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虎拍摄《八佰》，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立意——“中国军人”用自己的牺牲“照亮”了普通民众，唤起他们的爱国热情。
从网上的反映看，
《八佰》“照亮”的效果正在显现出来。
比如就有网友在我批评《八佰》的微博下面情绪激动地留言说：
他喊的是民国的全称，而不是共和国的全称，
不知道这种效果是否正是《八佰》的主创人员想要的？
《八佰》能够如此“照亮”，和影片拍得比较“热血”有关。“当日军抵近企图爆破守军所在大楼时，一位身上绑满手榴弹的中国士兵，毅然从楼上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
老实说，同样身为军人，对这样的战斗方式令人感到极为费解，因为这既违反了军事常识也违反了物理学常识。既然居高临下，直接向敌群抛掷集束手榴弹，不是既可以有效杀敌，又能够保存自己吗？反而是把手榴弹绑到身上跳下会影响杀敌效果，并且浪费时间。有人举出四行仓库纪念馆的布展为证，说这是真实发生过的。这些年来，看过的纪念馆可谓多矣，觉得纪念馆也未可全信。有些声名显赫的纪念馆公然用解放前的照片冒充解放后的照片，他们还有什么假不敢造呢？考证了一下。发现这件事在四行仓库之战发生时，并未见诸报道和记载。1938年，也就是这场战斗刚刚结束不到一年的时间，著名导演应云卫拍摄了电影《八百壮士》，对如此“英勇”的事迹也没有任何表现。实际上，这一“英雄行为”第一次出现，是在蒋经国的授意下，国民党“国军主旋律”导演丁善玺拍摄的电影《八百壮士》中，以后就越穿越神，细节也越来越丰满了。
面对我的质疑，有果粉对我提出反问：既然如此，如何解释《英雄儿女》中王成的英雄行为？按照影片的交代，王成是孤身一人守阵地，子弹、手榴弹都打光了，只剩下一根爆破筒。美军蜂拥而至，他不愿意被俘，才拉响爆破筒与美军同归于尽。
在我军历史上，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还有著名英雄董存瑞。董存瑞更不是为牺牲而牺牲的——因为桥下没有放置炸药包的地方，总攻的时刻又到了，眼看战友冲锋时被敌人的机枪扫射纷纷倒下，他只能用自己的牺牲换取战友的生命。
第一， 不怕牺牲。必要时不惜牺牲、敢于牺牲、以牺牲为光荣；第二， 绝不为牺牲而牺牲。牺牲的决定，只有在不牺牲就不能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才能做出；回到《八佰》本身来，这一桥段由于无法提出“军事上的必要性”而显得很虚假。在几年前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中，就有国军在南京城里排成“千手观音”造型冲向日军坦克的镜头，为的是让最后一名士兵能够接近坦克并将其炸毁。这也是一种完全没有军事常识的战法，只会造成无谓的牺牲，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坦克最怕巷战，因为射击死角和盲区太多，张艺谋为了无限拔高国军的“英雄形象”，居然把国军士兵表现成一群不懂利用建筑物掩护隐蔽接近坦克的“军事菜鸟”。要知道，这些士兵并非不懂战术的新兵，而是“教导总队”的学员，是国军中的精华。
《八佰》也好，《金陵十三钗》也罢，给观众的印象是，牺牲本身成了目的，杀敌反而是次要的了。1934年，鲁迅先生创作了历史小说《非攻》，讲述了战国时代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当墨子来到处于楚国入侵威胁下的宋国都城时，有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待到望见南关的城楼了，这才看见街角上聚着十多个人，好像在听一个人讲故事。当墨子走得临近时，只见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挥，大叫道：“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墨子知道，这是自己的学生曹公子（在宋国做高官）的声音。
鲁迅先生在这里，就是在借“曹公子”的形象讽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东北，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但国民政府的高官和国军高级将领，却喜欢发一些慷慨激昂的空论，以搪塞舆论并欺骗人民。
不过，虽是空论，他们也不是胡乱发的，而是颇有心机。一谈起抵抗，他们就说“我们都去死！”这种高调的背后，所传递的暗示则是：如果不想死，则还不如不抵抗，甚至干脆投降。所以，国民党的“军宣”，大致上就是各种花样翻新的死，久而久之，他们也忘了，抗战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胜利。这种“花样翻新的死”从1975年版的《八百壮士》传染到了《八佰》，又在中美对决的大背景下热映，的确有一种说不出的黑色幽默的感觉。
郭松民：谈谈电影中的“民族大义”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高度一万五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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