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西化经济学家吴市场三年前在中兴被美国制裁的时发表的言论，最近又火了起来，他是这样讲的：“从网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就是由于这个争论使得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就是用更强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比如说有一种口号叫做‘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
长期以来，以吴市场为代表、信奉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西化经济学家，活跃在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严重的干扰，甚至称得上是破坏。中美贸易战、科技战背景之下，一方面，美国以举国之力打压中国高新产业，定点狙击中国的高新企业，甚至不惜长臂管辖，干预他国司法体系，来绑架要挟之；另一方面，以吴市场为首的买办经济学家们，依然大肆鼓吹美国期望中国执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产业政策，在贸易战和科技战中放弃用国家之力和政府调节抵御美国的无理制裁和打压。但凡有点智商和良知的人，都不得不问，这些所谓“经济学家”们到底安的什么居心？
近日，余承东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2020峰会上表示，由于美国制裁，华为麒麟高端芯片在9月15日之后无法制造，将成为绝唱。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水平和自主研发能力仅落后美国3到5年，拥有完整的设计和制造体系，应该说芯片领域我们“祖上很阔”。但是，自1985年开始，中国自主芯片产业不断萎缩，甚至被起步很晚的韩国、台湾等迅速赶超，直至今日中国芯片被美国紧紧卡住脖子，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以吴市场、茅某轼代表的鼓吹市场万能、政府不要干预产业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学者的“功劳”。如今，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印发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号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但这帮曾经误导中国、已被历史证明其理论与主张是错误的西化学者，依然不死心。既然他们老调重弹，为了让不了解历史真相的人们不再被其欺骗，笔者就针对其主要观点进行反驳，不求说服他们，只求在一定程度上正一正视听。
一、 “举国体制就是计划经济”吗？“举国体制过时了”吗？
由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长期荼毒，现在一提举国体制，人们就忍不住联想到“计划经济体制”，进而脑补出所谓的管理僵化、效率低下、浪费资源、抑制人性等等。这些人一方面纠结于新中国前三十年我党在摸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失误，并将其夸大和妖魔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对那段历史进行裁剪和选择性遗忘，新中国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确立的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全国力量办大事，才在建国之初得以外御强敌、内安民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面对的是被列强蹂躏近百年、遭受蒋介石集团黑暗统治并被炮火打烂落后农业国，毫不夸张地说，那是一个比“一穷二白”还糟糕的烂摊子。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党中央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工业化，就是为了尽快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维护国家独立，使我国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当时的首要任务。
在1949年至1976年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在工业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中，需要特别提到的是，从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的“两弹一星”、还有着眼农业长远发展的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和培养推广良种，等等。从1953年到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9%，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1976年的319元。人口增加了将近4亿，但人均粮食由418市斤增加到615市斤。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也翻了一番。教育方面，大学在校生从11.7万发展到56.5万，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由于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普及，全国人口死亡率从1949年的千分之20下降到1976年的千分之7.25，人均寿命由1949年的35岁到1975年的63.8岁，等等。这在当时被世界公认是一个奇迹。我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抒写了无数改天换地的壮丽诗篇，展现了十分可贵的团结奋斗的精神面貌。而这些，都与计划经济和举国体制释放出的巨大能量有着莫大的关系。
