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两年里，俄罗斯民族主义异军突起，给了苏联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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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苏联解体，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地缘政治事件，要详尽而全面地分析导致苏联解体的各种原因，恐怕需要一本厚厚的学术专著，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够胜任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对其中的一些具体原因进行分析。比如，在苏联的最后阶段，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就是一个重要因素。它以追求俄罗斯民族自身利益最大化相号召，以俄罗斯民族成为苏联解体的最大受害者而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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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共有123个民族，其中俄罗斯人占68％，是绝对的主体民族。
苏联的前身是沙皇俄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帝国。
从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加冕称沙皇（即俄语“凯撒”）建立沙皇俄国开始，到1917年在二月革命中被推翻，在长达370多年中，沙俄先后兼并了外高加索、中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其版图扩张了8倍，征服的民族达120多个。
为了维持、巩固其野蛮统治，历代沙皇均对被征服的民族实行残酷压迫，同时极力煽动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实行所谓“俄罗斯化”政策——非俄罗斯地区的一切重要职务都由俄罗斯人担任，俄语为官方语言，禁止用非俄罗斯语出版书报，学校禁止用非俄罗斯语授课，非俄罗斯民族还经常遭到蹂躏和屠杀，致使沙皇俄国成为民族矛盾最尖锐的国家之一。 法国作家和旅行家阿道夫·德·居斯蒂纳在其所著的《1839年的俄国》一书中说：
“这个帝国虽然幅员辽阔，其实却是一座牢狱，牢门的钥匙握在沙皇手中。”
列宁后来在《关于民族政策》一文中引用了这句话并将沙皇俄国称为“各族人民的牢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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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沙皇——这一维系俄罗斯帝国统一的象征和纽带垮台之后，整个原沙皇俄国的都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
在动荡的1917年，乃至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期间，高加索、土耳其斯坦、巴什基尔、立陶宛、远东等地都有强烈的自治甚至独立要求，在乌克兰、波兰、芬兰等地已经出现了地方政治权力机构。 在这样的背景下，列宁根据他一贯倡导的“民族自决权”主张，认为必须
“取消（沙皇时代）强制的、封建的和军事的联系，代之以自愿的联系，才有利于各民族工人的阶级团结。”
即先给予原沙俄境内各民族完全的自决权，然后再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联盟国家。
在这一思路的引领下，苏维埃政权在前沙皇俄国的版图内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1922年12月29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先签署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并公布了《苏联成立宣言》。
现在一些肤浅的、习惯于用刻舟求剑方式“研究”历史的人，把苏联解体的责任推到列宁头上，说什么承认“民族自决权”是导致解体的主要原因，他们不明白（或假装不明白）的是，不承认民族自决权，就根本不会有苏联。经历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洗礼的原沙皇俄国境内的各族人民，不可能愿意重新返回“牢狱”。
而对苏联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各民族有没有“自决权”，而在于各民族如何相处——这才是决定苏联命运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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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其存在的69年时间里，对民族问题的处理，应该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后，苏共便否认苏联存在民族问题，开始实行实质上的民族同化政策，鼓励异族通婚，提倡族际主义，在语言文化上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等。 1972年，勃列日涅夫在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宣布：
“过去遗留给我们的那种状况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已经彻底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甚至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苏共领导层对民族问题仍然是乐观的，1987年公布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新修订本》中这样宣布：
“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经得到圆满解决。我国民族关系的特点是：各大小民族进一步繁荣昌盛，他们在自愿、平等和兄弟合作的基础上不断接近。”
当然，苏联民族问题的实际状况远非这样美好，不仅各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矛盾，在作为主体民族的俄罗斯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矛盾，只是这种矛盾远没有达到危及苏联存在的地步。
但是，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一两年里，俄罗斯民族主义异军突起，给了苏联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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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的政治体系中，俄罗斯联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俄罗斯联邦没有自己的“俄共”（现在的俄共是苏联解体后成立的），这在15个加盟共和国中是唯一的。此外，俄罗斯联邦虽然也有自己的“部长会议”，但在俄罗斯联邦下属的各个州和边疆区委都直接隶属于苏共中央的情况下，俄联邦“部长会议”几乎无事可做。俄罗斯联邦也没有自己的共和国一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内务部、科学院，也没有自己的电视频道和广播站，而这些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有。 但是，苏共中央、苏联政府的领导人和苏军的高级将领，绝大多数都是俄罗斯人。
