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美国预测武汉疫情咋那么准？

 

张汉音：先于中国疫情而发出的美国机密情报

 

本文作者张汉音，原籍江苏，上世纪80年代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后应邀去台湾辅仁大学帮助该校发展社会学研究与教学，工作几年后从辅仁大学退休，现住新加坡。疫情期间，他通过分析美国的两份情报和其它相关事实，撰写了《先于中国疫情而发出的美国情报说明什么？》研究文章，发表于《南洋时评》。现为作者进一步修订后请昆仑策研究院及昆仑策网发表的特稿，以期有助于中国高层决策，也有助于全世界认清美国角色面目，警惕和防范同类灾难在未来的发生。    

 

两个月前（3月25日），哈佛大学政治学学者Micah Zenko博士在美国《外交政策》(FP）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本意是批评特朗普政府无视宝贵的情报资源，把美国的防疫抗疫搞得不堪入目；但是，他为此而披露的一个事实却在无意中暴露了武汉疫情（也是世界疫情）背后的玄机。

 

Zenko博士告诉读者，他去年9月在华盛顿与一位主管风险防控的《财富》百强公司的副总裁会面。Zenko博士问他：

 

“您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对方不假思索地说道：

 

“中国的某个地方出现了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毒，现在正在迅速蔓延。”

 

之后，这位副总裁告诉Zenko博士，他的公司在东亚有很多办事处，已经做了一些可以应对病毒威胁和减少损失的准备。

 

副总裁的信息来源应是美国的某个权威部门，很有可能是某个权威性极高的情报机构，否则他根本不会采信并采取应急行动。和这位副总裁同时被告知的一定还有美国商界最高层的其他决策人物。由于必须为商界的这些最高级别的大佬负责，为他们的公司负责，同时也需要为自己的身份和信誉负责，发警报的权威部门绝对不敢用谎言去欺骗他们。

 

但下面我们马上就会指出，去年9月，中国并不存在将会影响工商业运作的高传染性病毒的迅速蔓延。该机构之所以敢把“并不存在”说成是“已经存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也许是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该机构知道此种病毒不久之后一定会在中国出现，然后便会迅速传播，引起疫情的大规模爆发，甚至会波及邻国；在病毒和疫情出现之前发出预警只是为了给美国大公司留出比较多的疫情应对时间。事实是，三个月之后，果然武汉出现了疫情的蔓延，然后就是疫情的大爆发和爆发后的连锁反应。

 

去年9月到11月，武汉是平静的，中国的其它地方也是平静的，没有高传染病毒迅速蔓延的任何迹象。现在已知的中国第一个新冠肺炎患者是去年12月1日发病，8日在武昌住院，当时医生以为他是一般性肺炎。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张继先医生是发现武汉疫情的第一人，她是12月26日在接诊三名肺炎患者之后开始怀疑有疫情，次日做出初步判断后便通过院方向上级主管部门做了汇报。

 

武汉市卫建委在对本市所有的医疗结构进行全面调查之后，发现截至12月31日，各医院总共收治了27名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新冠肺炎患者，症状都与张继先的患者相似。在12月24日至30日期间，根据医院的要求，有两家技术公司和一个研究所的实验室对其中8位患者的病原体检测标本进行过高通量检测，但得出了不同的检测结论。李文亮医生放在朋友微信圈子里的检测报告影印件，上面写的是“SARS病毒”（注：非典肺炎病毒），就是其中之一，是一个错误的检测结论。为了确保判断准确，国家卫健委又专门组织四个高级实验室进行平行检测，才于1月3日明确断定不明原因肺炎是一种与SARS、MERS以及其它已知冠状病毒皆不相同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

 

再过8天，中国疾控中心完成对四株新冠病毒的全基因测序分析，并在整理研究结果之后于次日向全世界做了通报。

 

然后直到1月18日和19日国家卫健委的高级别专家组才在武汉地区获得确定无疑的新冠病毒人传人的确诊证据（武汉协和医院疑似受到新冠肺炎患者感染的14名医护人员，2人于1月18日确诊，9人于19日确诊，3人于20日确诊），并于20日在北京向媒体正式宣布新冠病毒存在人传人现象。

 

因此，美方机构的情报人员不可能在去年9月从中国的医生或检测人员那里获知关于病毒、病毒感染性和整体疫情的信息，因为此类信息彼时并不存在。

 

更重要的是，根据新冠病毒的高传染性以及它对10-16%患者的摧残力度，如果去年9月此种病毒已经在武汉或其它地方蔓延，10月、最晚11月一定会有很大的疫情爆发，而不是等到12月才形成疫情的初步定势。

