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这么玩下去，我国的科研就真没戏了

 

▲ 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1955年）

 

本文原系国家级科研机构负责人的自述，作者看来，中国科研表面上看起来一片繁荣，实际深藏危机，如果继续跟班式搞科研，中国科研就没戏了。究竟是一家之言，危言耸听，还是切中时弊，忧患实多？

 

我们在科技服务多年的经验中，深感担忧和压力。科研经费高，基础研究薄弱，长期可持续研究少，没有基础共享机制，大量重复科研，更重要的是，科研成果转化能力不足，好技术离市场太远，科研团队转化能力弱，市场需要挖掘不充分。

 

如此种种，虽乱象多，但也是我们团队前进的动力，聚沙能成塔。共勉。

 

如果再这么玩下去中国的科研就没戏了

 

我30出头就当上教授，35岁当副所长、40岁当所长，应该说发展得很顺。所以我并不是因为自己过得不如意或有什么恩怨才这样说，绝对不是。我其实玩得还比较好，可是如果到了我孩子这一辈还是这个玩法，那就太浪费生命了。

 

其实不只是我有这种想法。我身边一些做科研的朋友，其实也都做得挺顺，但当大家在一起聊天、喝酒，到了最后比较酣畅的时候，就会发出同样的感慨、产生深深的忧虑：如果再这么玩下去，中国的科研就没戏了。

 

目前中国的科研看起来很繁荣、很热闹，但是你如果静下心来，把中国的科研放到世界竞争的大格局里，站在科技发展的大视野上回望，就会发现：不管是基础研究的理论、还是在重大技术的突破，你能看得见的中国人有谁？似乎很难看见谁。

 

原创性的理论极少有咱们的东西，技术领域更是这样——所有改变我们现在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东西，有哪些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的？你再说我们是一个有影响的科技大国，依据在哪里呢？

 

 

▲ 蔡元培先生与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科学家（1934年）

 

跟班式研究盛行

害人不浅

 

我们科技工作者也很郁闷：中国人特别勤奋，我们比国外的同行都辛苦，和他们交流的时候觉得一点不比他们笨。还有，国家给我们的钱也挺多，投入的人力更不比他们少。

 

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制约我国科学研究的，是流行的科研方式——跟班式科研，说的恶心一点，是奴才式科研。

 

跟班式科研的特点是：不去独立思考学科内部的核心矛盾与突破方向，紧跟国际热点，为大牌科学家的理论作无关紧要的修补，有一点成果便自称“重大突破”、“国际领先”；或者紧盯几本流行的科技刊物的研究，改头换面、添油加醋也攒一篇发在影响因子很低的刊物上。

 

这种研究，作为研究生起步时学习与训练还说得过去，但如果作为独立工作以后还这么做，就很可悲了。更可悲的是，由于这种研究方式发文章快、“效率高”，其从业者甚至很快成为科研价值的评判者，并将“从文献缝隙里找方向、以文章数量与引用为标准”等作为科研工作的正途。久而久之，那些课题时髦、文章多的人就大红大紫、名利双收，而那些研究真问题、做真学问的人反而成了孤独的异类，甚至被打入冷宫。

 

 

▲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部分院士合影（1948年）

 

现行的考评政策

与科学研究的根本价值背道而驰

 

我们国家现在的研究大致分几类：偏基础理论的研究，偏应用基础的研究，面对工程的技术开发。每一样东西都是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的。

 

就说基础研究吧。基础研究属于科学部分，它是以探索真理为终极目标的。我觉得基础研究可以和艺术类比，就是说它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以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自然界，以不同于别人的思路来理解这个世界。换句话说，基础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倡导创新的精神。就像艺术，它也有不同的形式和载体，但它真正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去创造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这个过程本身。与此类似，基础研究的价值就在于，我只是去做这个创造，并不在乎我最后能创造出什么，但是我是在试图与你不同——我不是给谁拍马，也不是去给别人抱大腿。

 

与众不同，这本身就是对一个民族精神内涵的丰富。假如说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崇尚——我就是要做不同的认识世界的这样一个人的话，这个民族的希望就来了。在我看来，追求“与众不同”才是科学真正的价值。

 

如果从实用的角度看，基础科学的研究短期内没有任何真的用处，它就是通过创新得出来的结果，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自然本身，从而提升民族的整体素质。所以说，基础研究应该是个品位问题，绝对不能说拼数量、靠模仿。假如说靠模仿、以数量取胜，就脱离了它的本真。