刚刚结束多年的战乱，整个国家一贫如洗，财政捉襟见肘，国际战火纷飞，外部全面封锁，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党中央采取集中整个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出发，去攻克一项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业，精准投入、高效产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新中国根本不可能在短短27年取得上述如此大的成就，没有这些成就作为基础，中国就无从改革开放，否则只能沦为又一个民国。
有人可能会说，那是一个特殊时期，现在国家在搞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已经过时，举国体制已经失去价值、落伍了，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首先，要明确的是计划经济并不是过时，邓小平同志认为，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适应了这一部分落后的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因此我们党创造性的在党的十五大确立起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和完善，是由我国现实国情导致的。但是，就像列宁在俄国落后生产力基础上提出的新经济政策一样，那是限于当时所处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辩证唯物主义选择。将来，我们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甚至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充分地、平衡地以及极大地发展提高以后，在高新技术（比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5G）的帮助下，中国势必采用马克思主义原著中所预先指出的那种生产极度发达有序的计划经济体制，但那是将来的事情了。按照这个角度分析，计划经济并不是过时，而是超前的、有预见性的。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私有制下的无序化生产，势必导致生产过剩，最终爆发经济危机，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解决之一矛盾的出路，就是搞计划经济，指导生产和分配。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推动全球化，而全球化过程中，许多跨国公司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出一条有别于传统资本主义大生产的道路，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采集消费者需求（消费者问卷、销量排行以及近年来出现的众筹、预定抢购等互联网商业销售模式等等），通过数学模型模拟下一季度甚至年度的市场销量，从而制定出贴近实际的生产计划，并且根据市场反馈的最新信息调整订单，指导生产。尽管这些单一的企业生产越来越具有计划性，但是整个全球市场中的生产无序性并没有被打破，然而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企业的这一变化，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前瞻性，也说明资本家也已经认识到计划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42年，直到现在，国家层面还在采用五年规划模式宏观上指导和调控经济建设和发展，这也充分说明计划性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而举国体制，严格来说并不是计划经济。抽象地讲，举国体制是政府出面，出于国家目的，集中一定的财力物力人力，完成一件极其艰巨或者重要的任务。但是就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讲，党的领导之下，一定要强调人民性，因此，社会主义的举国体制，应该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由政府或者军队牵头，出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以及根本利益，经过审慎地科学地考量，采取最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方式，集中一定的财力物力人力，完成一件极其艰巨或者重要的任务。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美国的登月计划、美日韩半导体产业发展等等。美国历史上有一件非常值得提起的国家工程，就是修建运河。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广泛，覆盖了近1/3的美国国土，但是它与良港密布的东海岸和五大湖区却因为山脉的阻隔无法连在一体，美国为了充分发展国内运输，不得不修筑运河，打通它们。19世纪20年代初，连接密歇根湖和伊利诺伊河的运河的修建，开始时是由私人承建的，但是由于投入成本太高，周期太长，私人资本难以承担，只好放弃。最终，美国政府不得不亲自主持此运河的修建。运河的修建完成为美国东、西部物产的互相贸易提供了条件，从而加快了国内资本的积累，为美国的工业生产爆发提供了基础。
二、需要“警惕科研举国体制”吗？
我们不应回避和讳言，因为由于曾经一个时期内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等买办经济思维的影响，我们在高精尖领域出现了被欧美发达国家卡脖子的问题。科研的目的，是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点，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否则一项科研成果验收的大会也就成了这项技术的追悼会。在西方国家，因为所有制和产权结构的特性，很多关键性产业的技术推进，都是由私人企业或者机构承担具体研发工作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政府就在此过程中缺席了。
