略目标
在战略上，印度从建国开始就有很强烈的目标，不仅要主宰南亚次大陆，而且要主宰印度洋，甚至将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到曾受印度影响的阿拉伯区域、东非以及东南亚(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东南亚曾泛称“印度支那”，缅甸、泰国、寮国、越南、柬埔寨、马来半岛、印尼等地都是同时受到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影响的地方)。1980年代以后，印度的战略目标更加明确，它要成为世界经济强权。尽管印度的经济进展比中国慢，但仍比许多开发中国家要快得多。假若把中国放在一边，印度的经济成长是很惊人的，已超越了原来的殖民宗主国英国的经济总量。经济总量的增长虽使印度增加了国民自信，但国民自信的背后还有几个潜在危机。比如印度人口已接近中国，名义上排在世界第二，实际上可能已超过中国(因为印度的统计不足)，而印度的耕地面积虽比中国大，但印度的农业生产效率较为低落，仍存在严重的饥荒问题。印度认为在实现农业以及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不断扩张势力范围与战略安全范围。印度的思维完全继承英国，所以不只是前面所提的区域，连西藏、阿克赛钦、新疆管辖的一些地方都被它视为势力范围。印度在这些地方采取非常强烈的作为，远从1947年建国以来，它就积极维护英国人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影响力。殖民时期的英国官员被留下来当顾问，由他们帮忙控制喜马拉雅山南麓。从1950年开始，又进一步向北扩张，在最东段占领中国的藏南，即印度后来所建立的、非法的阿鲁纳恰尔邦，同时还将不丹与锡金都变成印度的保护国，并且渗透至尼泊尔的王室政治里。尼泊尔王室最后的衰微与消灭都与印度有直接关系;往西，则继承了英国的殖民遗产──克什米尔与拉达克，蚕食了一些中国领土，并和新成立的邻邦巴基斯坦发生战略冲突。
印度掌控中印边界各小国
喜马拉雅山南麓、被称作“喜马拉雅山的牙齿”的这些小国家中，第一个被拔下来的牙齿，是锡金。印度在1950年把锡金变成保护国，签订所谓的“印度锡金友谊条约”，全面控制锡金的政治和经济命脉。然而锡金的整个国民组成和宗教皆与西藏相同，他们对印度的作为非常不满，遂于1968年发动反印度游行示威，却遭到印度的强力镇压与大量屠杀，并于1973年进一步驻军、军事接管锡金。军事接管使锡金异常焦虑，曾在1974年的一年中，发了一百六、七十封信件予世界各国，要求各国关注锡金的独立主权及领土完整，可是无人理会。事实上，因为锡金和西藏、清朝的传统关系，当时锡金对中国抱持最大期待，希望中国可以干预、保护锡金的独立，然而当时中国正值文革期间，经济和政治都比较混乱，自顾不暇。在1974到1975年期间，锡金曾在所有的政府大楼升起五星红旗，单方面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锡金特别行政区，但是当时的中国政府除了对印度做口头抗议之外没有任何动作，印度则以军事强力镇压，将维护锡金独立的人士(包括一些亲中人士)全部杀害。甚至到了21世纪，中国为了强化与印度的关系，干脆承认印度对锡金的主权。印度吞并锡金的重要原因在于，它要扩大本土到东部阿萨姆邦之间的“西里古里走廊”战略通道的宽度。西里古里走廊靠近锡金，印度将锡金灭掉以后，走廊的宽度自然扩大许多。这件行动非常清楚地呈现了印度实现战略目标的取向，它的下一个目标是不丹。不丹的领土比锡金大得多，并且在世界上拥有较大影响力，有类似于“亚洲瑞士”的形象。印度这些动作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警讯。
壮大印度必先压制中国？