 

但是，我国现在所有的考核评价体系，是不鼓励你去往这个方向上走的。我们也口口声声说创新，但创新的标准，是看谁发表的文章多。

 

我多次作过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委，也当过学科组的负责人，在评审的时候，说来说去，大家最后还是看你发了多少文章、文章引用数这些东西。我们的国家科技奖，每年都兴师动众、请数千名专家评来评去。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不用找我们这些科学家评，你就从中关村找几个三年级以下的学生来评，评的结果肯定会和我们评的高度一致——不就是数数嘛！

 

大家都在这个圈里混，都知道怎么样能够多发文章、快发文章。假如说你在这个领域很牛，你提出一个原创理论，比如说一个人的相貌是由父母的基因决定的，那我马上跟着你这个思路来：我看确实是这样的，但偶尔也有不同，比如你说决定因素是65%，我说经过我研究，得出的结论是67%，对亚洲人来说是63%。这类成果很好宣传，一方面我搞的是“世界的主流”、是站在“世界的前沿”，而且是对现有最权威的理论的突破。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这种工作有用没用呢？有用。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契合科学的精神呢？不是的。但是这种工作是最容易出成果的。

 

当然，抛开利益来谈科学精神、科学价值是不现实的，不能让每个人说为这个东西去殉道。也许一开始要老师教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比如坚持做学科的难点、甘坐十年板凳冷，等等；但当我在坐十年板凳冷的时候，其他同志该拿到的全都拿到了、该当研究员的全都当研究员了，我还在辛辛苦苦当助研——你说那谁坐得住啊！当然坐不住——我也不傻啊，你那样糊弄事我也会干啊！

 

所以，整个就把方向搞偏了。后果之一就是：与我们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最终价值南辕北辙。换句话说，就是把一个民族的科学素质——敢于用别人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思路理解问题的气质，彻底消解了。

 

 

▲ 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1955年）

 

现有的学科体系被冲击得七零八乱

与重大科学突破越来越远

 

还有一个对我触动很大的是，最近各个大学都在争建世界一流大学。我就问他们：建世界一流大学，以什么为指标呢？他们说主要还是以论文为指标。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状：一个国家的科学体系应该有一个完整合理的布局，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能有什么顶上去。而现在以论文为标准的话，大家一定会偏到“哪个热、哪个好发文章”的领域去。

 

比如说，搞航空材料的，可能就都偏到纳米去了，因为那一块发文章快、文章引用率高。但是说起材料，我国是最大的钢铁出口国，同时又是最大的钢材进口国，应该在钢材研究上下功夫。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去参加高铁的讨论，比如高铁列车的轮子、转向架，我们国家能不能做呢？好像是能做，但是做出来又不太敢用。国外的一个轮子要经过各种载荷下的检验，他们多少年都在做这个玩意。但要在中国这么个做法，可能没等实验做完你就被所在的学校、研究所辞退了，因为你多少年都在做一个又不热、又不时髦的东西。这样下来，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有用的东西没人做，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多用处。

 

另外，它会把我们现有的相对完整的学科格局都会打乱。按道理说，每一个学科都应该有一帮人在那里弄，弄的时候当然也要注意学科的更新，但大致上一个学科的格局还应该在那儿，更新也应该是间接的、渐进式的。但在现有的考评体系下，大家一看哪个地方热，就哗一下都跑那去了，把一个学科的体系冲击的七零八落、东倒西歪，剩下的就是一些头发花白的老先生在那里坚守、呼吁。这样，下一个科学的重大发现就和你无缘了，因为人都已经跑光了。

 

每一个重大的突破都是需要经过一个不出重大突破的相对困难的沉默期，比方说十年二十年，这就需要有一帮人顶得住。像在国外，经常有的人十年二十年没有什么大的发现，但是因为他在这个领域的声望，个人收入并不受这个影响。大家都觉得他是这个领域的一个智者，只是说他还没有到时候、拿出东西而已，对他非常宽容。

 

我们现在也说宽容，但各种与物质、与利益相关的都不是宽容的，所以就养成跟班式的研究。这是大多利益的约束条件下优化的结果，不能怪科学家不讲良心——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他必须往这个方向走啊。

 

你要想这件事的话，就会觉得很可怕：跟班式科研不仅冲乱了现有的学科体系，还使得新的重大突破与我们越来越远。

 