以芯片产业为例，芯片又称为半导体集成电路，而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出现，实际上就是为美国军方研制导弹等武器服务的。起初，集成电路技术在美国发明出来后，市场并不看好，是军方促进了其使用、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和军方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搞了民兵导弹、阿波罗导航计算机以及W2F飞机数据处理器三大工程，将集成电路的可靠性提高了大约1000倍，也促进了器件基础（设计、工艺、测试评价、组织管理）的完善，半导体产业由此跨入大规模生产的门槛。据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马宾在《电子信息产业的作用与发展》一书中披露，美国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以及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学会（SEMI），实际是美国军方研制“民兵II”导弹的产物。军方的投入，不仅促成了集成电路基础技术在短时间内跨越式的发展，而且那时成立的SEMI后来成为全球最权威的集成电路国际标准组织，这对后来美国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技术霸权非常有益。
在半导体集成电路的发展过程中，美国政府认识到芯片产业的起步和发展需要来自各个方面的巨大投入和长期支持，从事相关技术攻坚的企业甚至要面临常年的亏损，因此它非常重视政产学研之间的有计划性的协同。此外，美国制定了许多针对性的政策，加大对人的引进与保护，在硅谷乃至全美范围内，专精尖人才能够在企业、院校以及科研机构之间自由流动；而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的协作下，美国还利用资金和研发环境优势，广泛招揽国外人才。80年代末，因为日本通产省的努力，日本半导体产业在国际市场的份额曾经一度超过美国，“以致1990年的海湾战争，美国导弹中的很多核心芯片，都不得不依赖日本货，这使美国人感到，日本半导体芯片已威胁到美国的产业利益和国家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一贯标榜奉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原则的美国，毫不犹豫地拿起贸易壁垒和产业政策这两个武器，抵制日货，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用市场保护、税收信贷优惠、政府资助组织企业研发等典型的‘通产省’式手段，大力扶持本国半导体产业。经过大约10年的贸易战，终以美国夺回主动权告终。”（《挺起中国的脊梁——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的战略产业》 高粱著）
目前国人非常关心的光刻机技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系统，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精密复杂的机器。现在掌握最先进技术的阿斯麦(ASML)也是在政府及相关机构的大力扶植下才能够发展起来的。“阿斯麦公司在其成立的最初几年，依赖飞利浦公司，靠贷款和政府补贴生存。从20世纪80年代起，阿斯麦就主持和参与了尤尼卡、欧洲信息技术战略研究计划下的数个合作研发项目，从而早期掌握了自主研发PAS5500系列机器的重要技术。2004年，为了开发出极紫外光源所需电能装置，阿斯麦从欧盟第六框架研发计划中获得2325万欧元的资助，与15个欧洲公司、10个研究所和3所大学一起，开展了为期3年、题为“MoreMoore”的项目。2010-2012年，阿斯麦的合作研发项目从欧盟、荷兰、美国政府机构获得的资助金额分别为2950万欧元、2510万欧元和1790万欧元。长期以来，围绕光源和刻蚀技术，阿斯麦得到政府长期、稳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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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政府和院校还开展了配套能力建设。除资助研发和在特殊情况下提供救助（2008年，荷兰政府向公司提供失业基金补助）外，政府在创新环境和创新体系建设方面的努力，对公司具有长远的积极影响。
在创新环境方面，2011年国际智能社区论坛将埃因霍芬智慧港列为‘世界最具智慧的地区’。该智慧港以北布拉邦省埃因霍芬市为中心，以周边40km内（包括阿斯麦）的技术公司和院校为辐射半径。这是一个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官产学研合作计划，包括埃因霍芬在内的33个市政厅与当地主要企业和院校达成共识，决定为发展高技术系统与新材料、食品、生命技术、汽车、设计产业共同努力。目前，荷兰全国企业研发投入的36%、专利的55%、出口值的35%均来自该智慧港。
在创新体系建设方面，高技术系统与材料领域的发展能显著促进能源、食品加工、化学和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发展。2011年，荷兰政府将其作为国家9大优先发展领域之一。由政府协调，以企业为主，院校参与，荷兰为该领域的发展编制了由高技术材料、嵌入式系统、纳米技术、光子、机电与制造、半导体设备等组成的15份产业发展路线图。这些产业的发展具有相互增强作用，非常有利于光刻机工业发展。”（见《光刻机行业巨人的成长带来的启示和思考》，《中国基础科学》2015年06期）
当今中国的日益发展，离不开众多这样的工程，比如航天、登月、北斗导航、抗击疫情、核潜艇、5G建设、高铁等等。
由此可见，国家和政府对芯片产业的扶持非但不是危险的，反而是对该产业甚至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大有利。不仅产业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国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不断发展超越他国，而且产业先进的国家，必得用政府持续扶持的方法，才能保证该产业长期领先于他国。
三、“‘两弹一星’模式不适合芯片产业的发展”吗？
自从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制裁中国开始，中国在芯片上被卡脖子，已经成了公众关心的一个焦点。但是，在思考如何补齐这个短板之时，有人提出可以用“两弹一星”模式发展中国的芯片产业，利用举国体制的优势，从长远角度做打算。
但是有人提出质疑，质疑者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两弹一星’早半年晚半年无关紧要，只要研制出来了就算成功了，投入的资源也是一次性的。芯片投入动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美元，实验室成功、量产、时间这三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不满足就无法产生利润，就意味着失败。更残酷的是，在摩尔定律驱使下，失败者接下来还要站在一次比一次高的平台上与优胜者竞争。如果不能自我造血，每一轮竞赛都依赖外部投入的话，财政也好资本市场也好，都将面临一个无底洞，这与‘两弹一星’那种一次性资源消耗是完全不同的。”