 

此外，根据新冠病毒的传染率，在没有人为干预去切断病毒传染路径的条件下，每隔6天左右，病毒感染的人数就会增加一倍。

 

如前所说，武汉疫情的蔓延是在去年12月形成的，而不是11月。所以，关于何时武汉出现了新种类冠状病毒的蔓延，美国国家医学情报中心的描述不是完全准确的。但是该中心绝对不敢欺骗国防部和白宫，它一定是获得了新种类冠状病毒已经于近期落地武汉、开始人际感染的信息，才可能接着推测11月病毒已经在武汉蔓延，只是这个推测不够准确。当然，关于病毒的此种信息完全不可能来自中国的医生或中国的病毒检测人员，原因很简单，同样是因为当时中国没有这样的信息。所以，极有可能是前面提到的病毒掌控者用某种方式向他们提供了关于病毒特征、病毒的传染性和病毒已在武汉出现的信息。

 

因此，基于以上事实，人们很难不怀疑武汉的疫情极有可能是在美国某些人直接策划下出现的，或者是在美国某个权威机构的知情、默许和支持下通过某种策划与实施搞出来的。美国政府有责任、有义务迅速就此做出调查，给全世界一个符合事实的说明。世界卫生组织或联合国也应在适当时机就此展开深入调查【注】，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注】世界卫生组织或联合国在调查时还应顺便查清以下相关事实：

（1）美国的生物实验室有没有做过人工诱导促成病毒重组、从而生成新类型病毒的实验？比如把SARS病毒和蝙蝠携带的与SARS病毒高度相似的冠状病毒置于同一空间之内，以某种动物为载体，促成病毒的相互作用与重组，从而导致新冠病毒的形成？

（2）美国在2019年做了两次对抗病毒大流行的演习，都有中情局参加，第一次是从1月开始、持续了8个月的演习，旨在对抗“赤色病毒”（Crimson virus）；第二次是在10月，专门对抗冠状病毒。美国的实验室有没有在第一次演习之前获得新冠病毒？

（3）美国网络自由媒体人George Webb曾在今年3月下旬的一个视频分析节目中指出，Maatje Benassi女士（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运动员，自行车赛手）可能是武汉疫情的零号病人。后来在某种压力下，他从YouTube撤销了这个视频。但是当CNN记者问他当时有何证据能够证明Maatje Benassi是武汉疫情的零号病人时，他的回答是：和Maatje Benassi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的一个知情人告诉他，Maatje Benassi在医院做过新冠病毒的抗体检测，是阳性。武汉军运会在去年10月18日至27日期间举行。Maatje Benassi在20日参加比赛，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可能是已经发病，体力不支，或注意力难以集中），退出比赛；10月25日她和另外几个美国运动员去武汉金银潭医院看病（应该是首先找过随团医生，用药无效，才去当地医院求助）。当时金银潭医院的医生认为他们患的是疟疾，大概是因为他们有发烧、头痛、肌肉痛、怕冷、打冷颤的症状，与疟疾有些相似。不过，这些症状与美国疾控中心4月底给出的美国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典型症状也颇为相似。能够肯定的是，美国运动员不可能在武汉罹患疟疾，因为当时武汉没有疟疾，而且疟原虫侵入人体到疟疾发作相隔10天以上的潜伏期，从他们入境中国到25日前发病只有几天而已。然而，他们在美国遭遇疟原虫侵害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因为美国的疟疾病例很少，每年全国只有1300-1500例。美国运动员来武汉之前在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附近的训练基地参加过集训，离开之前的10月中旬马里兰州气候转凉，不是蚊虫的活跃季节。他们是不是在离美前夕感染了新冠病毒？如果对他们进行新冠病毒的抗体检测，结果会是怎样？

（4）美国有住在德特里克堡附近的网民抱怨，他们在去年10月中下旬生病，很严重，症状像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新冠病毒感染症状。如果对他们进行新冠病毒的抗体检测，结果会是怎样？

（5）根据马里兰州地方媒体The Frederick News Post 去年10月31日的报道，该州10月份有3154人因感冒症状去诊所或医院求医，医生用快速流感监测法检测后发现只有111例是流感患者。其余的人之中有没有新冠病毒感染者？如果对他们进行新冠病毒的抗体检测，结果会是怎样？

（6）美国新泽西州的Belleville市长去年11月感染新冠病毒，21日发病，今年4月去诊所做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发现体内已有持久性抗体IGg，证实了11月的感染。新泽西州以马里兰州为邻。此州10月或更早又有多少人受到了感染？

 

来源：天天问君