 

▲ 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2016年）

 

久而久之

我们的科学家会丧失科学鉴赏力

 

跟班式科研损害的，还有科学家的鉴赏力。

 

就拿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审来说吧。自然科学基金分几类，青年基金这一块，看的还是申请者的基本素质，我觉得它不会有恶性引导；但是当你申请面上基金和重点基金时，就不一样了。你要申请面上基金，就要证明你在这个圈子里小有影响，就得有拿得出手的东西来证明；当你要想去申请重点的时候，你就要拿出更多文章，证明你是这个圈子里能够数得出来的几个人了。总而言之，你要有文章，要有比别人更多、更好的文章。

 

另外，无论是青年还是面上、重点基金，申请者都要说热点的话题、流行的话题，因为评委们会觉得：哦，这个人对前沿现状比较了解。你要是说一个冷门问题，很容易引起意见分歧。虽然基金委也有异议的项目，但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可能，因为异议项目需要几个评委一起联名提出，认为它真的好。但是，说句实话，我在那里开了七天会，那么多项目，看那些“差不多”的项目可能都来不及，根本没精力去看看被别人枪毙的项目里有没有金子。

 

而且，只要是原创性的项目，就一定会和某些评委产生冲突。比方说异议项目拿到我手里审，我过去的工作证明这个杯子是圆的，你却说这个杯子其实不能够用“圆”来形容，而要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那我这个评委本能地就会反感，本能的就会给你挑刺。但是你假如说：徐老师说杯子是圆的，这个理论真的很伟大，但我想在这个基础上看看它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圆、或者百分之九十九圆——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评委一看心情就很顺，就容易给你打勾。

 

因此，凡是原创的东西就会冲击大家现有的观念，甚至会冲击到某一派人——他们过去已经靠这个获取过利益。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被PASS 掉的申请书，理由就两句话：“研究队伍不合理，建议不予资助”——其实评委们并没有去深入地了解，就是很武断地给你弄掉。

 

这样久而久之，最后会让我们的科学家丧失对科学的鉴赏力。现在去开会评审的人，应该都是有帽子、有职位的人，但是你和他们来交流时会发现：不管是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审美或是对学科本身的整体把握，你会发现他们的能力越来越弱。

 

我经常拿基础研究和艺术创作来做比较：现在我国不光没有创造艺术的，而且缺乏有艺术审美力的鉴赏家——科学也是这样。结果就是：你画出来的画那我一定觉得不如印刷品，后者多么规范、多么与国际接轨啊，你那个曲里拐弯的啥玩意儿？

 

如果一个国家的科学鉴赏力丧失，怎么还能创新？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2013年）

 

中国现在的科研

已经陷入一个往下坠的状态

 

还有一个更深的问题。现在成为大牌科学家的这些人，恰恰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们是最早“觉悟”的，所以走得最快，现在可能已经是院士、或者某些部门的科技负责人了。这些大牌科学家也许在夜半醒来的时候，会觉得这样做也有些不妥，但是你要是公开说，就真的是动了他的核心利益，所以这种话谁都知道，但谁也不敢说。

 

所以我们的科学圈里有这样一个怪异的现状：当他（她）有创造力真正能做科研的时候，是在以利益化的方式在做科研；当他（她）做到功成名就，立马会反过来再去做一些真正的科学工作。但说实话，当人超过了五十岁，已经很难做出像样的成果了。

 

为什么说基础研究年轻的时候容易出成果？因为年轻人没有框框、无知无畏、敢想敢做。而成名的科学家脑子里装的书太多、看的研究报告太多了，头脑里有太多“正确”的条条框框了。但是，科学的很多突破都是在这些看似“不正确”的地方出现的。所以许多院士以前是按错误的模式在走，等他当上院士、觉得不再图什么了，反过来再做真正的科研的时候就晚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创造力了。

 

而更多的年轻人，还必须像他（她）的老师一样这么走，因为假如你过早地去钻研真问题的话，你就会被淘汰。所以你要想早点功成名就，也得去复制你老师的模式——以最快的方式爬到山顶，然后在山顶上再去悟道。

 

所以这个事情谁也不好捅破。并且这些人现在已经是占据这样的位置，即使他半夜醒来心里偶尔会惊悚一下，但是他会绝不认账的。

 