真的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芯片产业的水平是与总投入成本成正比的，而且越早投入，效果就越好。因为，建设一条同等水平（相对于投产时的最先进水平而言）和规模的生产线所耗费的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越来越大（考虑通货膨胀）。马宾曾在《电子信息产业的作用与发展》一书里提及：“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集成电路行业固定资产总投入仅15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仅3亿美元。据报道，现（1995年）国外建一条有一定规模的存储器生产线投资就要2亿美元。”时间仅仅过去大约5年，生产线的建设成本却飞涨这么多，这还是存储设备的生产线，相对于技术成本更高的处理器，差距就更大了。由此可见，越早投资，成本和代价就越低，此为第一点。
第二，半导体集成电路是制造业的原点，是关系国家整体工业生产安全、国防安全以及科技发展战略安全的大事。政府必须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扶持芯片自主产业的发展。一方面，需要高度警惕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凭借其信息技术的高端优势，在芯片、软件等技术产品上“预留后门”，安装程序“定时炸弹”，妄图控制我方系统、瘫痪我方网络。这种网络技术上的相对劣势，平时可能仅仅对经济带来影响，但在某个时候则可能对国家安全带来严重打击。比如2010年6月，伊朗核设施的离心机设备，运行失控并高温自毁，就是美国通过震网病毒实现的，究其原因，就是在于伊朗在国防软件和硬件上依赖他国技术公司。
另一方面，目前也存在美国对我进行报复性封锁的危险。历史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巴统协议达成技术封锁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如今，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旨在全面摧毁中国高新产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以维持它日渐没落的霸权地位。美国多次修改出口产品规则，限制华为使用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和服务。经过多轮制裁，华为的麒麟芯片将面临绝版。如果美国进一步制裁打压中国，并最终在芯片上全面禁运和封锁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三，“两弹一星”模式，并不是指投入的资金规模和参与承担研发的主体一定要严格按照当年那样。“两弹一星”模式是一种居安思危的考虑，是出自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组织科研人才、后勤供给和政治保障，在国家的协同下，有规划地、有步骤地打破技术封锁。它不仅要求专业素质上过硬，而且还要求政治上可靠。而且，当年搞“两弹一星”时并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国家在宣传上说不计成本（陈毅元帅说，当掉裤子也要搞）就真的不计成本产生了浪费国力影响生产的现象，相反地，钱学森在回顾中国的“两弹”研制工作时说：
我们的科技人员爱国是一贯的，是有光荣传统的。聂老总有句评语说：“中国科学家不笨！”的确如此。我还要说，中国的科学家聪明得很！而且中国科技人员都是拼命干的，外国人少有像中国人这样拼命干的。
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当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一系列体制改革，什么都用指令是不行的，但可以搞合同嘛！那也是合同说到的就要做到的呀。
曾经一段时间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我总是解释说：“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
当然，也不能说我们没有错误，也不是说一点冤枉钱都没花。中国的工业、科技那样落后，我还算是在国外接触了一点火箭、导弹的，但是一知半解。所以说不是没有犯错误，不能说一点钱没浪费，这是学费。但是总的看要比国外好得多，原因就是上面讲的两个方面。我还说：“你说不该搞，那好；如果不搞，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中国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境。”
党的正确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科研的科学管理、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以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分配制度，让我国在“两弹一星”上花费的金钱和时间都要比外国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对比，据我所知，在英特尔公司和ARM公司，从事芯片开发的工程师工资远高于国内芯片公司的工程师，而且开发团队的人数和效率上，外企都不如中国企业，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尽管我们核心技术上比对方薄弱，我们的人力成本和投入产出比是有优势的。
当然，这个层次的对比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作为一个国家工程，我们攻坚芯片技术，并不是要去剥削比我们落后的国家，而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为了让国家在全球化竞争中不处于被动，说到底是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被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在技术上继续盘剥。假如有一天中国的芯片技术打破了美国的封锁，在全球范围内，我相信中国的芯片一定比美国便宜，我们会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让世界人民共享中国芯片技术的安全和福利。文章已于2020-08-20修改
来源：淮左徐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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