这样的权力架构，实际上是以俄罗斯联邦“中央”代行苏联中央的职权，使苏联成了一个俄罗斯人做当家人的“大家庭”。
这同时也意味着，苏联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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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后期，在戈尔巴乔夫所谓“新思维”、“公开性”的影响下，主流意识形态迅速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倒退到民族主义，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统统变成了民族主义派的尾巴，没有人敢站在全苏的立场上提出问题。
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都从本民族本地区的立场来看待全党和全国性的问题，阶级的观念、全党一致的观念、“联盟”的观念荡然无存。
从1989年到1991年，苏联新成立的各种“民主派”组织基本都是以民族或地区为标志的，成员局限于一个共和国甚至更小的区域内(例如，乌克兰的“鲁赫”、立陶宛的“萨尤季斯”等)，没有出现横跨几个共和国的政治组织，更不用说全苏性的政治组织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民族主义以“悲情”面目出现，在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和机会主义政客、野心家的煽动下迅速兴起，其基本叙述是俄罗斯做了全联盟的“大奶牛”，吃了亏。 客观地说，“吃亏”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因为俄罗斯联邦承担了联盟开支的主要部分。据统计，俄罗斯每年输出到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产品要比输入的多300亿卢布，1988年俄罗斯全部利润的61%都上缴中央，用于全苏和其他共和国的发展。 但“吃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各加盟共和国的农产品、能源和工业品等，也回馈了俄罗斯，分布在各加盟共和国境内的企业和俄联邦境内的企业构成了统一的苏联经济体系和国内大市场，更不用说苏联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国际地位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了。 此外，随着一些重要的加盟共和国（如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经济水平的提高，苏联中央从俄联邦的汲取也在逐渐减少，并且这个问题本身也可以在苏联的框架内，通过调整计划的方式得到缓解。
但是，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驱使下，俄罗斯的选择是“分家”。1990年,《俄罗斯文学报》等报刊首先发出了要求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分家的呼声，这种要求迅速成为俄罗斯境内非常强势的声音，任何胆敢反对这种主张的人都会被激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指为“出卖俄罗斯利益”。
在苏联解体已经尘埃落定后，俄罗斯媒体感慨地评论说，俄罗斯人当年急于摆脱苏联，简直就像“因为饭桌的位置不合适就要拆掉整座房子”一样荒唐，
“苏联就是俄罗斯的影子，俄罗斯和苏联搏斗，受伤害最大的俄罗斯自己。”
但在九十年代初期，冷静考虑这个问题的人并不多。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为了使自己这个俄罗斯总统之上不再有苏联总统这个更高一层的行政权威，叶利钦积极推动了苏联解体。 1991年12月7日，叶利钦前往白俄罗斯，瞒着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独自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在别洛韦日签署了协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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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之后，不再充当“奶牛”的俄罗斯，是不是就可以把所有的“牛奶”留给自己喝，从而过的更好呢？
显然不是。 俄罗斯的版图，几乎退回到了300年前伊凡雷帝的时期。 苏联解体，使昔日环环相扣的苏联经济体系开始瓦解，各加盟共和国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开始被中断，原来可以由中央计划委员会免费调拨到物资，俄罗斯都必须支付硬通货，仅此一项，就远远超过了“每年300亿卢布”。
俄罗斯人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以莫斯科为例，1990年莫斯科人均消费各种肉制品、奶和奶制品、蔬菜水果分别是105公斤、436公斤、121公斤；2001年分别减少到60公斤、270公斤和70公斤。
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及俄劳动和社会发展部公布的资料，俄罗斯1998年人口出生率为8.8‰，死亡率为13.6‰，死亡率比欧洲发达国家高2至4倍，新生婴儿的死亡率比1988年前增加了一倍。
俄罗斯民族自诞生以来，人口不断增长。但从1992年起，俄出现了民族史上从未有过的非战争性人口危机。1914年，俄罗斯有人口8990万，1992年达到历史最高点，为1.48亿，2001年减少到1.44亿，预计到2050年，俄罗斯人口将减少到8000万，比1914年还要少990万。
在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人口质量也在不断恶化。由于酗酒人数越来越多，每年冬天仅在莫斯科醉卧街头被冻死的人就有二三百人，俄罗斯2/3的男性和1/3的女性是“烟民”。因酗酒、吸烟、吸毒、性病等各种原因导致双亲健康出现问题，致使婴儿出生时就有残疾的数量在不断增加，2001年，俄罗斯残疾人数已经超过600万。犯罪人数也在急剧增加，许多监狱人满为患，有的监狱因床铺紧张，犯人在床上睡觉要白天夜晚分批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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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俄罗斯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所做的调查，2018年，怀念苏联的俄罗斯民众达到近10年来的新高，约有66%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对苏联的解体感到惋惜不已。苏联解体之后，他们丧失了作为一个伟大强国一分子的归属感，这对他们而言无比重要。
60%的被调查者认为，上世纪90年代初叶，苏联的决策层未尽到应负的责任（苏联领导层背叛了民众），国家的崩溃其实可以避免。 但这些惋惜和遗憾都不能使时光倒流，俄罗斯现在的经济规模，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普京虽然由很强的领导能力，但在形势比人强的格局下，并不能使俄罗斯重新走向振兴。 历史上反复出现这样的情况：最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恰恰成为给本民族造成最大危害的人。俄罗斯从苏联“出走”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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