因此，中国现在的科研，已经陷入一个往下坠的状态。对于基础研究的那些引导、激励措施，其实是在加速让科学下坠——这真的是一个灾难。

 

中国工程院院士发声：中国颠覆性技术是被专家“投”没的

 

“颠覆性技术，这种创新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出席在上海大学举行的“机械与运载工程科技2035发展战略”国际高端论坛、做主旨报告时，表达的一则个人看法。

 

这个论坛的主办方是中国工程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与会代表近200人，来自海内外的院士就有40多人。

 

所以，听徐匡迪做报告的台下听众，有相当数量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国家科学基金委的负责人——在各类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评审中，他们的作用举足轻重。

 

哪个科研项目可获支持，扶持力度多大，院士们都是具有“话语权”的评审专家。

 

或许是徐匡迪感到“个人意见”说出来后得罪人，发言末了，他频频向台下的学术同道们作揖，而他得到的则是全场长时、热烈的掌声。

 

创新的“顶峰”是什么？正是颠覆性的技术。徐匡迪的报告扣住这一主题开展。他认为，作为一种“改变游戏规则”的前沿技术，真正的颠覆性技术具有两个共性：

 

一是基于坚实的科学原理，它不是神话或幻想，而是对科学原理的创新性应用；

二是跨学科、跨领域的集成创新，并非设计、材料、工艺领域的“线性创新”。

 

而在近期，以颠覆性技术取得创新成功的最经典案例，非埃隆·马斯克（Elon Mask）莫属。继比尔·盖茨、斯蒂夫·乔布斯之后，马斯克成为又一个时代偶像。

 

 

他先后涉足互联网支付Palpay项目、用于未来太空商业旅行及星际太空移民的Space X火箭、颠覆传统燃油发动机汽车的特斯拉（Tesla）电动车以及可能成为人类第五种出行方式的“超回路列车”……

 

纵观这些项目，其核心都是颠覆性的创新技术。

 

让徐匡迪颇为感慨的是，马斯克提出的很多创新点子和想法，乍听起来，在行业内都是有悖主流或常理的想法。

 

就以Space X项目为例，火箭是一个典型的高精尖行业，专家荟萃。火箭在升空过程中，依次完成一级火箭、二级火箭的分离脱落，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火箭推进过程。

 

所以，从来没有工程师想过要去回收脱落的火箭，直到马斯克提出回收一级火箭、“制造出比别人更便宜的火箭，还可回收使用多次”的想法。

 

并非火箭专家的马斯克，仅用数月时间就啃下了火箭推进的原理，在遭遇4次失败后，今年4月9日，他组建的Space X终于在海上成功回收了“猎鹰9号”一级火箭。

 

 

马斯克的另一个项目“超回路列车”也是如此。

 

替代今天的高铁和飞机，这种新型高速运输工具的基本思路是：建成一种人工制造的真空管道，让密闭舱利用磁悬浮技术，能在管道中实现超高速的飞驰。

 

而在交通工程领域，大多数专家们考虑交通工具的提速问题，一般的思维方式都是通过对交通工具外形的改变，减少空气阻力。

 

和业界主流的想法相悖，提出一个行业里的人从来没有考虑过的新问题，这并不妨碍马斯克获得成功。

 

结合这一案例，徐匡迪话锋一转，谈及眼下国内在颠覆性技术创新领域的问题。

 

“在古代，那时没有科技部和教育部，也没有各种支持科研的基金，但是我们却有这么多的伟大发明；可现在，无论是科技部、教育部还是国家自然基金委，在科研投入上不差钱，这么多钱为啥就砸不出创新来？！”

 

之所以抛出“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颠覆性技术难以实现”的观点，徐匡迪说，这正是由颠覆性技术的本质决定的：在新想法、新技术冒尖的时候，大多数人一般都不看好、不赞同，甚至无法理解。

 

而我们国家现有的重大科研项目都是搞专家评审制，专家们坐在一起评审、投票，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把真正具有创新想法的项目给投没了。

 

“对颠覆性创新的意愿应给予宽容、理解与支持。”徐匡迪说，可能对未来产生影响颠覆性创新技术，需要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机制，需要战略眼光以及风险投资机构的支持。

 

而关于这一点，在马斯克的几次创业经历中都有所印证。无论特斯拉汽车还是超回路列车，它们都得到业界支持，还有风投机构适时介入，这都是马斯克能够获得成功的原因。

 

转自华尔街俱乐部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