印度近年来在新形成的中印边境的中段及东段大规模修路，东段修筑了更多高品质的道路，可供包括俄制的T90坦克(比解放军在青藏高原的15坦克重得多)行进。印度在中印边境的西段阿克赛钦地区也修路，因当地本是无人区，原本双方驻兵稀少，2017年以后印度的驻军开始大增，从一个团增加到一个旅、一个师、一个军，现在又专门成立了14军(取代原来负责控制克什米尔的15军)，专门对付驻守在阿克赛钦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对于印度在边境上的强硬动作，中国方面则显得相当保守。原因之一是中国面临地理条件上的限制，印度则否。印度军队前往喜马拉雅山南麓，是从人口稠密区上来，调动容易，资源丰沛；但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从新疆还是从西藏过来，都要经过很长时间，中间都是人口稀少(今天新疆总人口约两千万，西藏则为一百多万)、资源稀缺的区域，道路条件并不好，中国对于边境的经营和印度相比向来较为弱势。另外的关键则在于河谷，中印边境间的河谷大约只有半数有中国驻军及哨所，剩余没有任何哨所的河谷，在印度实际控制的那侧已被印军使用人海战术全都填满。这里额外补充一点，1962年中印冲突发生时，当时台北《联合报》的报导写道“匪军(人民解放军)用的是人海战术击败印军”，这是非常荒谬的描述，不仅无知还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当时解放军的人数大约只有印军的1/10，完全不占人数优势，靠的是战力而非人海。印度的战略目标早已呈现得相当明显，即希望在面对未来国家成长中最大的对手中国时，能展现出主控的姿态。对于中国而言，它必须体认到将来在世界上面临的最大战略对手虽然仍是美国，但第二大战略对手就是印度；印度也是中国在亚洲最大的战略对手，而非国力正在衰退的日本。日本和中国今天真正的冲突点已然不多，尽管日本在政治上不得不服从美国，但在经济上中日的互补远远大于竞争，经济上乃至政治上的共同利益亦多于冲突，这是今天中日关系的实质。
中国须认清第二大战略对手是印度
中国的战略目标不在于扩张，在面对印度扩张性战略目标时，会有很大危机。印度的战略目标包括要控制南亚次大陆的制高点——中国的青藏高原。面对印度的领土威胁，中国必须警惕，可是中国自身好像有点轻忽。全球观察家看到的可能也都跟事实相反，他们觉得“中国威胁了印度”。以1962年印度陆军全面溃败为例，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若从青藏高原向下推进到南亚次大陆，印度是完全没有抵抗之力的，印军将在一个多星期之内全军覆没，印度会被占领。可是，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政治局开会表明“我们不能打下去”，“因为我们会背上(当时)6亿印度人口的大包袱”、“背了以后可能自己都会亡国”。现在的想法和那时仍然相同，中国对印度没有任何政治上、领土上的野心，亦不想影响印度的战略利益，基本承认印度在南亚是一个大国，以及做为第三世界国家、不结盟国家的地位。中国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印度相当友善。但是印度却一直很鄙视中国，后来则把中国视为竞争者。印度鄙视中国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印度人的“后殖民情结”，他们觉得自己从殖民者那里接受了英文教育、他们的“英文比中国人好太多”，“制度和设施比中国好太多”等等。印度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而且还保留“后殖民文化”的国家，对此台湾读者应比大陆读者更容易理解。“后殖民情节”使印度人看不起中国人，从1962年一直到今(2020)年和中国人发生冲突之前，印军都是用非常蔑视的心态去看待解放军，直到动手之后才发现和他们想像的不太一样。由于每一次上来的都是新兵，所以每个印度兵都经历过一次心理幻灭的过程。对于印度的战略目标，观察家以及中国都有严重低估的现象。未来印度的人口还在高速成长，印度的经济增长在疫情之后向上的趋势应当也不会停，虽然它还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那些认为印度会为了中印共同利益而搁置争议的想法，恐怕是“天真的期待”。冲突将是中印关系态势的主流，中国只能尽早做好准备。
（作者系台湾中研院副研究员、台湾大学副教授；来源：昆仑策网，原载“远望”）【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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